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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翰伯专稿
胡企林 张瑞均 郑海天:勇者•智者•贤者
怀念恩师翰伯先生
2014.03.14来源:商务印书馆官网作者:胡企林 张瑞均 郑海天浏览人次:127

    恩师陈翰伯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是我国著名的报刊人、出版家。他在小传中自称“青春办报,皓首出书”,而在盛年,他还曾办学达四年之久,在我党的新 闻教育和理论教育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和宣传部门培养了上千名人才。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因亲聆教诲而终生受益。我们永远铭记他,感怀 他。

    为我们“立雪程门”

    1949年6月,翰伯同志从新华社国际部主任的岗位上,调任该社新闻训练班主任。我们都是1949年9月来到这个训练班的。这一期学员,是从京、津、沪等 九大城市招考或选送来的,共283人,于开国大典前齐集北京香山。在新中国办这样大规模的新闻教育事业,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创。
    
    开学那天,我们已编为四个大队,从分驻的四座旧社会达官贵人的石砌别墅中整队来到原香山慈幼院礼堂。新闻班的工作同志们已在礼堂内等候大家,其中一位身材 颀长,戴银边眼镜,着灰布干部服的同志,神态庄重干练,从容踱到队前,以手势招呼各队学员就座。张瑶均是第一队最矮小的女生,便坐在第一排。旁边有位同学 低声告诉她:“这就是咱们班主任陈翰伯,他笔名梅碧华,写过好多文章……”张瑶均一时惊讶。她早就爱看梅碧华那文笔犀利,立论精辟的国际述评了,想象作者是一位才识卓越的女士,原来……。她止不住笑了。“你从哪儿来呀?”没想到正是翰伯同志在问她。她站起来恭敬地回答:“我们机关在北京,我家也在北京。”“噢,都这么近,怪不得乐嘛。”翰伯同志说着示意她坐下。张瑶均很不服气,心想:“家近就乐,家远就该哭吗?革命啦,不至于——”
    
    但在初次见面的领导面前,当然没敢言声。她再一思忖,可也是,头两天,她乘公交车来香山时,一上车,就见有位从南方来的女同学坐在窗边用手绢抹眼泪,她赶紧坐在那同学身边劝慰……

    开学典礼主要是翰伯同志作学习动员报告。他和悦的目光注视着这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他们衣着各异,年龄悬殊,从十八九岁到四十来岁,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 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有读过新闻系的,也有在报刊供职多年的。翰伯同志以深厚的男中音,操纯正的普通话,大家觉得十分动听,也很带劲。他要言不烦,条分缕 析地讲明了我们的学习内容和应有的学习态度。他时而有诙谐,幽默的言语,引起同学们相视而笑。我们心悦诚服地领会着,从此,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我们的理论学习,是直接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闻班经费有限,每个学习组各种著作只发一本,有《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国家与革命》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每天曙光初照,便开始学。由口齿清楚的同学 念,大家听学,每念完一节,便联系思想实际进行讨论,提高认识。有时争论很热烈,又吵又嚷,一组十多人就争抢那本书,或细看或重读,再领会原文。我们的历 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这么打下基础的。

    新闻班的工作同志大都来自延安或其他解放区,只有翰伯同志过去是在国统区战斗的地下党员。他谦虚热诚地团结同志,发挥他们各自的优长。如每周由教务科长许 诺同志,根据学习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分析讲评,翰伯同志称之为“思想漫谈”。我们在露天场地坐在马扎上听,许诺同志讲的极有针对性,深入浅出,生动 又精辟,不论刮风下雪,我们都专注地饶有兴味地听着。“漫谈”对我们提高思想觉悟,有很大的帮助。

    在忠诚老实交待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学习运作中,同学们都比较自觉,无事不可对党言。由于翰伯同志为主任的班领导能正确执行和充分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不搞“整人”,使这一学习真正成为一次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同学们坦诚地展开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谁和谁都没有白眼相加或反目成仇,而是越发相 知和团结。大家心情很舒畅,出来进去大嗓唱着自填词的歌曲:“思想改造嘛呼嘿,放包袱哪嘛呼嘿……”岂但当时,35年后同学们在国庆校庆之际,重返新闻班旧址欢聚,回想这段“香山风雪夜,炉边话平生”的经历,仍深蕴着革命友谊的温暖情味。

