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纪念陈翰伯专稿
纪念陈翰伯专稿
高崧:青春办报 皓首出书
纪念陈翰伯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十年
2014.03.14来源:商务印书馆官网作者:高崧浏览人次:112

    陈翰伯同志一辈子干的都是编辑工作。解放前干的是报纸编辑工作;建国以后,除了初期有几年从事新闻教育和理论教育工作外,干的是杂志和出版社的书刊编辑工 作,他自己用“青春办报,皓首出书”八个字,形象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经历。至于他说自己“学问上毫无所长”,“事业上也无建树”,这乃是他的自谦之辞。新闻 出版界的同仁,凡是和他有过交往的,读书界的同志,凡是看过他写的书和文章的,都知道陈翰伯的学问功底是深厚的。解放前陈翰伯以梅碧华为笔名,写过很多国 际问题的专著和时事述评,在蒋管区的读者中是脍炙人口的。他对人民新闻工作和出版工作有强烈的事业心,就拿十年动乱之后,他出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这段工作 来说,他不顾在“文革”中三次受到冲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仍然全心全力地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战斗之中。在劫后余生的花甲之年,他仍然事事经心,件件过手, 自然不免心劳力绌。1977年,一次在青岛主持会议,当场病倒,经医院诊断是脑血栓,他本该作长期休养,但他出院后又照常工作。1980年,脑血栓再度发 作,从此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他承认自己“垂垂老矣”,但壮心不已,仍然要当一匹“老骥”,他的强烈事业心是十分感人的。

    陈翰伯的编辑生涯,从他1936年进《西京民报》,到今年已整整50年。我生已晚,对陈翰伯在解放前的办报生活,一无接触,难以尽述。解放后的30余年, 虽然在他领导下工作,接触比较频繁,对他这一段经历,不能说不了解,但出于我的迟钝,平日一无记载,也少细心体会,而今骤然命笔,竟不知从何说起。为了撰 写此文,我不得不作点调查,并向陈翰伯作了几次采访。

    陈翰伯在燕大新闻系学习时,在学校里主办过燕大学生会会刊《燕大周刊》, 在新闻系办的实习报纸《燕京新闻》当过记者和编辑。这算是他编辑生涯的开端。

    1936年大学毕业,走上社会,进的第一家报馆是张学良将军办的《西京民报》,陈翰伯来到西安,正是“西安事变”的前夕。在那样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下, 《西京民报》作为东北军的机关报,每天怎样处理报纸的言论和新闻版面,对于一个老报人,也是十分棘手的。而陈翰伯当时是一个刚刚入世的22岁的年轻党员。 他进报馆不久,就当起总编辑的职务,担子更是不轻!陈翰伯向笔者讲了一段故事,说明环境是多么复杂:进《西京民报》之初,每天都见到新闻稿中有几天“剿匪 捷报”,陈翰伯毫不犹豫地给扔进废纸篓里。一天,张学良派人来找陈翰伯,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捷报’,是我们自己编造的,报上要登出来,骗骗蒋介石。”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红军之间早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秘密协议,但在场面上张学良又不能不拿这个“捷报”来敷衍蒋介石,陈翰伯权衡局势,只好把这些“捷报” 打发在报屁股上。某天,“西北剿总”又送来一篇所谓“红军俘虏营访问记”。其实哪有什么俘虏营,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张学良为了敷衍蒋介石,不得不搞这 个把戏。陈翰伯说,诸如此类,几乎每天出报,都要遇到一些难题。做地下工作,有地下工作的纪律,不能遇事请示上级,只能自己当机决断,真是难啊!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蒋介石调防安徽,《西京民报》停办,报纸器材随军东迁,在一次渡河中全部损失。陈翰伯没有随东北军转移,留在西安,于1937年3月经宋绮云介绍,进杨虎城将军办的《西北文化日报》,继续从事协助进步人士办报的工作。

