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前，年富力强的车洪才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开始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36年后，当78岁高龄的鬓发斑白的老教授将苦心孤诣完成的稿件交到出版社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万分惊讶地发现，这项由于时间跨度太大而早已石沉大海的计划，竟然有人仍在坚持着，并最终为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车洪才教授的故事令人感叹之余，也更加深入地引发人们的思考，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研究该如何面对市场的冷暖与名利的诱惑？

　　36年宝贵年华打磨出来的词典  成为我国外语类辞书出版经典案例

　　车洪才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作为我国专门研究阿富汗语言的专家，在业内享有很高威望。

　　不过，真正让老先生引发关注的是在今年年初。当时，车洪才教授拿着《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书稿找到商务印书馆，他告诉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这是他当年接受的一项国家任务，这本字典他编了36年。

　　车洪才教授的说法让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感到吃惊。通过查找当年的档案发现，1978年根据国务院辞书工作会议的要求，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他们把这本辞书的编写任务交给了车洪才。可是，由于时间变迁和很多历史原因，这项工作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当出版社的人看着这份200多万字的词典稿件时，心里很是震惊。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普什图族的民族语言，与波斯语一样同属于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在国内，对普什图语有研究的专家寥寥无几，车洪才是其中的一员。

　　车洪才接到编写词典的任务时才40多岁，那时他还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任教，除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外，国家一些涉及到阿富汗问题的外交工作，也会找到他来帮忙。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车洪才还被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工作。1999年年底，车洪才退休了，可是他没有闲着，又开始担任起中国传媒大学的特聘教授，从事普什图语的教学工作，在此期间，车洪才还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另一位主编张敏一起编写了多本普什图语教程，被学生们使用至今。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车洪才教授一直没有忘记负责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工作。由于没有经费，在36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编写这本词典。这期间，因为工作的经常变动，很多原始的资料在辗转的过程中丢失了不少，当初编写词典时的助手也在2000年去世。这一切，没有让车洪才教授放弃，他说，当年国家派他出国学习，就是为了这一天，让他编好词典回报国家。

　　据了解，商务印书馆已经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出版工作列上了日程，预计在今年年内会与读者见面。

　　有专家认为，《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出版的意义重大，这本词典填补了我国对于阿富汗语言研究的空白，对于我国对阿富汗外交政策的研究、制定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有出版部门认为，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从1975年开始，国家就开始重视外语类辞书出版工作，特别是一些小语种的辞书编纂更是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纂也成为我国外语类辞书出版的经典案例。

　　一部“冷门”词典的价值何在  学术价值不能用是否畅销衡量

　　很多专家对于《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纂出版给予了肯定，36年编写一本词典的故事经过网络的传播之后，也引起了人们的讨论。对于此事，也有很多人表示了“不解”，因为有资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普什图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而且集中在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部门。用这么长的时间去编写一本很少人用到的词典到底意义何在？

　　对此，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张帆认为，车教授36年编纂外语词典一事，不能单纯从“是否有用”这样简单的层面去理解。作为一种学术存在，对于少数语言和濒危文化的研究永远是学术工作者的重要责任。“花了36年时间编纂的字典不会成为畅销书，但是肯定能够被我国外语辞书宝库所收藏，这是这本词典的文化价值所决定的。”张帆说，“学术的价值不能用是否畅销来衡量。”

　　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外交战略研究工作的张晨钢说，《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除去专业上的学术价值之外，对外交战线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他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对于阿富汗外交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视，这不仅涉及到双边关系问题，也涉及到地区稳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这本词典的出版，对于阿富汗的文化研究工作起到了帮助作用，也对相关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

　　除去学术上的关注之外，更多人对于车洪才教授的故事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读者李兆杰说，用了36年的时间默默无闻地去完成一项工作，这种精神本身就令人佩服。“现在的社会很浮躁，人们都喜欢那种见效快的工作，很少再见到像车教授这样默默无闻踏实工作的人了。”

