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关注姚茫父先生的研究，我觉得姚茫父是和林纾可以比拟的一个同样的文人学者，有很多的共性、很有趣。比如1898年，姚茫父中举的第二年，第一次参加北平会试，林纾先生是第六次，也是一生当中最后一次来参加会试，巧合的是两个人在这一次会试当中都落第了。从此林纾先生就绝了科考的念头，不再想做官了，把文化立命当作自身的一个安身立命。姚华当时比林纾整整年轻24岁，正是一个刚刚中举风华正茂、年轻气盛的时候，所以1898年回到家乡继续苦读，1903年第二次参加会试，1904年终于在晚清最后一次科考当中获得了进士的身份，进而做官。

　　另外，两个人终身都是文化学者，而且可以归类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我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丝毫没有贬义，而且我是要大大地赞扬文化保守主义。

　　以林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真正体现了文化发展和演替的基本规律。文化的发展首先是保守，首先是保存、是继承，能够原原本本地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保存好、保守好、继承好，就具有了去变异、去发展、去提升的空间，就有了这种可能性；反之，如果靠大破去获得大立，那么中间一定会出现文化的断层，一定会出现文化的短命或者丧命。

　　我举的例子是姚茫父，姚茫父的很多观点跟林纾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文字改革，1913年姚茫父作为贵州的代表亲自参与了教育部主持的语言文字订音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关于国音的确定开了3个多月的会。他在会上也提出很多很新的思想，但是对于纯粹的白话文运动他是反对的。类似的还可以举晚近的人物，比如吴宓，他是姚华的学生。1911年姚华在清华学堂任教的时候，吴宓是他的第一批学生，并且吴宓终身把姚华当老师。吴宓留学哈佛毕业回来之后主持《学风》杂志。我们都知道《学风》杂志是一个和《新青年》对抗的、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观点的、以发表文言作品为代表的阵地，姚华在上面发表了很多作品。林纾和姚华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在《庸言》上发表了很多作品，《庸言》是梁启超从日本海外归来之后1913年创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