    陈翰伯在《西北文化日报》,既不担任报纸的领导工作,也不公开露面参加社会活动。时值抗战前夕,各种抗日救亡的社会活动很多,陈翰伯杜门不出,唯一的任务 就是守住报纸的版面。每天的重要新闻,他都要仔细揣摩,先是决定取舍,继而研究如何剪裁或改写,版面上孰先孰后,都要精心安排。标题上更是字斟句酌,反复 推敲。“七七事变”那天,陈翰伯标了这样的头条新闻标题“沟桥一声炮响,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示抗战到底,决不中途妥协的信念和决心。其后, 陈翰伯受杨虎城的请托,主持笔政,每天写社论一篇。这张报纸,既要坚持团结抗战的进步又要保持西北地方的色调,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有理有利的合法斗争,社论 如何立论,如何措词,真是煞费苦心。

    1937年5月,陈翰伯以燕京大学校友的身份,应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请求,陪她去延安采访。陈翰伯作为斯诺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为躲避国民党的 搜查,常在斯诺家聚会活动,和斯诺夫妇早就结下一段不寻常的友谊。他陪斯诺夫人在延安访问一个月,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贺龙和萧克等中央领导同志。
 
    陈翰伯在西安工作到1938年底,经党组织批推,转到成都,进了成都的《新民报》。这个《新民报》,不是那个名气比较大的陈铭德办的《新民报》,主办人钟 汝是四川的一位进步人士,他在抗战初期主编过《国难日刊》,办了3个月,即被国民党查封,钟以后依托四川一个地方实力派,又办起了这张《新民报》,陈翰伯 在《新民报》,仍然专管写社论工作。


    那时,大后方的报纸,除我党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外,所有新闻来源,都依靠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为了打破中央社垄断的局面,党组织和救国会李公朴等进步人 士联合办了一个“全民通讯社”,没有电台,就以邮代电向各报提供通讯稿。为避免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这个通讯社不设在重庆,而设在成都。陈翰伯在“全民通讯 社”负责发稿工作。“全民通讯社”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里有自己的战地通讯员,通过这个渠道,向全国各报发了许多战地通讯。有些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报道,也 由此披露出来。

    陈翰伯在成都立足不住,于1942年到重庆。经党组织安排,在孔祥熙办的《时事新报》任新闻版编辑,其后又担任过资料室主任、采访部主任等职。
 
    1945年,陈翰伯离开《时事新报》,经浦熙修介绍进了陈铭德办的《新民报》。《新民报》有日报和晚报两张,总编辑方奈何负责日报,陈翰伯任副总编辑,负 责晚报。日报言论倾向国民党,晚报倾向进步。一个老板办的两张报纸,却经常吵架,同一条新闻,日报作如此报道和评论,晚报却作如彼报道和评论。陈翰伯利用 晚报的特点,大办各式各样的副刊,通过传播知识和趣闻轶事,宣传进步思想。

    根据国共两党和谈,国民党政府原来许诺《新华日报》办上海版,党组织在上海积极筹办办报器材,已经就绪,可国民党采取拖延策略,迟迟不发许可证。周恩来以 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在南京,指示负责筹办上海版报纸的潘梓年、廖承志、姚溱、梅益等人,改办《联合晚报》,陈翰伯正于其时到达上海,乃派陈翰出任《联 合晚报》总编辑。

    《联合晚报》实际上是一张由我党驻南京代表团直接领导,而以民间报纸面目出现的群众性报纸。周恩来曾指示陈翰伯:在上海这个地方,由我党直接经办的报纸仅 此一家,一定要注意斗争策略,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能多办一天就是一天。遇到紧急情况,不能来马思南路找我,要你自己精心处置。

    《联合晚报》从1946年4月创刊,到1947年5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共坚持了13个月,受到周恩来的嘉奖。笔者采访陈翰伯 时,他就这段工作谈了一番体会和感受。他说:在白区工作,头脑要沉着冷静,切不可以感情代替政策。他举了处理美国水兵杀害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这个事件。 《新观察》1984年第十一期一篇回忆文章,说及《联合晚报》副刊上一篇文章触犯了地检处书记官许少勇,陈翰伯说许不是书记官,是美军的翻译官。这位翻译 官向法院起诉,控告《联合晚报》犯诽谤罪,报馆交出人来。回忆文章赞许陈翰伯明智地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从而化险为夷。陈翰伯说,其实我当时头脑并不冷 静,打算出庭抗诉,要学台尔曼一样,利用国民党法庭,公开揭露国民党法西斯。幸亏报馆经理王纪华打听出这位翻译官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与国民党关系不 深,才得以私了的方式了结此案。再有一次,副刊上选登了一幅丑化宋美龄的漫画,已经浇好版,就要开印,临到的签大样时,还是抽了下来。

