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古今的“杂拌”艺术

《讽刺的解剖》（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出版）

　　《讽刺的解剖》（The Anato⁃my of Satire）一书最初出版于1962年，是苏格兰裔美国古典学家、文学史家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1906—1978）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写作此书的契机是196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四场讲座，而从本书的行文风格中，也能看出演讲的痕迹。作者并未以繁缛的学院派语言使读者对古典学望而生畏，而是以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的文字，将我们引入自古希腊、古罗马至20世纪现代文学的绵延不绝、丰富多彩的讽刺艺术的世界。海厄特不仅是一位学术大家，同时也是一名致力于人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古典学乃至人文学科在20世纪的衰弱有着深刻的反思，并且身体力行地推动古典文化与人文精神的普及，从这一点来说，《讽刺的解剖》与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其意义并均不限于学院，也是面向大众的写作。

　　讽刺（Satire）作为人类语言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研究途径（修辞学的、语言学的、乃至人类学的），而本书讨论的是作为文学类型的讽刺。正如海厄特所言，讽刺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学类型”，但它仍是“最富创造力和挑战性、最值得铭记的文学形式之一”。作者对讽刺的讨论是在西方文化传统内部展开的，沿流讨源，自然溯及其在古典时代的源头，因此本书也与作者的另一代表作《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有所呼应，在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几乎触及了希腊罗马以降的西方文学的各个阶段和每种重要体裁，呈现出西方文化内在脉络的延续性与多样性。

　　本书将文学中的讽刺划分为三种主要形态：“独白”“戏仿”和“叙事”。一篇讽刺作品通常至少包含三者之一。独白型讽刺，是指作者亲自出马，直接陈述自己的看法或嘲讽对手。戏仿型讽刺，是通过对既成的某种文学样式的夸张模仿而使其显得滑稽可笑。讽刺的叙事，则是指在戏剧或小说等叙事文类中，通过情节构造本身来取得讽刺效果。正如讽刺与其众多近亲的关系一样，讽刺内部的这三个类型，也并非完全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这种基本的区分仍然是有效的，作者由此建立起系统的论述框架，对三种类型的分门别类的阐述，构成本书的主体部分，也是引领读者进入五彩缤纷的讽刺文学传统的方便法门。

　　海厄特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作家自己并没有弄清楚讽刺与其他文学类型的分别，以致作品在它们之间摇摆，破坏了整体的效果。在作者举出的这类案例中，小说占比尤多，这或许不难理解，因为近代西方小说正是在对各种既有文体的混用中逐渐形成其叙述体式，发展出所谓“写实”的技术，改变了人们基本的文学观念的。而在作者看来，当讽刺叙事流向“纯正现实主义”，就破坏了讽刺本身的效果。在评判福楼拜、格里美尔斯豪森或者哈谢克的小说的得失时，本书采取的与其说是文学史的立场，不如说是文学批评的立场。批评需要以个性为尺度，不惮于褒贬。海厄特个性鲜明的批评，未必总能说服我们，但一定会唤起我们活跃的思考。

　　本书最后的结论部分，对讽刺的概念、动机与功能再次予以界说。作者认为，从语文学上看讽刺（satire）一词的起源与希腊神话中的萨提（Satyrs）并无关系，而是来自拉丁文“satura”，意谓食物的“杂拌”，从这种原始意义上看，讽刺意味着量大、风格多样化、并且足够粗糙浓烈。作为语言行为的讽刺，最初源于生活娱乐、即兴玩闹。讽刺文学创作的动机复杂多样，通常与个人的负面情感有关，但又需要泛化、正当化以获得普遍性；批判罪恶、嘲讽愚蠢的冲动是重要的动机，而美学上的考虑，高难度的形式创造本身所内含的乐趣也不能忽视。关于讽刺的目的或功能，贺拉斯的“笑着说真话”是一种经典表述，但作者指出，“真话”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从正面发挥作用的建议或警告，一类则是对他人和自身的伤害，其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人性观念，一种接近苏格拉底，认为恶来自无知，展示丑恶本身就是教育和救治，而另一种则更接近古希腊悲剧，认为恶来自人类本性，因此其讽刺的目的不是救治而在于惩罚。不过，“satura”注定要求多样性，因此每个讽刺作者，甚至每篇作品之中都可以出现上述不同情感态度的并存与交战。

　　在这里，看似纯粹的文学形式分析再次溢出其自身，触及文学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如果说讽刺真的能具有“救治”的效果，其必要的前提，就是作者、讽刺对象与读者身为人的某种共通性、可对话性。而正如本书导言中已经指出的，讽刺这一形式对于伦理价值的两极——彻底的恶和至高的善，似乎显得有些无力。它对于“较小的罪行和所有愚蠢行为”，都是强大的武器，但有些罪行——例如纳粹的大屠杀——就过于可怕而无法讽刺，最多只能努力就此写一部悲剧。本书问世时距离二战并不遥远，海厄特的这一见解或许使我们联想到阿多诺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不过，讽刺对于人类文明最重大的那些危机真的完全无能为力吗？ 这也未必，如果像阿伦特指出的，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罪行其实是现代人“平庸的恶”所累积的结果，那么作为救治平庸的愚蠢与罪行的苦口良药，讽刺仍将具有生命力吧。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1年12月15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