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我国古籍和移译外国名著，一向被认为是学术文化事业的两大基本建设。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出版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从事这两项基本建设的历史。这里仅就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一简要回顾。
　　翻译出版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世界学术名著，作为一个传统特色，在商务的编辑出版事业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早在本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就开始介绍西学,传播新知。1902年，商务约请戢翼翚主持的留日学生团体“出洋学生编辑所”编译的一套《帝国丛书》开始出版，首卷为《帝国主义》，此即商务移译和印行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开端。
　　1902年张元济先生进入商务担任编译所所长以后，以开发民智、传播科学文化为主旨积极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名著。仅哲学杜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包括蔡元培所译科培尔的《哲学要领)等，在两三年内就印行了九十多种。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移译的《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论》《名学浅说)等,从初版起就由商务铅印出版；原有木刻或石印本的《天演论》《名学》等，则由商务改出铅印本。这些最早译介的西方名著，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不得不多次重印，到20年代初，《名学浅说》已印行十一次，《天演论》更印行了二十次之多。1921年王云五先生接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继而担任商务总经理后此项译事更大有进展，逐渐形成系列,并汇编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在1936年前印行的两辑《万有文库》中,就有“汉译世界名著”二百余种。“严译八种”也被汇编为《严译名著丛刊》问世。
　　早年商务所进行的这一译介世界名著的工作，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教学的建设与发展。陈云同志曾说解放前的商务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这显然包含了对上述工作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介绍国外学术文化的工作逐渐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5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领导同志就一再谈到，整理我国古籍和翻译外国名著，就类似建造房屋中的打地基和架梁柱；有了这些中外典籍以后，就能构成各门学科的基本骨架和脉络，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术文化事业就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于是，在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着手制订规划、整理古籍的同时,有关出版部门和学术界人士也共同制订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规划”，并于1956年开始出书。
　　1958年商务恢复独立建制后，即成为专门承担此项译事的专业出版社。在总编辑兼总经理陈翰伯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当年就拟订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书目”，共选书1614种。随即大力组织学术界的翻译力量陆续上阵，当年就开始出书。1961年,根据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审定的原则，重新制订十二年翻译出版规划，确定以有关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论著为重点,首先译介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特别是18、19世纪欧洲近代学术文化高峰时期的世界名著。从此,这一工作在保持商务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由于进一步明确了目的和重点,进入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正轨，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即使在“大、洋、古”的名声已经不好、压力已经不小的情况下,这项工作也没有停顿下来。到1966年,已出书近三百种，初步搭起了一座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文化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学术界对这方面的渴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商务的译介世界名著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馆上下齐心协力，更加自觉地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一项基本建设来抓，着重在出书的系统性和译本的质量上狠下功夫。1982年，为纪念建馆85周年，开始分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而为系统地了解、研究历代思潮和各种流派,更好地进行学术文化积累,进一步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1984年，邓小平同志作了“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的重要指示。1989年，胡乔木同志发来贺信,再次肯定《丛书》是“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并就进一步拓宽名著选题、扩大译者队伍等问题提出不少具体意见。所有这些，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也更加明确了工作的方向。从1984年到1994年,商务先后召开了三次世界学术名著出版规划座谈会，与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商大计，落实选题。在学术界的大力支持、共同努力下，《丛书》的出版进度明显加快，质量不断提高，选译的范围也逐步扩大，把时限延伸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并着力开拓了东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学术著作的选题。到目前为止，《丛书》已出齐七辑,共三百种，一亿余字。为纪念建馆一百周年，我们还从中选出五十种最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出版了精装本。
　　对于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至少在两千种以上的世界学术名著来说，目前已出的《丛书》，尚难窥其全豹。但是,从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到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等,各门学科在《丛书》中均已初成系统，可见端倪。其中的重点是世界近代的学术名著,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七大家”的代表作，同时也收录了古希腊罗马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等的古典著作,现代欧美各国著名学者詹姆士、马赫、弗洛伊德、罗素、马歇尔、凯恩斯等的主要著作，以及福泽谕吉、幸德秋水、西田几多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波斯拉施特、泰戈尔等东方学者的重要论著。它们基本上代表了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学术的水平，展示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历史演变和相互联系。这些蕴藏着丰厚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对各个时代的人类文明和社会实践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至今仍能给人以精神营养与思想启迪。而通过我国各学科众多专家的翻译和诠释，包括朱光潜、郭大力、王亚南、贺麟、费孝通、陈岱孙等著名学者的精湛译文或序跋，更便于读者研读和理解。因此，《丛书》出版十多年来，一直深受学界和社会的欢迎。抚今追昔，我们与广大读者一起，对近百年来许多具有远见卓识，为这一学术文化的基本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馆内前辈和学界先驱,深表崇敬与怀念。

（刊发于《光明日报》1997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