    陈翰伯从1936年进《西京民报》,到1948年11月,奉组织调动,离开上海北上天津,在白区从事新闻工作12年。他自己是这样总结这段编辑生涯的:我 参加的报纸前前后后有六七家,大体上是两类性质的报纸,一类是国民党人办的报纸,张学良和杨虎城办的报纸,和孔祥熙的当然不一样,陈铭德又和他们不一样。 我在这几家报纸里,占住一个位子,能起多大作用,就起多大作用,当然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为无论怎么干,你改变不了报纸本身的地位。我干的都是编辑工作, 不外写稿和发稿,心思都用在字里行间。从新闻业务上说,我喜欢配合新闻报道,搞一点资料,一是给读者以知识,帮助读者了解时事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一是在新 闻资料里,可以做文章,多少反映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写社论,比处理新闻稿要困难得多,有时不得不采取“伊索寓言”式的笔法,我利用这个子,尽可能发表一点 进步言论,这就是我所能起的作用。为了斗争的需要,有时也要写一点和国民党短兵相接的东西,这要看时机,看火候,充分利用这些报纸的独特地位,登出来,既 不会暴露自己,也不会使报纸为难。另一类是我党自己办的报纸和通讯社,这就是成都的全民通讯社和上海的《联合晚报》,在自己的报纸里起的作用,自然比国民 党的报纸要大一些。但也要讲求斗争艺术,赤膊上阵不行。在全民通讯社,我们发过不少被国民党封锁的战报,发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通讯,这些新闻稿子直接 作为新华社的消息,肯定登不出来,全民通讯社的面貌比较隐蔽,反而能被一些报纸登出来。在上海的《联合晚报》,自己直接发新闻,发社论,比起全民通讯社发 电讯靠别人报纸登载,作用自然更大些。当时在上海,党直接领导的舆论阵地,只有一报一刊,一刊是《文萃》,它先于《联合晚报》被查封,最后只剩下这一报 《联合晚报》了。

    《联合晚报》的采访主任陆诒,中途奉调去香港,陈翰伯以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里里外外都得一手抓。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报社内的党员都是单线领导,彼此没有 横向联系,许多事情只能自己动手,陈翰伯事必躬亲的作风,大概就是这样养成的。陈翰对笔者诙谐地说:那阵子,除了对外时时警惕国民党的捣乱,还要“对付” 自己身边的年轻人,他们写的稿子都要骂几句国民党,不大讲究斗争策略,我删了他们的稿,他们就向我“抗议”,这真是两条战线的斗争啊!

    陈翰伯在白区工作12年,除了编报办报而外,还先后主编过3个刊物,1942年在重庆时,与戈宝权、孔罗荪合编《学习生活》,时间不长,就被国民党政府吊 销登记证而停刊。其后陈翰伯又在中外出版社和刘尊棋、孙伏园共同主编过《文汇周报》,把苏联和英美报刊上的好文章编译汇编出来,用洋人的嘴说话,国民党的 新闻检查官奈何不得。1947年5月上海《联合晚报》被封以后,陈翰伯又和周建人、陈原合编《读书与出版》。这个刊物干得不长,最后也挨了国民党查封。这 是陈翰伯编辑生涯中的又一篇章。以上是陈翰伯自己说的“青春办报”的前半生经历。

