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5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发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陈原撰写的发刊词

　　放在我面前的是69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书的封面装帧庄严简洁，朴实无华，而内容精湛，耐人寻味。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去年刊行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包括了西方（也有东方）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以及其他部门的代表著作。应当说，现在的译本是我们当前所能得到的优秀的译本，虽则不能说是最理想的译本。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时代的需要。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汇编印出这样几十册书，凡2000万言，首先应当感谢许多译者的辛劳。翻译家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从来受到人们的爱戴。古代的玄奘，近代的严复、林纾，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当代的翻译家，著名的、有名的、无名的，都应该受到人民的称赞。这套书之所以能在短期内面世，还得感谢编辑、校对、印制、发行各方面许许多多无名英雄，是他们的汗水浇灌了这些学术之花。这些无名英雄理应得到社会的重视。当这套丛书刊行之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感想。八十五年前（1897年）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出版印刷发行综合企业出现在中国。整理旧籍，介绍新学，传播知识，奋发图强，是当时创办者们的朦胧信念。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民族中有远见卓识的人，奋力打开原来封闭的窗户，向外间世界寻求自救的富强之道。因此，严复译《天演论》（初版于1898年），林琴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初版于1899年），引起了全民族的激情。“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原来不奋发无以图存。进化论的思想在那时激励了这个在内忧外患压抑下的民族的爱国心。就连《巴黎茶花女遗事》也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因为它揭出了那样一个社会悲剧，为冲破封建意识几千年的重压提供了感情的撞击力。严译、林译头一本初版都是自印的，但后来都由商务印书馆相继印行，前者续出八册，后者汇印至156种，这些译本连同解放前半个世纪内刊行的世界汉译名著多种，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今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它八十五年走过的道路，除了汇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外，还重印了严译8种、林译10种。我以为这是值得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和出版界欢迎的。

　　感想之三。任何一个充满自信力的民族，即使有困难有苦楚，却绝不会害怕同外来的思想文化接触。不，正相反。苦难中的民族为了寻求解放的道路，满怀希望的民族为了建立自己的理想的王国，他们都要认真地向古代和向外国学习，汲取有用的养料。这是历史所证实的，也是我们民族的实践证明了的。固步自封的民族只能一步一步走向僵化和萎缩。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我们寻找西方东方种种思想，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然后通过艰苦的实践，我们的人民,1949年起真正的站立起来了。然而谁都知道，光背诵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重新加以探讨和批判，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才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列宁语），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要用这许多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的思维能力，要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然后我们才能够建设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否则，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这套书对开阔视野、启发思考来说，难道会不起作用吗？

　　感想之四。现在刊行的这50种，自然是世界进步文化沧海中之一粟。它收录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代表作，还有一些远古的甚至当代的代表作。以言哲学（19种），从古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法国辉煌的无神论著作，经黑格尔以迄实用主义；以言政法（8种），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卢梭、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当今资产阶级法典始祖《拿破仑法典》；以言史地（6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史论，都是传世之作；以言经济（17种），几乎可以说，现在所收的各册，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轮廓和发展趋势。这50种书自然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系统，但是如果出版家能够坚持年复一年地出下去，到一定时候就可以看出系统性了。无论如何，这套书的选录是严谨的，原著是有代表性的，译文是认真的（其中有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例如郭大力、王亚南之译亚当•斯密，杨东莼之译摩尔根，以及朱光潜、贺麟之译黑格尔，周建人之译达尔文，还有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翻译家，都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水平的）。虽则有些译文还需要修订，特别使编辑部门感到不安的是序跋、索引、注释等等还不尽善，这只好期待着以后不断改进。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陆续刊行，将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工程的一个部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所有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者，都可以在这些代表作中汲取一些有用的养料。我是这样确信的，我相信思想界、翻译界、出版界的同道们也一定会这样认为的。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套丛书目前只能配到3100套，也许是少了些，但这不要紧，“万事起头难”，有了3100套，就可能有31000套，乃至31万套。只要有读书界支持，出版的难题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这是丛书刊行之际我的最后一个（却不是最不重要的）感想。

（刊发于《人民日报》1982年2月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