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清： 历史上的长城远非消极防御

 　　徐永清，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80年代风华录》《长城的崛起》《南海图记》《钓鱼岛图志》《珠峰简史》《地图简史》等。

 

《长城简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延伸长城”

 

　　《长城简史》在体例上有创新，大体按照时间纵向，但是在每一个年代节点上，则横向关联起若干当时与长城有关的人物、事件、地点、现象、文化、论说乃至考古科学发现。

　　比如写《秦始皇》章，就专为孟姜女设一节。不但引用了那副著名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还点出孟姜女是齐国人，哭的是齐长城而非秦长城，其传说几经演变，仅其丈夫的名字就有8种说法；至于“孟姜女叙事”为何流传千年，则要言不烦地加以概述。

　　再比如写到《汉武帝》章，又为李陵设一节。不但指出汉武帝在李陵事件上的武断决策有损大局，更引用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的考证，李陵在匈奴的时候曾被封到西伯利亚地区建立坚昆国，其王庭就设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阿巴坎。20世纪40年代，在阿巴坎发掘出汉式宫殿遗址，房檐有圆形瓦当，上边有汉隶八分体书就的“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吉谢列夫推测这是李陵降匈奴后的宅邸。

　　《长城简史》的时空维度拉得很开。

　　从时间上看，长城的雏形出现得很早。中国北方远古时代的先民们修筑了一系列的石城群，筑有大量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对后来的长城建筑起到某种引领作用。公元前2800年～前2500年，辽西一带出现了围绕原始村落砌筑的石砌围墙。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出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几乎都有土石砌筑的“城堡”，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

　　春秋战国时的齐长城和楚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时称“巨防”“方城”，其中楚长城长度超过1000公里。随后诸侯列国竞相仿效。

　　从空间上看，中国有3条万里以上的长城。

　　第一条为秦始皇时期修筑的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省），东至辽东，长度为5000多公里。

　　第二条系汉朝修筑的万里长城，西起今新疆，东至辽东。汉代长城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起来的，并筑了外城，长度达到了10000多公里。汉朝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

　　第三条是明朝修筑的西起嘉峪关、东至鸭绿江的长城，全长6000多公里。

　　2006年10月26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共同开展长城资源调查测量工作。2012年6月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宣布，历经近6年的调查和认定，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

　　从另一个空间维度来看，外国也修长城。希波战争以后，公元前475年，古希腊人修筑过三条长城，共计79公里。112年，罗马帝国在英格兰北部修了一条117公里的哈德良长城。83～260年间，古罗马帝国在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筑起一道长达550公里的砖石结构的防御工程——“日耳曼长城”，至今残留了许多堡垒和瞭望塔。226年到650年，伊朗的萨珊王朝修建了长达200公里的戈尔甘长城。

 

    呈现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长城形象史”

 

　　《长城简史》指出，汉族中央集权王朝如秦汉固然修长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北魏、辽、金乃至西夏，也都在修自己的长城。

　　唐朝不修长城，但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黄河北岸修建三座“受降城”。三城各相距200多公里，配套1800座烽堠，构成内外两层的进攻型御边体系。

　　北宋失去燕云十六州，传统的长城防御线支离破碎，也不再具备组建大规模骑兵部队与游牧骑兵一较高下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北宋建成了全长近500公里的“水长城”，沿途汇集河流19条、淀泊30个，置堡垒26座、军铺125个，守臣11人，战船百艘。此外北宋也修过少量的地上长城。

　　唯一没修过长城的是元朝。清朝主张长城无大用，但是在镇压西北分裂叛乱和白莲教、捻军的过程中，还是少量建设了长城。

　　在历史长河之中，长城在不同主体眼中的形象几经演变。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刘恒致信匈奴老上单于：“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刘恒的信件，把长城作为一条分界线，清晰地勾画出来。后世研究表明，长城的分布走向，基本上与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一致，由此划分了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以及温带森林草原区和温带草原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在这一线对峙，绝非偶然。

　　隋炀帝三次修长城，连寡妇也被征去。瓦岗军首领李密把这作为炀帝第六大罪：“长城之役，战国所为，……而追踪秦代，版筑更兴，袭其基墟，延袤万里，尸骸蔽野，血流成河，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其罪六也。”