    陈翰伯于1948年11月离开他紧张战斗两年的上海,北上天津。
 
    1949年2月,陈翰伯到西柏坡,任新华总社编委兼国际部主任。未几又改任总社新闻训练班主任,为迎接全国解放,培训新中国新闻事业人才。
 
    陈翰伯从1949年6月至1953年5月,整整4年,一直从事新闻教育和理论教育工作。这4年中,这个训练班改隶两次,建国以后,新华社新闻训练班改隶中 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训练班改名北京新闻学校,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兼任校长,陈翰伯任副校长,主持校务。1951年北京新闻学校停办,机构改隶中央宣 传部,改名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干部训练班,胡乔木、胡绳分任正副班主任,陈翰伯任秘书长,主持班务。4年期间,这个训练机构共办4期,学习期限长短不一, 每期招生人数不等,学生来源也有多种渠道,北京新闻学校招收的学员,既有大专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有从事报业工作多年的记者、编辑。宣传干部训练班除继续招 收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学生外,又从全国各地抽调地县两级宣传部长来班培训。学习课程除新闻和宣传业务外,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课。4期累计培训学员达 1000人之数。学习结业后,原在职干部基本上回原单位工作,其余分配在全国各地新闻、出版和宣传部门工作,这些人今天多成为这些部门的业务骨干。
 
    1953年6月,陈翰伯调任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具体主管理论刊物《学习》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是陈翰伯继解放前在白区办的3个刊物之后,办的第4个刊物。

    陈翰伯自己对《学习》杂志这段工作,感到不尽满意。他主张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要结合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宣传,不能孤立地就几门马克思主义 理论课程作讲坛式的照本宣科。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杂志作为一个理论刊物,应该经常探讨实际工作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 陈翰伯自谦地说,由于自己理论修养不足,对实际又缺乏了解,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很难改变原来的一套宣传格局,因此刊物从内容到文风都比较单调,多少有教 条主义倾向。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一个革故鼎新的大好形势,1956年底《学习》酝酿改版,出过两期试刊,于 1957年起正式改版,并缩短刊期,改月刊为半月刊,但好景不长,1957年6月反右斗争后,形势逆转。也就在这年年底,陈翰伯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处调到中 央文化部直属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这一年,陈翰伯44岁,正值壮年,人未老,头发也不白,不过他自己说是“皓首出书”,从这时起,进入他 的经历的后一个阶段。

    陈翰伯在商务,和他在白区办报的时间一样长,是12年。这12年中,实际工作时间只8年光景,后4年是在“文革”时期,人被揪,书被封,单位被扫地出门, 统统送进千校,人人下地干活,和书本已是绝缘的了。1970年,陈翰伯被军宣队宣布“解放”,旋经周总理提名调回出版口,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但在“四人 帮”横行下,陈翰伯在人民出版社坐了几年冷板凳,以后干脆作为“反回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出版口的代表人物,一再挨批挨斗,编书的事,他几乎无 从沾手。所以,陈翰伯“皓首出书”的经历,笔者就只写他商务这一段。

    1958年初,陈翰伯进商务时,商务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合在一起,陈翰伯调来前,上面已是决定把商务从高等教育出版中分立出来,另将时代出版社并入,恢复 商务这块老牌子。所以陈翰伯一来,首先忙的事是跟一家分家,又跟另一家并家。这件事到1958年4月初完成。上面给重建的商务以两项出版任务:译出版外国 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二是编辑、出版中外语文辞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就商务承担的前一项出版任勇翰伯风趣地说,这是一桩“洋务”,商务就是搞”洋 务”。后一项任务,也是老商务的传统出版业务,但解放后的商务,业务紧缩,并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后,只承担重印一些古籍书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大学教科 书,要重新承担编纂中外语文辞书,没有编辑力量,而时代出版社拥有一批外语编辑人才,所以将时代出版社并入进来。

