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中国出版协会顾问、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原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

 

    陈翰伯是深受我尊敬的老领导、老出版家。

    陈翰伯出生于1914年，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应该写一点纪念文字。写什么？他一生的闪光点很多。我作为后来人，只接触过他任职的后期，而做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四年（1978—1982），无论思想还是业绩，都创造了他一生中新的辉煌。这期间，我在国家出版局任办公室主任，主要做为党组服务的秘书班子性质的工作。可以说是他的身边工作人员。我看到，四年来，出版局机关内外有许多变化，可这局长头上的这个“代”字却始终未变，而他总是顺其自然地接受着，竟使我这个身边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发现”，直至他离开领导岗位，告老尚未还乡，到中国版协去“看看摊子”。（《自拟小传》）固然，他任代局长时已64岁，可当时尚未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同他年龄相似甚至稍高出任同一级别职务者不乏其人，看来主要是自己无反应、更不向上伸手，表现了一个老党员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全凭党安排的高尚品格。就这样，这位曾经参加领导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入党，建国后在党和国家重要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有着重要贡献的老新闻出版家，对这个“代”字多年顺其自然的同时，更做出了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贡献，被称颂为“青春办报，皓首出书，没做大官，却做了大事的共产党人，”怎能不深受人们的尊敬和怀念呢？所以，在百年诞辰之际，我要集中地写一写平常被我和我的同辈人普遍称为“翰伯同志”的这位代局长的思想和业绩。

　　翰伯同志任代局长的四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国进行拨乱反正的大转折年代。他的主要贡献也主要是全面推进了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出版工作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翰伯坚定地支持王匡（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率先在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批判“两个估计”、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纠正各种冤假错案，引起当时尚显沉寂的文学艺术界的关注与响应。1978年，王匡奉调香港，由陈翰伯接任代局长。如果说，王匡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率先”和“突破”，成为文化出版界拨乱反正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而陈翰伯则使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得以全面推进，收效也更为明显。

    1978年10月，陈翰伯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全国少儿出版会议，以解放思想、批判极左、勇闯禁区、繁荣出版为指导，制定全国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推动我国新时期少儿读物出现繁花似锦的新局面。这也是重印 35种中外文学名著之后，在突破出版物禁锢上的另一次重要举措，对出版工作的全局也有着积极的影响，接着带来的则是因被诬称为“封资修毒草”而被封存十余年的一大批建国以来出版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图书的大解放。

    陈翰伯任代局长期间对出版工作拨乱反正的另一重要贡献，是1979年3月至5月，连续召开十多次党组扩大会议（出版局各部门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出席），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出版与政治的关系，克服“左”的指导思想，调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版方针。多年来，特别是“文革”期间，把出版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各种图书都要围着当前政治运动转，大搞直接配合，穿靴戴帽、乱贴标签。陈翰伯综合会议讨论的意见强调指出：“我们确定出版工作的任务，要根据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同时也要考虑出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否则，各行各业就没有区别了。出版是生产精神产品的，而书籍这种精神产品又与其他精神产品如新闻报刊等有所不同，没有报刊文章来得这么快。书，又有多种门类，有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有提供比较稳定的知识的，有作为文化积累的，有作为工具查阅的，有作为科学研究用的，有为了丰富文化生活的，也有为了提供反面材料的。办出版社与办报刊不同。有的书要努力配合党的当前政治任务，但要注意讲究实效，避免重复浪费，更不能随意把报刊文章剪贴拼凑成书。由于书有各种门类，要求和作用不同，不能都像报刊那样去直接配合当前政治任务。政治宣传可以舆论一律，学术理论著作则要百家争鸣，而不能舆论一律。多年来，由于忽视或违背书籍的特点，在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上造成了混乱。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这次党组扩大会议为克服出版工作“左”的指导思想，调整出版工作方针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执行党中央确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提“为政治服务”，作了思想和工作上的准备。

    确定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使地方出版事业迅速兴起，成为新时期出版改革开放的良好开端，是陈翰伯任代局长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后来人们简称为“长沙会议”)，对是否要以“立足本省(后来改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代替实行多年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三化方针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个方针是五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决定的，1958年和1963年又重申过。主张调整的同志，也肯定在过去历史条件下执行“三化”方针的必要性，但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再念“三化”这本“经”，就是画地为牢、画省为牢，束缚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反对调整这个方针的同志则强调地方出版社今天出书也需要贯彻“三化”的精神，并且指出原来京沪两地出版社出书面向全国还经常发生矛盾，如果地方出版社都面向全国就会“天下大乱”。陈翰伯根据会前的调查和会上的讨论，坚持解放思想，顺应历史发展，实践了他自己所说的，不要怕人家说“长官意志”就变成了“无意志长官”，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坚决支持调整地方出版社的工作方针。他说：“地方出版社的同志要求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或兼顾全国，可以试行。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三化’限制。”这里需要指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主要是就地方出版社同全国的关系所作的规定，也反映了我国社会条件和党的路线方针的深刻变化。“三化”的历史局限性，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紧密相联系的。几十年来，地方出版社所出图书许多都是密切配合当前政治、跟着当前运动转的小册子，有特色、高质量的本版书很少。停止执行“三化”方针同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起来，重视图书出版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这对全国各个出版社特别是地方出版社在出书上也是一大解放。这也表明客观形势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不仅敢于突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而且也敢于突破十七年中形成的妨碍现今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包括实行多年的方针政策。