    大家政治觉悟提高了,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都要求到边远的地方、艰苦的地方去。曾在公交车上擦眼泪的南方女同学,日后长期在大西北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 记者。我们多年后出差,到黑龙江、内蒙古、大西北、海南、云南和江浙等地,都能与当日同学相聚。不论遇到什么挫折和坎坷,大家不违初衷,矢志忠诚于党的事 业,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奉献终身。

    翰伯同志认为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具有革命的世界观,还应有广博的知识。他精心筹划,为我们延请著名学者、专家、作家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前来讲课:杨献 珍、艾思奇等讲哲学,薛暮桥、狄超白等讲经济学,胡绳、胡华等奖近代史和现代史,叶圣陶、吕叔湘和老舍、赵树理等讲语文和写作,伍修权、徐冰和张志让、张 友渔等讲时事政治,范长江、吴冷西、朱穆之和梅益等讲新闻业务。仅仅半年多的学习时间,竟安排了近百位名家的专题讲座,哪有一个学校能做到这样呢。我们是 供给制,发的墨水是由绿颜料或紫颜料沏的,名家授课时,我们在自己用线钉的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这是导引我们向上攀登的知识阶梯。那紫色和绿色字迹的笔 记本,许多同学珍藏至今。

    翰伯同志事必躬亲。新闻班没有自己的汽车,为延请讲课的同志,他常是早乘“劳大”(中央机关驻地代号)交通车进城,傍晚乘车回来,不辞劳苦地来去百多里。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勤,我们列队去原香山慈幼院礼堂听课,往往见翰伯同志早已站在那里恭候来讲课的同志,帽沿上肩膀上全是雪花。唉唉,他这不是为我们“立 雪程门”吗。

    翰伯同志在燕京读书时,就编过《燕京新闻》。因此,他很注重让我们多一些新闻业务实践。他向新华总社要来每日新闻稿,每个学习组一份,布置大家自己为新闻 稿作标题,并考虑这一新闻在版面上应放的位置。然后,再与当日的《人民日报》等对同一新闻的处理进行比照,自己评判和在组内研讨。由他精选印发的新闻范 文,有些至今我们仍能背诵。一天,突然发下由他命题的时事测验考卷,答卷后严格判分。他在讲评时说,有人认为女同学不关心政治,此言差矣,张瑶均的分数是 全班第一。这一说,大长了占全班人数七分之一的女同学的志气。我们关心国内外大事,对新闻的敏感以及编写文稿的能力,就是这样打下基础的。

    我们的翰伯“腾兹”

    我们那时20岁上下,看见领导同志或年长的同志,往往十分敬畏。但对翰伯同志很快就熟识起来,只敬不畏,感到很亲切。在山路上,在田间地埂上,老远看见 他,我们即使无可奉告,也要大声招呼,竟然学着许诺同志的湖南口音喊:“翰伯腾兹(同志)!”一次,他走了过来,那时入冬不久,他关切地问:“会生炉子 不?”我们七嘴八舌:“谁不会呀!”“两天就学会了!”“我们烧火还特别特别能节省煤哪!”翰伯同志伸出食指吓唬说:“冻感冒了上不成课,可就不合算 啦!”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香山成了我们的家园。自己的家再近,建国后这第一个春节也要在我们团结战斗的集体中欢度。节日期间,2月14日晚饭后,我们在礼堂举行舞会,大家身着灰布 棉制服,在我们自己的小乐队伴奏下起舞。忽见翰伯同志快步走来,一跃而上小舞台,站定向大家宣布:“刚刚广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了!”大家热烈欢 呼雀跃起来,兴奋地把帽子扔到半空里,可伸手接着、俯身捡起的,却不是自己的帽子了,都一式一样嘛。幸而平时也怕拿错,各自在帽里写着名字。于是,大呼小 叫,你扔我递,乱腾腾地挤作一团。不知谁发现一顶干净些的又没写名字,料定是翰伯同志的,就嚷呼着从空中飞传给他,他乐呵呵地一跃接住。啊,多么炽热欢腾 的舞会,翰伯同志也和我们大家一起跳到天亮。