    安家就绪,陈翰伯依据中央规定商务的出版方针和任务,立即着手抓这两类图书的规划工作。一家出版社的规划,当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有关整理和翻译中外文化遗产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1956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 并酝酿成立“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后一个小组规划的书目,正是商务要抓的规划。陈翰伯去拜访文化部长沈雁冰,请他尽快把这个翻译规划小组正式组建 起来。商务就可有个靠山。沈雁冰要陈翰伯去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张友渔和潘梓年二位。这二位答允给陈翰伯以协助,并且从他们手里弄到一份外国学术著 作翻译规划的书目。这个书目是全国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按学科分门别类提出的,具有权威性,但是这个书目洋洋大观,列书不下几千种,面对这样庞大的规划, 究竟从何下手,要根据轻重缓急,以及自己的编译力量,从中作一番选择。订出一个可行性的计划来,陈翰伯里里外外,找人请教,组织编辑部的人一起讨论、研 究,最后由他集思广益,提出了一个选目的方针性意见,这就是:以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作为先期编译的项目。从中再划出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部分著作作为重点。有了初步意见,陈翰伯又请示上级审批,最后就这样定了下 来。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中一家历史最久的出版机构,它在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里享有盛誉,但解放后的商务,基本处于停业状态,老人渐渐淡忘了它,新人 竟有不知出版界里有个商务印务馆。自1958年起,这些古典学术名著的译本逐一问世,商务的名声才又响亮起来。1982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建馆85周年, 把逐年出版的名著译本单行本汇编成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问世。第一辑选印50种,至1986年共印4辑200种;200种书绝大部分是在陈翰伯主 持商务工作期间,即1958至1965年这几年内出的书,1966至1976年整整10年功夫是白过了,还有一部分译本是1976年后出版的。

    人们说,做编辑工作,第一步要抓好选题,这是一点不错的。出版一本书,从作家写稿或翻译家译稿,到编辑审稿、定稿、再送到印刷厂里排、校、印,一本书出版 出来,不知要花多少人的心力,选题抓对头,这些心力就花得对头;选题不对头,这些心力就事倍功半,甚至白费,若是坏书,更是帮倒忙。你现在可以说,陈翰伯 抓规划,抓选题,抓得有眼力,抓得有成绩,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动辄批大、洋、古,批封、资、修,这些马克思主义前期的书,不是封就是资,既是洋又 是古,部头又是大大的,其中还出过一些当代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译本,那就更犯忌,能不叫人提心吊胆吗?陈翰伯就商务出书方针,不时向中央宣传部请示汇报, 周扬给吃定心丸,说古典书是文化遗产,出当代著作是知己知彼的需要,都可以出,方针没问题。编辑部里的同志一边忙着译书、编书,一:边也捏着一把汗。陈翰 伯对编辑部的人说,我们出的书上面认可,大、洋、古的书,要担风险,我们商务是“避风港”。可文化大革命一来,中宣部成了“阎王殿”,商务不仅不是避风 港,恰恰处在风口浪尖上。

    商务在1959年一度由中央下放北京市,归北京市委领导,市委一位文教书记对商务出的一些书,就作了严厉批评,说这么搞法,不是贯彻双百方针,是搞资产阶 级自由化。罪名不轻。怎么办呢?就此罢手?这是中央既定的出书方针,不能收。市委的批评,又不能置之不理。几经周折,竟找出了处置的办法。办法之一是成立 自办发行部,有风险的书,一律作内部发行,不经新华书店发售,由商务自办发行,控制发行面,以免“扩散”。所有内部发行书,在内封上一律印出“内部参考, 不得外传”字样。办法之二是每本书前撰写批判性序言,名之曰“消毒”。陈翰伯为了加强序言工作,在编辑部里抽出几个人组成序言组,专司其职。为给编辑部示 范,陈翰伯自己动手写序,编辑部或译者写的序,他一定要亲自审定,决不轻易签发,遇有拿不准的,要把序稿打印若干份,四处请教,或请人来开讨论会,必要时 还再送审,不可谓不谨慎周全。慢慢地对这些大、洋、古的书,究竟如何写批判性序言,摸出点经验来,陈翰伯分别从政治上和业务上总结出几条要领。政治上的要 领是三宽三严:即古典书从宽,当代书从严;学术问题从宽,政治性问题从严;内部发行书从宽,公开发行书从严。其实学术批判,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无 所谓宽严,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一切都要讲个“政治挂帅”。业务上要求序文要包括如下四个内容:一是介绍其人其书,二是其书在当时的写作背景和作用,三是其 书对后世的影响,囚是版本源流。有此四条倒确实给读者阅读原著起一点指引作用。

