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芸 从《洛阳伽蓝记》到《北京伽蓝记》

    重拾书架上的《洛阳伽蓝记》，展读一千五百年前因官派而回到洛阳古都的那位南北朝后魏抚军司马杨衒之，当他俯视落日余晖下的洛阳城所发出的千年一叹。他明着写洛阳寺院，却是一部活生生的南北朝兴衰史。

　　台大中文系教授林文月，在1985年发表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给予此书极高的文学评价：杨衒之所撰的《洛阳伽蓝记》，实在是瓖宝奇书，很值得重视。……就整体而言，《洛阳伽蓝记》是以空间为经、时间为纬，时空交织，又羼和其他极丰饶的人文因素而成的一部奇书。……呈现如此清丽典雅的效果……风采之流动……可与司马相如之长赋、大谢之山水诗遥相媲美。

　　是宗教情操？是文化使命？是历史呼唤？当年中国北方大都会洛阳的历史，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杨衒之笔下，为后人留下了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风俗等多彩多姿的风貌。

　　一如林教授所言：冷笔以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是《洛阳伽蓝记》极具研究价值处；热笔以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是杨衒之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稀世珍贵的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

　　从史料分析，杨衒之不是初来洛阳，而是重返洛阳。因为他曾眼见过去洛阳的灿烂，今日再见，不禁感怀：“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见其自序）

　　是这些景象触动了一个文人志士的悲心？有别于史家修史的严谨、地理方志的枯燥，杨衒之以南北朝盛行的骈丽之文，突显了文学之美，呈现历史斗争的残酷、因果报应的昭彰，读后令人唏嘘，也藉此镜鉴一个城市的崩毁，一个帝国的兴灭。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一己微弱之笔的呐喊，欲在紊乱的历史中留下人间是非公理。


    《走过台湾佛教五十年》的编纂经验

　　"看得到的，是已经过修饰的历史；看不到的，是更多被遗忘、湮灭的历史……"

　　这是我在1996年为《走过台湾佛教五十年》一书写编后语的开头两句话。在看过《洛阳伽蓝记》作者文中藉寺院写历史之后，那些不能畅言的隐喻，只有过来人，才能了解历来写史人的悲心大愿和抑郁的苦痛。

　　我想就是像杨衒之“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的那份使命吧！《走过台湾佛教五十年》编辑过程的辛酸而没有放弃，是因背负了这么多人的信任和期许，还有并肩作战的几个“傻子”的坚持。五年后，当这本书终于出版时，已是多少沧桑！

　　而我的信念，无非就是为下一世纪的佛教留下一个伏笔。在缅怀前贤先烈时，是否有人想过在这大江大河浮沉的高僧大德？有曾参与革命者，有为保护佛教寺院而殉教者，那种无我无畏的精神，在这历史长河中，谁来为他们树碑写史？这或许也是推动着我，走入另一个历史时空的动机？

    《北京伽蓝记》出书的二三事

　　来到北京，是我人生一个意外的插曲。但这偶然的机遇，却是历史必然的牵引。

　　1992年暮秋，第一次到北京参加“敦煌吐鲁番国际学术会议”，刚下飞机，同行的人都对北京颇感失望。没有空调的面包车，缓慢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不时还闪过牛车、自行车。但，金秋的夕阳照在两旁白杨树上，穿着印有“北大”的T恤、说着一口京片子的年轻学子，却是那样青春昂扬。也许是年纪相仿，我竟欢喜地融入他们，也卷着舌侃侃而谈。心想：“终于到了北京，我是中国人，这是我的祖国啊！”

　　那一次，大会特别带我们去了云居寺考察房山石经，与千年石刻相遇，那一幕至今还镂镌在我的记忆。那一次，北京对我来说是黑白的历史。

　　之后，几次往来大陆，参访佛教圣地遗迹，潭柘寺、戒台寺、长城、故宫、天坛……这几年，一次一次令人惊叹！奥运后的北京，一下子从黑白进入了彩色的现代，并跃上世界国际舞台。中国，已是不可小觑的巨人！

　　2009年，农历年元宵刚过，因有一年参学的假，我再度来到北京。感谢阎纯德老师推荐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所所长李庆本老师作为我的博士导师。

　　在北语的日子，阎老师嘘寒问暖，年节怕我一个人独在异乡，总是邀我一起过节吃饭。佛诞节还随喜和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起去灵光寺浴佛，他有长者的敦厚又不失赤子之心，让学生如沐春风。

　　衷心感谢这一路李庆本老师给我的指导和鼓励，我参与他2008、2009级博士生的课，也听了很多讲座，并观摩硕士生开题、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让我知道如何进行自己的论文。

　　学习结束时，在李老师的办公室和韩经太副校长、阎老师一起讨论定案了我的论文《北京伽蓝记——佛教在北京的历史发展和宗派演进》。这本《北京伽蓝记》也正是由这篇论文衍生而来。

　　这本书能完成，有很多人的精神鼓励和实际参与，我选修硕士班英文时认识的倩倩、隽隽、毛毛三位小友对佛教有兴趣，我带着她们做初步收集资料和整写，型塑基本架构。我的师长、同学、朋友，给我意见、提供资料，陪同一起走访寺院，甚至从一些老北京人口中得到的片段记忆……到最后帮我审稿（感谢中国佛学院的宗性法师和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的吕铁钢老师对《北京佛教大事记》的整理和勘误）、改稿、校对、设计……是这些千手千眼菩萨，一起在写历史。尤其我的师父、国家宗教局蒋坚永副局长以及阎纯德、李庆本、林谷芳等老师，还有未能一一列名者，希望藉此一并致谢。

　　去年中秋认识作家岳红，因彼此对文学的相契而惺惺相惜，共同策划了很多想在中国推动的“文化梦”。她跟着我到处奔走，我没有特别教她佛法，但相信聪慧如她，日久熏习，佛教早已融入她的心灵。

　　我回佛光山销假领职后，和岳红讨论这本书，她承诺一起来完成。我们两地Email往返讨论，当我审视她埋首计算机前孤军奋战所传来的文稿后，不禁闪烁泪光，眼前浮现“一千多年来，杨衒之这本书始终是极孤独地悬挂在历史的长空中，独自闪烁着寂寞幽冷的光芒”。（王文进：净土上的烽烟——《洛阳伽蓝记》）

　　在这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隐藏了踏查寺院后的个人情绪针砭，期以散文的笔触，统一以“寺院缘起、地理方位、历史脉络、宗派演进、建筑特色、文物传奇、出入名人”的格式，书写北京城的佛教历史。

　　我希望，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佛教文化工作的比丘尼，有缘回到祖国，继《走过台湾佛教五十年》后，单纯地“想为北京佛教留下历史”的使命，能让这本书也如王文进教授对《洛阳伽蓝记》的最佳诠释：“兼具地志的正确，历史的批判和文学的优美三种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