    香山红叶落尽,苍松翠柏上积雪消融,田间青绿的麦苗秀穗,眼见黄熟,我们很有收获地胜利结束了学习。同学们服从分配奔赴各地新闻单位,师生们一次次地热烈 欢送。分配在中央和北京市新闻单位的最后走, 翰伯同志和师长们也来相送。我们只以为往后会经常见面,何必还送行呢。那时也真是少不更事,只觉得革命啦,谁跟谁也不必客气,我们连向翰伯同志和各位师长 道声谢说句辛苦都不曾。卡车开动,我们倚着车帮高唱自填词的歌:“我们是新闻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依恋地回望,翰伯同志还在向我们挥手呢。

    卡车飞驶,我们眼前的大道笔直平坦。我们满心憧憬着,从此一往无前,直奔向壮丽的共产主义。何曾想到会有怎样的曲折和坎坷,甚至临万丈深渊,历十载浩劫呢。唉唉,我们绝大多数同学与翰伯同志这一别,竟睽违30余年!

    终朝迄暮师生情口
    
    历尽浩劫,春回大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同学彼此联系起来,成立了校友会。1981年4月14日,在京的和远道赶来的当年良师益友,云集于北京展 览馆餐厅。忽然谁喊了一声:“翰伯同志来了!”大家迎出去,陪同前来的是三十余年一直跟随翰伯同志工作的高崧和胡企林两位同学。他们搀挽着步履艰难的翰伯 同志,我们不由地怔住,一时悲喜交集。香山分别时,翰伯同志才36岁,正值盛年风华,那么机智矫健,现在却这样苍老病残了。他办学、编刊、从事出版事业, 年复一年地勤劳艰辛。“文革”中屡遭严重摧残。“四人帮”被粉碎后,为夺回失去的时间,他又竭尽心力地日夕操劳。1977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突 发脑血栓病倒。稍愈后,又紧迫地投入工作。1980年此病复发,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大家簇拥着翰伯同志,一如既往,七嘴八舌地都想用三两句话,向恩师倾诉自己几十年的经历。翰伯同志睿智地微笑注视着当日的学生们,那时年纪最小的如今也年 已半百了。大家在欢快喜悦中,也觉凄楚,翰伯同志却很兴奋。他虽然无复当日那样口若悬河,言语有些木讷,但思维仍然敏捷。他语重心长地勖勉大家,要勤奋地 学习,不断更新知识,以后多做些事。
    
    1983年9月5日,张瑶均去福建筹备一次学术会议。在福州机场下机后,匆忙往外走,不知怎么一回头,见翰伯同志正由与他同来的同志帮扶着艰难地步下舷 梯。她连忙跑回去搀扶,翰伯同志说是为编纂《汉语大词典》来此赴会的。天气好闷热,正午烈日当头,他以病残之躯,怎么经得住这样的旅途劳顿呢。送翰伯同志 上了车,她久久站在那里,在感佩中更忧心不已。
    
    1984年12月24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召开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时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副主编的郑海天 主持会务。翰伯同志应邀莅会,高崧和张瑶均因学科相关也前来参加。在三天会议期间,能与翰伯同志日夕相聚,我们都极为快慰。会议在香山饭店开,墙外几步路 就是原香山慈幼院礼堂,35年前第一次听翰伯同志作学习动员报告就在那里,真想在那里同翰伯同志合拍一张照,可时值隆冬风雪,他如何去得。不过,我们三人 还是趁会间休息,顶风冒雪去了一趟。重睹旧址,遥想翰伯同志当日曾为我们“立雪程门”,棉衣棉帽上尽是雪花,不禁感慨万千,更觉惘然。

    翰伯同志莅会虽有他女儿陪同,我们三人仍随时跟进跟出。他在会场上总是全神贯注地听报告和发言,时不时还在笔记本上记一下。看见我们捧上的热茶他也顾不得喝。

    1986年12月24日,由高崧、胡企林等筹划,陈翰伯同志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礼堂召开。在京的和远道赶来的同学 百余人参加。翰伯同志一贯虚怀若谷,从不谈自己英勇斗争的历史。我们过去从别人谈话中约略知道一点,已使我们肃然起敬。纪念会上高崧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翰伯 同志在白区战斗的艰险历程和建国后在新闻教育、理论宣传和出版事业等方面的卓越建树,许多同学竟是初次听到,感叹赞佩
不已。