    在组织稿件工作上,陈翰伯执行的是一套“开门办社”的方针。他借用老商务的传统说法,唤著译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出版社能否出好书,就看出版社会不 会联系著译者,能否组织到第一流著译者写书译书。他在编辑部提倡编辑要和著译者交朋友,从众多著译者中遴选最适合承担的对象,只要组稿对路,译稿的质量是 有保证的。他不主张编辑坐在家里等稿子,不主张编辑当语文教员,把稿子改得满篇红,强调要尊重著译者的风格,在文风上不强求一律。遇到问题,要和著译者多 商量,不可强加于人。写书过程中,编辑要经常去拜访他们,不是单纯去嘘寒问暖讨一些问题,编辑部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也就及时传达给著译者,这样不仅编辑和 著译者的关系融洽,而且交稿以后,编辑已相当了解译著情况,审稿的进度就可以大大加快。从1958至1965年短短七八年间,商务出版了外国哲学社会科学 重要著作译本不下200余种,这样的高效率,和陈翰伯执行的“开门办社”的方针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收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一些译本,质量是上乘的, 有些名著可以说是名家译名家,如朱光潜、贺麟之译格尔,郭大力、王亚南之译亚当•斯密,周建人之译达尔文,杨东莼之译摩尔根,皆是一时之选,使这套丛书大 为增色。于此也可见组稿工作在出版社各项工作中是重要的一环,不可不精心处置。

    1959年社会上刮起“共产风”,提倡著译家写书译书不要稿费,显然这种作法是不利于繁荣创作,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因而也注定不能持久。果然,一两年后, 重新恢复了稿酬制度。但在极左路线支配下,标准定得很低,稿酬微薄,以译稿言,每千字最高才7元钱,编辑部怕人指责搞资产阶级法权,还不敢按高档付酬。陈 翰伯为编辑人员承担责任,要他们顶住压力,“高抬贵手”,尽可能按高档开付槁酬。当时有预付稿酬的办法,一经和著译者签订合同就可预支一定比例稿费。编辑 部怕受人议论,也怕出版社开支过大,不敢广泛约稿,有点束手束脚。陈翰伯又向编辑部进行疏导,他把编辑部的存稿库比喻为“水库”,“水库”里要经常保持一 定的储水量,不可使之干涸,编辑部要广开稿源,如此安排出书计划,才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在商务承担的另一类图书中外语文辞书方面,陈翰伯主要抓了几部大型辞书。1915年商务出版的《辞源》,从文字到内容都嫌陈旧,不能适应新的需求,陈翰伯 罗致了一批专家进行修订工作。中华书局出的《辞海》,当时已确定按百科规格进行修订,商务修订《辞源》就要另辟蹊径。经多方征询意见,确定新编《辞源》, 以语辞为主,重在溯源,修订工作的重点放在补充古籍词条,重新复核书证,使《辞源》成为阅读和研究古籍的一部专用辞书,也使《辞源》成为名实相符的辞源。 到1966年“文革”时,已完成了工作量的1/4,出了第一分册试用本。10年中辍后,于1977年又继续修订,到1985年4个分册全部出齐,这一大工 程才告完成。

    外语辞书方面,老商务的家底,仅限于英文辞典,陈翰伯接手后,把外语辞书工作扩及到各大语种,并且外汉和汉外两类辞书一起抓。在“文革”前,已经出版的有 新编《俄华大辞典》、《日汉大辞典》和《英华大辞典》的修订本,其余德、法、西班牙和阿拉伯等语种也分别出了简明小字典。此外还有若干小语种和世界语工具 书,品种和数量比老商务都大有扩展。陈翰伯在辞书编纂工作上,走的是专家路线,各语种辞书都采取主编负责制,如俄华大辞典,是由俄文权威刘泽荣任主编。陈 翰伯的这套做法,在当时片面强调群众路线,不要迷信教授、权威的口号下,是承担着风险的,但实践证明,这个做法保证了辞书的质量。