　　也有不少网友把车洪才教授编纂词典的事当作励志故事，他们编成了段子发在朋友圈，他们认为，现代生活节奏很快，很多人都喜欢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视了工作的长远规划，缺少坚持精神和契约精神也是现代人的通病。“至少我们在车教授身上看到了传统学者的作风，那就是对学问研究到底的精神。此外，他用了36年的时间去做一件当年承诺过的事情，这本身也是难得的契约精神，很让人感动。”一位网友在网上留言道。

　　文化传承要走出商业价值的羁绊  建立健全文化研究保障机制迫在眉睫

　　就在人们对于车洪才教授的故事广为传颂的时候，也有人表示出对文化传承的隐忧。“如果车洪才教授没有坚持下来，我们对于一种语言的研究是不是就终止在半路上了？我们身边还有哪些文化正在散落、遗失，渐渐被遗忘？对于淡出人们视线的文化，我们又应当如何传承呢？”有网友写出了上述观点。

　　今年71岁的姜栓兰先生在同记者谈起车洪才教授的故事时说，这是很多文化的传承都会面临的一种窘境。姜栓兰是天津民间玉雕工艺师，对这件事特别有感触：“我早年在工艺美术厂做玉雕师，这个行业也是如此，因为雕刻工序和技法等原因，出一件工艺品往往要用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如果没有毅力的话，这种工作是无法胜任的。”姜栓兰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也表示出担忧，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去学，玉雕的市场比较窄，玉雕是我们一辈子在研究的事情，也面临着如何传承的问题，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也是一种文化的缺失。

　　姜栓兰坦言，我们在文化传承上是应该有一些担当的。市场化的社会，人们更看重效率和效益，而文化传承是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

　　“一些停留在学府中的文化项目，其传承和保护还相对好一些，毕竟作为学术存在，能够得到相关机构的支持，很多存在于民间的文化项目，其生存状况就令人担忧了。”民间文化研究者李志军说，“车洪才教授编纂的词典最终得到出版，还是很幸运的。据我所知，西安有一位研究信天游的老先生，一生中整理了无数佚失的民间篇章，并做了理论研究，不过在出版时就遇到了困难，这位老先生说，如果这些资料能够传承下去，对于陕北的文化研究会有很大帮助的。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因为很少有人会对这样的研究感兴趣，出版机构也因为这样的研究不会有太高的商业价值而放弃，这是很可惜的。”

　　李志军说，这种状况不仅对于研究的项目有影响，对于研究学者的积极性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如何让文化传承不再令人忧心呢？有学者认为，要建立健全文化研究的保护机制。作为人类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同自然科学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研究周期和关注点都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对于文化研究保护机制的建立则显得尤为必要。

　　建立健全文化研究保护机制，既要从文化研究项目本身出发，也要结合自身环境，让研究者同学术主管部门建立联系，完善沟通机制。对于一些民间文化项目的研究者，也应该给予一些资金和设备的支持，从社会关注的角度，来支持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于特殊领域和濒临失传领域的文化研究，更应该重视其研究的作用和意义，要给予研究者相关的学术研究保障，让研究者能够在相对安定的状态下进行文化研究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也有专家认为，除了要建立健全文化研究的保障机制之外，研究者要有文化传承的担当意识也是十分重要的。当今很多领域中，文化研究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他们年富力强，视野开阔，而且很多年轻的文化学者都具有国际化的学术背景，这对文化项目研究来说是件好事。不过，也有不少的年轻学者在项目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看法，一些能够在短时间可以出成果的文化项目，往往是他们的首选；一些能够带来社会影响力或者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项目，也是年轻学者所青睐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受众范围小、研究时间长的文化项目少有人问津的状况。

　　李志军对记者说：“要让研究者自己知道，文化研究工作不能凭着自己的兴趣出发，其学术研究应该建立在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文化的热爱基础上。文化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保护和传承，这就是一种担当。”

　　文化传承需要更多的有责任的文化学者，这也许才是真正解决文化传承的方法。的确，将文化传承变成一种担当，是很多人从车洪才教授身上看到的一种精神，这也是这段横跨36年的故事带给人们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