    张瑶均代表新闻班全班同学作了一首贺词。开头两句取自翰伯同志自写的小传,用的是《满庭芳》词牌,寓意我们皆是翰伯同志的门墙桃李。她在会上背诵贺词: “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沉勇睿智辛勤。振臂呼号,为民族生存。笔战西京陪都,冒斧钺,唤醒黎民。内战急,沪上论坛,挥毫逼鬼神。阴云初晴日,宣传阵地,培 育新人。罹十载浩劫,凛然胸襟。编著何止等身,真无愧共产党人。仰师德,山高水远,吾侪永同钦。”贺词由如今已是大书法家的沈鹏同学书写,镶入镜框。张瑶 均恭敬地捧献给翰伯同志,他含笑接过。回想当日离开香山,我们怎么就没向翰伯同志道声辛苦说句感谢呢。这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向翰伯同志当面表达我们深心的 感谢和敬意。翰伯同志很珍视师生间的情谊,这贺词镜框后来一直摆
放在他书桌前。

    1988年8月25日,翰伯同志去参加他所创办的《读书》月刊出版10周年座谈会,孰料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白天。当晚,他睡后起来一次,又睡下,再没有醒来。我们的恩师、新闻出版界的一代哲人,怀着宏图遗愿,就这样萎谢凋落了。我们闻讯万分震惊,悲痛难抑。

    山高水远  永世缅怀

    翰伯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一支蜡烛,照亮别人,消尽自己,光焰永留在我们心间。我们缅怀他,从早年到暮岁,他是怎样一位当世鲜见的勇者、智者和贤者啊!

    翰伯同志是沉着坚毅的勇者。他自幼爱国,1935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时,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国土沦丧,抗日有罪。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奋勇当先地投入并参与 组织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后担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1936年他大学毕业,在张学良将军办的《西京民报》任总编辑,当震惊中外的西 安事变发生,年仅22岁的他,沉着机智地审时度势,有力地宣传和体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他作为我党地下工作者,在白区战斗12年。他跻身于 国民党办的报纸、民办报纸里,“占住一个位子”,运用机敏巧妙的方式,尽一切可能传播真理,传播我党的战斗和胜利的消息。解放战争时期,他受命于周恩来同 志,在上海创办以“民办”面目出现的《联合晚报》,如该报同人所说,他是在“提着脑袋办报”,在九死一生中,他沉着应对周旋,以革命舆论紧密团结人民,狠 狠打击敌人。直到国民党反动派军警闯进编辑部,前来查封报纸,他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翰伯同志1958年调到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为该馆重新创业。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我国文化学术的繁荣而竭尽全 力。他勇于顶住极左的种种压力,致力于翻译出版古典学术著作,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为此,他认真地带头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学情书情,与 专家学者广交朋友,平日乐于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从善如流,善与人同,更知人善任,因而译事进展比较顺利,“文革”前已印行200余种。但在“文革” 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这类译著以及商务出版的不少中外语文辞书(如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都被诬陷为“封资修”、“大洋古”的“黑标本”。