    商务除了出版上述两大类图书外,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还有一套通俗出版物“外国历史小丛书”。在“文革”的风暴中,商务作为大放“封、资、修”黑书的出版 机构,受到,中击本是无可逃脱的,却没有料到,陈翰伯首先是在这套小丛书上栽了跟斗。更没有料到的是陈翰伯竟是因为出版了这套小丛书,在“文革”中成了首 先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的人物。1966年7月20日《光明日报》第4版上刊出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揭露《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反革命黑幕》,文章给陈 翰伯扣上了“反革命分子”、“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几顶大帽子,陈翰伯立即被挂上黑牌,关进了“牛棚”。要说编辑、出版这套小丛书的原委,正是来 自不折不扣的“红线”。1961年的一个夏天,周恩来总理会见吴晗,向他讲: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误,究其原因,其中有一条是我们各级干 部的知识不足,需要普及各方面的知识。总理讲了普及历史知识的必要,请吴晗编一套中外历史小丛书。吴晗秉承周总理的意见,分别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 出版社联系,在中华出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在商务出了“外国历史小丛书”。商务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自1962到1966年上半年共出书59种。这就 构成了一条十恶不赦的大罪状。

    陈翰伯和吴晗共同商定的这套小丛书的编辑方针,也是堂堂正正,无懈可击的。他们对编辑部讲:商务出的书许多是名著,是大部头的书,小丛书是通俗小册子,和 大部头的名著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请你们不要小觑小册子,它同样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力量。越是普及读物,越要谨慎编写,把知识讲错了,观点不对头, 贻害读者匪浅。从某个角度上说,小册子并不比大部头书好写,它要求深入浅出,只有深入了才能浅幽。知识读物,切忌空发议论,通俗历史读物,更要用史实说 话。当然,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正确的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讲史实,也不可材料堆砌,要注意史论结合。文字要力求通俗浅显,但基本功在掌握丰富的知 识,没有基本功,光是在文字上修饰,也写不好书。编辑部要通过编小丛书,团结和培养一支史学研究的专业队伍。如此等等。

    可是这样一些言论,也被那篇大批判的文章统统说成是“反党黑话”。原来“文革”一起,吴晗作为“三家村”的主将,就被揪了出来,不管他说的什么话,也只能 是“黑话”无疑。今天,吴晗的冤案已经昭雪,陈翰伯也早已平反,毋庸为此作什么再批判。这里就陈翰伯编通俗读物的这些看法和见地作点介绍,作为他编辑生涯 中的又一回合。

    “四人帮”在出版口横行之际,各出版社把编辑下放到工厂、农村,搞“三结合”编书,美其名日:出版社既出书又出人。“文革”前,出版社里没有提过这样动人 的口号,但是在锻炼和培养编辑业务能力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陈翰伯在商务的做法是干什么就学什么,要求编辑在中外语文、马列理论和专业四个方面下功 夫。在拟定外书翻译规划时,编辑对外域的古代的学术著作不很熟悉,陈翰伯自己也感到这方面知识不足,就和编辑部一起学“四史”,这“四史”就是:世界通 史、哲学史、经济学说史和政治思想史。在掌握“四史”的基础上,各编辑再按专业分工,结合审稿,分别读原著,以提高专业水平。外语方面,陈翰伯强调先专后 博,首先力求精通一门外语,再求掌握第二门外语。提倡编辑互教互学,以一人之长带动各人前进。对新从高等院校毕业进馆的青年编辑,给他们单另建立翻译小 组,请老编辑当老师,指导他们译书,具有一定译书能力后,再逐个调到编辑室,承担编稿工作。编辑部的理论学习,除按干部学习的制度,每周有两个半天的学习 外,陈翰伯还提倡自学经典原著,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编辑部还经常请人来做学术报告,以活跃学术研究的气氛。以上这些做法,使新 老编辑的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青年编辑,经过先锻炼自己翻译能力,而后再校审译稿,使他们稳步地成长起来。如今这些编辑已是商务的骨干力量。

    陈翰伯在他的《自传》中说,他聊以自慰的是,做了一枚对人民有点用处的螺丝钉。确实,以陈翰伯的资历而言,他可以去做官从另一个角度为人民服务,但陈翰伯 除了最后一任当了国家出版局代局长外,他没有当什么官,他青春办报,皓首出书,一生贡献于新闻、出版事业,他是一个没有做大官,却做了大事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