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认识林纾。

　　第一点，陈平原教授说，“五四”时期新文化人是少数，保守派是多数，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也很受启发。大家记得吗，深圳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据说，很高级别的领导人去了深圳以后还会痛心地流眼泪，说是深圳除了国旗是我们的，其他都是资本主义的了。一场改革刚兴起的时候，改革者肯定是少数，保守者肯定是多数。而关于保守的问题，我也赞同杜鹏飞教授说的，过去我们把“保守”这两个字当成是贬义的，实际上，保守是保持传统、守住传统，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保守并不是贬义。

　　第二点，从多数人和少数人来讲，我们去考察一下，现在我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主将的主张、作为上，早上陈平原教授说保守是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去考察一下，除了林纾之外，“更多的人”到底是谁？“更多的人”产生的思潮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不过是林纾跳出来了而已，其他更多的跟林纾有着同样思想的人没有跳出来，没有跳出来的一部分是文人，还有一部分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不能写文章。我们从这个方面了解一下，重新来理解林纾为什么反对新文化。

　　第三点，夏晓虹教授和余英时教授都说了，所谓国学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很早脱亚入欧，他们觉得应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就把传统文化叫“国学”，把西方传入的文化叫“西学”。当年林纾没有去过日本，可是章太炎、郭沫若、鲁迅等一大批人都去过了，他们觉得日本人的“国学”一词用来定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最合适的。从李鸿章、张之洞开始就着“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这一问题讨论得很激烈，最后觉得还是要用日本这个思路来讲国学。所以，章太炎要开办国学讲习班，要出《国故论衡》和《国学概论》。为什么他们在实际行动上会更多地坚持国学，反而没有把国学当作靶子？这些坚持国学的人并没有受到批判，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要从大背景下来重新认识林纾。

　　最后还有一点，我还是比较赞成王元化先生的一个观点，不知道现在这样提是不是合适，但是我觉得他是对的，就是对“五四”运动的重新思考，他的《思辨录》《九十年代日记》等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思想和指导下放开去重新思考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重新认识林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