　　唐太宗认为“深沟高垒”是下等战术；唐代诗人胡曾作咏史绝句《长城》：“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此诗反映了唐太宗的长城观念。

　　明朝主张“高筑墙”，在修长城上投入很大。清朝，边防总兵蔡元向朝廷报告说古北口一带长城有许多部分倒塌，要求进行补修。康熙很不以为然，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长城：“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长城简史》就此收笔，但是长城的另一个故事才刚刚开始。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过，传统事物只有在摆脱原先功能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珍贵而崇高的象征意义。

　　1909年，在长城极度萧条的时候，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盖洛写出了《中国长城》一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全程考察长城的人，他动情地写道：“长城的塔楼和城墙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它已经屹立了数百年，一刻也没有休息过。它傲对风霜雨雪，保护着山民们不受强敌的侵略……在我们看来，长城是被设计来维护和平的……长城的建造者甚至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超越了欧洲愚蠢的军国主义。许多好战的民族已经消失，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则延续了数千年……堆筑石头总比抛掷石头要好，保护生灵的城墙要比掩埋死尸的壕沟要强。让不朽的荣光照耀并赞颂那孕育并建造了世界上最伟大长城的德行吧！两千多年来，长城为保卫国家和平及消除紧张局势作出了贡献。了不起的长城！”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中国初战告捷。1935年，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中国人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以下转发长江日报读+记者李煦专访该书作者、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永清的访谈录。
 

【访谈】

 

　　在珠峰脚下有了撰写《长城简史》的念头

 

　　读+：您为什么要写这本《长城简史》？您和长城有怎样的缘分？

　　徐永清：1969年，11岁的我曾在长城脚下的河北怀来东花园一带生活了3个月。怀来东邻北京，西接坝上—山西—内蒙古乃至蒙古，是古来征战之地，长城守备要津。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与炎帝在怀来的阪泉之野有过一场大战。秦始皇时怀来属上谷郡。西汉痛击匈奴的飞将军李广、大将军霍去病，都担任过上谷郡的最高长官太守。五代十国时期，怀来属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贿契丹。明代中期，怀来境内长城旁边的土木堡，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将近半个世纪后，在我的笔下多处重温了发生在怀来的长城旧事。

　　1990年，我和戴占军先生合作，写了《长城的崛起》，这是一本讲述长城计算机集团奋斗史的长篇纪实作品。长城集团是最早从事计算机产业的大型国企，其发展民族工业的奋斗历程与长城精神相当契合。不过，我那时并未想到30年后要写长城的历史。

　　2005年5月25日，珠峰登顶测量成功之后第三天的傍晚，我和同事们从珠峰大本营凯旋下山，在西藏定日县城一家小餐馆小酌。兴奋之余，身心放松，把酒言欢，海阔天空。有人说，下一步我们要测量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高程；有人说，要测量中国十大河流的长度；有人说，要测量长城到底有多长。从那时起，在我心中就埋下10多年后撰写《长城简史》这本书的种子。

　　2017年8月，我和几位同事沿河西走廊西行，考察了汉、明长城。2017年12月，我开始写作《长城简史》。在9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孜孜专注于长城的千年烽烟，学习认知，理解消化，时而行云流水，时而困滞不前。在我的心目中，矗立起一道繁复幽深的长城、立体呈现的长城、个性鲜明的长城、不同于以往的长城。到2018年8月，我退休三个月后，《长城简史》竣稿。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长城简史》。

　　读+：您这本书，和其他写长城的书，有哪些重要的不同之处？

　　徐永清：写作《长城简史》，我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同时也学习了不少当代研究长城的著作，从中得到丰富的知识与宝贵的启示。我并没有标新立异的企图，而是力求通过人文视角，聚焦长城的前世今生，从长城最初的动议修建，到历朝历代的整体维护；从抵御外敌强势入侵的防御建筑设施，到长城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种种关联；我想要写的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兼具史学性与科学性的长城读本。

　　如果说，《长城简史》相较以往的长城著述还有什么特点，恐怕在于这是一部以人文视域写的书。长城远非一道僵死的建筑物，而是一道物化的立体历史博物馆。我写《长城简史》，不刻意于研究方向、理论观点方面的学术性论证，也不拘泥于长城建筑形制、遗址存留方面的细节剖析；而是从人文历史和历史地理的视角，以线性纪实的方式，梳理长城两三千年漫长纷繁的历史，依托长城地带的广袤空间，追寻长城起源兴衰，重温堪称节点的历史事件，再现长城内外的历史人物，力求明快凝练的叙述风格，将长城内外两三千年的历史，简明扼要、完整系统地梳理一遍，清晰有致、鲜明生动地展现出来，勾勒真实有据的历史画面，传播长城科学知识，再现一道生龙活虎的长城。