    回顾陈翰伯任代局长期间在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更要讲他对中外语文词典出版工作的贡献。不过，这件事要回溯到他在国家出版局任职的文革后期，并前延到他离开“代局长”岗位在出版协会“看看摊子”，直至他辞世之时，而这前后的十余年，通过他参与、主持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编纂、出版，更能够使我们看到他的思想水平、领导能力、工作贡献和精神风貌。

    1972年以后，陈翰伯作为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局领导成员，对徐光霄根据周总理指示恢复出版事业，作了许多实际工作。当时，舆论阵地仍然为“四人帮”所控制，恢复与反复的斗争异常激烈，多位老出版家从五七干校返京恢复工作竟被视为“黑线回潮”的重要表现。我们这些过来人至今还记得，在出版局及其所属单位反“出版黑线回潮”的大会上，当一位造反者递条子称陈翰伯是“旧势力”代表不能坐在出席台上，使会议主持人面带难色时，他面向与会者从容地说“我自己下台”，令与会者深为同情和敬佩。然而，这种挫折，这次“反回潮”的批判，并未使陈翰伯动摇和消极，当出现邓小平复出抓整顿的机遇，又继续为恢复出版而“重操旧业”（当时人语）了。陈原在回忆时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亏他还有那样的雄心壮志，竟要进行这样的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语文词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翰伯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他抓住一些人不放，其中一个是我。”（转引自《陈翰伯文集》怀念篇第503页）据我所见，说翰伯抓住陈原不放，是陈原对翰伯的谦恭和尊重，而说陈原与翰伯志同道合、共作谋划，并争取得到徐光霄的支持，这才更符合实情。这项由陈原主持一个精干班子制定的中外语文词典规划，在1975年广州会议上讨论通过，会后向中央送上专题报告，得到周总理和邓小平的批准，经过全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十多年的努力，包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等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全部出齐，在当代中国出版史上铸起一座丰碑。

    1975年制定的词典规划，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实施规划时，首先要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思想理论上弄清是非。这项工作主要由时有国家出版局党组成员头衔和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陈原完成的，他深入各个编纂小组，以批判“四人帮”干扰开路，结合编纂工作的实际，详尽系统地地论述了“词典工作若干是非界限”。陈翰伯对陈原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在编写实践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词典编纂学”，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陈原语言学论著》，则把陈翰伯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陈翰伯除了指导词典编纂全局性的工作外，更亲自组织、协调、统筹了从1975年开始由一市五省协作的难度很大的《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1980年秋，第二次在青岛开会时，陈翰伯突发脑血栓病倒在会场上。1983年9月，他带病到厦门开会，作了风趣而又深情的演讲：

    国家出版局因体制改革撤销了，但我这个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倒没有撤销，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想与两部词典(《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相始终。副组长、各省的领导小组的组长也应坚持这个精神，一直管到底。书全部出齐了，羞耻感没有了，有光荣感了，才算到了底。现在只能说“更喜岷山千里雪”，还未到“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必须坚持开始时的那种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指导，继续奋斗。不要太长的时间，就可看到全面的胜利了。8年的日子很长，我们来不及仔仔细细地回顾总结，总之是上一个山又上一个山，坎坷不少。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开一次会，总是完成一点事情、开始一点事情，总跟开会的地方联系起来概括一句话，作为一个里程，记录《汉语大词典》的历史。1977年青岛开会，1978年黄山开会，那时工作艰难，叫做“青黄不接”。1979年5月贯彻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在苏州东山开会，工作有新的起色，叫“东山再起”。1981年底，为讨论贯彻中央办公厅43号文件（宋注：经我考察，即胡乔木致王任重信，见《胡乔木书信集》第386-387页，《胡乔木谈语言文字》第274-275页，考察所得见宋木文《八十后出版文存》第245-247页），在北京“万年青宾馆”开会，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大家兴奋地说，《汉语大词典》是万年常青的事业。现在到厦门来开会，这次会很重要。回顾过去，成绩很大，信心更足；展望未来，任务艰巨，困难不少。这里有个风景点叫做鼓浪屿，我想用来作为这次会议的标志，我们要“同舟共济，鼓浪前进”!
     1985年出书，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大家都希望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早日问世。昨天，我想到陆放翁的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消息，《汉语大词典》已经全部出齐。我们是无神论者，也是无鬼论者，可是在这一点上，我宁可让步一下，希望得到这个消息，能够知道这书已经出版了，九泉之下也会很高兴的。(《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陈翰伯对《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感人至深。这套十二大卷(另有检索表和附录一卷)约5000多万字的《汉语大词典》于1994年4月全部出齐，5月10日还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会。这时，我们的翰伯同志早在六年前的一个凌晨就静悄悄地走了。他是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他为之企盼已久的这一喜讯的。如他所说，“能够知道这书已经出版了，九泉之下也会很高兴的”。

    对陈翰伯以代局长身份在拨乱反正中做出的贡献，我不可能说全，但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他在陈原、范用协同下创办的《读书》杂志，在解放思想、引领舆论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被人们常常讲起的。

    最后，我讲几句翰伯同志对我的信任与关怀，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给予的支持，使我终生难忘。在考察干部时，他曾说：宋木文过去不是搞出版的，但是让他管出版，对出版有好处。为不辜负老领导的信任与期待，我在出版管理的工作中，总是把自己摆在初学者的位置上，注意向老出版学习，注意团结一班人，注意掌握方针政策，尽力避免出现伤人害事之举。我现在年过八十五周岁了，仍将努力不做有违翰伯同志和其他老领导教诲之事。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