严杰夫 托尼.朱特的“失败之书”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美）托尼·朱特 林骧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重病中的托尼·朱特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艰难的演讲。国内引进的首部朱特作品——《责任的重负》的译者章乐天提到这场演讲时说，演讲的主题没有离开过“失败”：“社会民主的失败，民族和解的失败，欧洲和北美互相理解的失败，最终是人类翻过现代史这一页的努力的失败”。陷在对新世纪满满失望之情中的朱特，最后留下一个惊人的判断：“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往的年代。”而这句判断成为朱特晚年作品《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的最好注脚。

    《重估价值》里包含了朱特于1994年到2006年写就的20多篇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涉及的议题包含了公共知识分子、战后欧洲社会的变化、以色列以及中东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于经济全球化。从内容上来看，《重估价值》里探讨的问题似乎不过是《战后欧洲史》的余韵，但细读之下，我们会发觉朱特在前者中做出的思想贡献，显然不亚于后者。

    相对于《战后欧洲史》立足于历史的叙事而言，《重估价值》尽管也是对过去作出的反思，但它的立足点分明是当下。在这20多篇文章里，无论是在纪念战后欧洲所存在的那个“知识分子国度”，还是在反思法国、英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和以色列这些欧洲国家的转型失败，甚或于评判美国近半个世纪内作出的各种昏谬的外交决策，朱特都是在回答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尽管身处和平年代，为什么当下我们的世界却没有能够变得更好，而是在反复地沦于失败。朱特认为，这种失败的根源正在于，走出了20世纪的人们，过于急着将20世纪丢弃，急着将“它的各种争端、各种理论教条、各种理想、各种恐惧在记忆里悄悄地抹去”。人们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

    看着这一切的朱特，终于不得不提醒我们重估20世纪，去反思那些被遗忘掉的人和思想，去拾回在泥沙俱下的时代里被错误扔掉的那些观念和责任，去正视那些已经犯下的错误、走错的路。在朱特看来，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中，起码有两个现象是值得思考和重视的：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消失，一个是国家的作用逐渐受到质疑。

    在《重估价值》里，朱特花了两章的篇幅来评价20世纪的10位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马内·斯帕勃和阿瑟·凯斯特勒已经只被很少一部分人记得；而普莱里·莱维尽管还拥有广大的读者，“却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即使是还算大名鼎鼎的阿伦特和加缪，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之所以不断地提起这些知识分子，朱特并不是想要沉湎于对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怀念之中，而是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

    更重要的是，托尼·朱特的个人经历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相似，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早年都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服膺于社会主义理论给他们构建的愿景。但随着理想的幻灭，他们又纷纷退出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转向社会民主派的立场。因此，只有朱特最清楚他们曾经为何被马克思主义感动，此后又为何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向。然而，冷战的结束，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思想被一同抛弃到历史的角落中。所以，朱特明白，人们由此错过的将不仅是这些天才知识分子的思想遗产，更是错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真正反思的机会。人们普遍低估了其中的魅力，这种魅力恰恰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理论和思想最缺乏的。

    同样，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的作用和价值也越来越受到质疑。诚然，在上个世纪，国家带给人们的记忆并不太愉快，30年代的法西斯、东欧的红色专政，都让人们觉得“国家对于人来说是太过分了”。这种质疑，不仅开始让人们对国家怀有一种警惕，而且连同20世纪“福利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作为一个坚定的“左翼知识分子”，朱特当然坚持国家在公众生活中必须要担当必要的责任，为此，在《乡土式微》一书中，朱特就曾呼吁左翼为此发声，尤其是要肯定国家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方面的作用。在这些领域里，朱特认为，国家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根本不够。所以，在20世纪的福利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一样，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旧东西”一样被抛弃的时候，朱特提醒我们，福利国家事实上产生于20世纪跨党派的共识，是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朱特承认，福利国家在对增长和效率方面会产生障碍，却也指出，它也满足了人们对安全与稳定的普遍渴望。所以，当下的我们不应将它们抛弃，而是应该重新思考，“是什么导致福利国家的产生，我们自己又为何沿袭了这种制度。”如今抛弃福利国家的恶果，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慢慢显现。《重估价值》里，朱特在谈到托尼·布莱尔的英国政策，以及罗马尼亚的转型时，都指出了它们在完全抛弃思考国家后，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陷入的迷惘和混乱。

    在《重估价值》中其他主题的文章里，我们同样能够从朱特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批评中获益良多。这些文章包括对以色列、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批判，也包括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尤其是在以色列问题上，身为犹太人的朱特毫不掩饰对以色列执政者的批评，在他看来，建国已经超过50年的以色列却仍然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样的态度自然与朱特早已厌倦犹太复国运动有关，也同他长期以来保持着独立观察的态度有关。朱特认为，已经在特定领域拥有公信力的知识分子，在参与公共话题时，应从更广泛人群的利益出发，不然，政客和专栏作家都可以宣称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这种独立的态度，让朱特一直以来都在冷眼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乡土式微》的前言“我们的生活怎么了？”中，朱特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看上去一直保持着孤独状态的朱特，却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所罹患的疾病。所以，他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把视线稍稍转回到我们身后，重新看待20世纪的那些人、那些事。只有这样，我们当今面临的那些困境和问题：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社群分裂、恐怖主义……恐怕才有希望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