    “文革”期间,翰伯同志作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完没了地遭到批斗。他气度凛然,揽下全部责任,去承担那“该万死”的“罪”,以保护下面的同志 和一些学者。以下几个事例,胡企林感触至深。1960年,胡企林出面约请李宗正写了一本书名为《马尔萨斯主义》的《知识丛书》读物,起先是出试印本,正式 出版时,翰伯同志考虑到该书最后一章着重宣传人多是好事,不合时宜,因此在胡企林的提议下,他以个人的名义给作者写了一封诚挚而热情的长信,建议作者将这 一章删掉,经作者同意后实行。“文革”时,作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条罪状,翰伯同志、胡企林和作者都遭到查究。但翰伯同志无论在被批斗时还是在“交代 材料”中谈到此事,都独自承担一切“罪责”,既不下卸,也不外推。1960年前后一段时间,翰伯同志作为沟通情况,商谈问题,征求意见的一种形式,每隔一 个星期就在晚间找几个同志聚谈一次。经常参加的有高崧、骆静兰和胡企林等。“文革”初期,此事被揭发,他们被列为陈翰伯的“智囊团”。翰伯同志又把责任包 揽下来。在逆境里,他还多方关照下面的同志。约在1968年夏秋之交,商务的“黑帮”们在翠微路该馆内集中住进“牛棚”。胡企林想减轻自己深度打鼾对同志 们睡眠的影响,自愿把自己的铺盖铺在通铺最靠门边的位置上,可翰伯同志不顾那时他已近老年,定要把自己的铺盖铺在上述那个位置上,说他要给大家挡挡风,毫 不顾及胡企林铺盖的位置近在咫尺。在身受种种难以忍受的折磨之际,他依然保持着舍己为人的勇者本色。事隔30年,胡企林说及此事,含着眼泪,哽咽得语不成 声……

    这里还想联系谈一点同样反映翰伯同志高尚品格的事情。我们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原招考条件是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录取入学后即为供給制干部待遇。1949 年11月新闻班改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将新闻班重新定名为北京新闻学校。翰伯同志作为副校长,实际负责学校的一切工 作。我们算是该校第一期毕业的学员,这个学校究竟是什么性质、什么层次的?如何确定这批学员的资历和学历?成了我们在评定职称、确定待遇时经常受到质疑的 一个问题。许多同学不得不写信给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翰伯同志,翰伯同志即不厌其烦地通过组织一一出具证明。他对他的学生们就是这样负责到底的。我们有 一位女同学,从50年代起因受错案牵连,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文革”后,她已年过半百,翰伯同志还尽力为她联系有关单位,以实现她从事新闻工作的夙 愿。

    在儿女们回京工作等问题上,翰伯同志的高风亮节,更显而易见。其在外地的儿女中,有的是在大学毕业后支边,在宁夏教了十几年书,才自己联系回北京工作,有 的是“文革”中的知青,上完大学后才被分配到北京。翰伯同志从没有凭自己的地位和关系,让他们受到什么“照顾”。不仅如此,即使他们回到北京,他也不让他 们及其亲属进出版局或出版系统工作。但是,翰伯同志对出版单位中有夫妻两地生活等问题的,却时时挂在心上,不惮烦劳地尽力帮助解决。胡企林的住在外地21 年的妻子,就是在翰伯同志的深切关怀下调来北京的。

    翰伯同志是博学多能,深谋远虑的智者。他年轻时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极富智慧地进行坚韧的战斗。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他编报也注意结合时事,提供背景性 资料,给读者以知识。建国后,他办学办刊,更都注重让人们增进知识,启迪智慧。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要求编辑人员学习理论,学习“四史”(世界通史、 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学说史),并通晓一两种外语。他率先垂范,填写读书月报表,以带动和形成全馆好学重问的良好风气。新时期以来,他倡言“读书无禁 区”,认为凝聚在书籍中的人类智慧,我们理当汲取。因此,他创办了以中外书籍为中心的学术评论性月刊,打开窗户,扩展人们的学术视野。直到他逝世前不久, 仍热切关注着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

    翰伯同志自谦:“学问上毫无专长,在事业上也无建树”。实际上,他学识极为广博,更具深谋远虑,历来奋力求新知,务实学。他为我国现代化的科学文化事业,做了基础工程性的和开拓性、超前性的卓越建树。

    翰伯同志是一位具有共产党人崇高人生境界和道德风范的贤者,他把自己完全交给党的事业,个人得失荣辱安危死生在所不计。他的英勇和智慧都根源于此。年轻时 在白区战斗,时时冒着生命的危险;晚年时时受到重疾的折磨,他本可疗养休闲,颐养天年,却辛苦劳瘁到生命最后一天。他在小传中说:“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 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他确实是以无私的奉献,作为人生最大的安慰。

    德业双馨的翰伯同志,永远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典范。感念畴昔,在悲痛凄怆中,景仰之情,不能自已。我们唯有继承他的未竟之业,无私奉献,以慰恩师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