 

　　沿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的长城是文明撞击的产物

 

　　读+：我们对长城的了解是否已经足够，还是说，仍然有许多需要重新了解、重新认识的地方？

　　徐永清：除了众所周知的长城特质，我在《长城简史》中还归纳了一些个人的体会与认知。

　　长城是战争的产物。但是，随着文明的撞击、战争的纷生、民族的迁徙、疆域的改变，长城的军事价值日渐式微。长城是常态化的防御型军事工程，宜守不宜攻，救缓不救急，济长不济短。在农耕政权与游牧势力势均力敌或者游牧势力薄弱时期，面对小股、分散的袭扰队伍，长城的防御功能容易发挥出较好的效用。而当长城外的游牧势力强大，袭扰队伍庞大、集中的时候，长城这种一线排开、分兵屯守的防线，或抵挡不住大股精锐骑兵部队的冲击，或敌方选择漫长防御线薄弱之处进击，防御功能就发挥不出来。

　　长城主体没有发生大兵团作战。秦始皇、汉武帝在长城地带与匈奴大规模作战，是开疆拓土的进攻，而非消极防御，那些战场还没修长城，长城在作战胜利之后修建，除了防御，还具有标界疆土的功能。

　　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明代之前的长城，如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多为夯土垒筑，天长日久，风欺土没。少数石头垒的，也因年久失修，坍塌湮没。明代才有砖制长城和大规模的石砌长城，所以，明朝以前的长城遗址，大多破败坍塌。雄伟傲岸的长城形象、成型有致的长城关隘，都是砖制、石制的明代长城。

　　长城是文明撞击的产物。长城不是单纯的一条线，而是一条蜿蜒盘桓于中国北方的环形带，一个特色鲜明的空间区域，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把这个区域称为长城地带。长城地带气候干旱，降水条件直接影响着这一区域人畜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长城地带的大部分地段，位于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那里农区与牧区交错分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在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一带对峙，形成农牧交错的地理区域。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一条动态变化的界线，游牧农耕交错带和长城也随之移动。农耕民族曾经不止一次地突破这条分界线，但是始终没有在草原地区建立长期的有效统治。游牧民族也曾长驱直入，跨过这条分界线，甚至入主中原，但是在夺取农耕区后，迅速地适应并转化为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会修建长城，来防御新的游牧势力冲击。

　　正如学者所说，昔日长城的价值并不在于影响土地在游牧区和农耕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减少农耕民族的军事支出和支付给游牧民族的财富，大幅度增加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成本，改变财富在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分配比例。

 

　　长城的精神价值逐渐从台后走向台前

 

　　读+：从秦国算起，长城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没有赋予长城特殊的象征意义；但是在工业时代，长城的实际功能极度弱化之际，长城为何反而成为了民族精神、民族形象的代表？

　　徐永清：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接续修建万里长城，主要发挥其军事防御与作战功能。但是，随着征战频仍、北方民族南下、疆域变化、人口迁徙，长城的功用逐渐发生改变。

　　长城终结于全球工业化浪潮。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特别是火器的集中盛行，长城的军事价值则越发变得式微。而其精神价值，却在岁月的淘洗中，逐渐从台后走向台前，日见深沉地迸发出熠熠的时代光泽。这与长城精神的凝聚与发扬分不开。

　　长城是历经沧桑的中华文明的见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这三千年以来的伟大建筑，至今横卧在中国北方大地，以傲岸的身姿、磅礴的气势闻名于全世界，成为纵横万里、独一无二的立体历史博物馆。

　　1933年，反对日本侵略的长城抗战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斗志；1935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高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被称为民族解放的号角。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长城精神、这就是众志成城的爱国精神、自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长城精神升华为民族精神，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今天，长城对中国人来说，是意志、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伟大意志和力量。长城，不但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顽强，展现出华夏儿女众志成城的家国情怀；而且，在它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尊、自立、自强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