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35—60岁的中国学者，没有读过商务版“汉译名著”的人，几乎不存在。在我的同行中，差不多每人至少购进一百到两百种。我在北大读地质学本科时，就购买过卢梭的《忏悔录》和《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等。当时虽然看不大懂，但为以后由理科改文科做了准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硕士时，班里有位同学，省吃俭用，自费购买了几百种汉译名著（不限于商务版，但以此为主），这些书在床边码起了一道墙。
　　就我所从事的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专业而言，“汉译名著”对大家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商务非常重视自然科学总论、科学史、科学思想、科学文化著作的出版。2009版的“汉译名著”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石里克的《自然哲学》、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庞加莱（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丹皮尔的《科学史》、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默顿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科学社会学》、魏根纳的《大陆和海洋的形成》、海森伯的《物理学和哲学》、古德曼的《事实、虚构和预测》、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玻尔的《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等，与我们的专业直接相关，间接相关的就更多了。没有读过这些书的绝大部分的人，可以说在科学文化上将会是个文盲或半文盲。
　　对于学者而言，“汉译名著”只起入门作用，因为专业研究要直接研读原著。不过，对于社会上绝大部分读书人而言，中译本可能就是他们接触经典的主要途径。因而译本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文化传播的效果。长期以来，商印版“汉译名著”经受了考验，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认可，形成了一个重要品牌。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11月4日05版，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