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杨剑利副教授

　　《妇女杂志》在章锡琛接手后转向了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内容以“婚恋自由”题材为重，企图“以恋爱来解决妇女问题”，提出了“新性道德”，想法趋新而且激进。《妇女杂志》在新文化人的批评下走上了一条与《新青年》相似的反礼教的路，其“新性道德”的酝酿和论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新青年》作家群的新性道德论的接续。五四运动之后，《妇女杂志》编辑群接续了对婚恋问题和性道德问题的讨论，以此作为解决妇女问题、促进种族进化的钥匙，所谓“教育、经济、政治、道德的解放，无非是谋恋爱自由的手段，恋爱真正自由了，妇女问题也便解决了”。为此，《妇女杂志》不遗余力引进爱伦凯的思想和学说，出版以婚恋自由为主要题材的专号，征文讨论离婚问题，这些都是“新性道德”的核心内容，而“新性道德专号”的推出则将相关讨论推向了高潮。在“新性道德”的论战中，先期的新性道德论者鲁迅以提供发声阵地的方式声援了后期的章、周等“新性道德家”。不管先期的新性道德家是否赞同后来的新性道德家，由《妇女杂志》推动的关于“新性道德”的系列争论及其后续效果，提示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