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民国初年美国地质学家Clapp拍摄的武昌城墙蛇山段，照片中可见城墙女墙、垛口，远处的蛇山东山头角台，以及山上城墙仅外侧包砖，内侧为裸露夯土坡等建筑细节。
刘文祥，历史学博士、城市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武汉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大学史。著有《珞珈筑记：一座近代国立大学新校园的诞生》《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武昌老学府》等。
在详细考察武汉大学修建过程、写出《珞珈筑记》之后，学者刘文祥把研究目光转向武昌城，他没有泛泛地讲述城市历史的方方面面，而是另辟蹊径，将城市景观作为切入口，以城市历史进程中的景观变迁为主线，围绕“城象”的演变展开讲述，从而打开了武汉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写出了《城象：武昌的历史景观变迁》。上周，刘文祥接受了长江日报读+专访。
黄鹤楼原址上为什么建起西式警钟楼
“当同游告诉我说这是正式的黄鹤楼时，我是禁不住大大地吃惊而懊悔这一行了！这可以是有名的黄鹤楼吗——那摆在我眼前的？简直跟普通的房屋一样，而在里边，只是个恶俗而嘈杂的茶馆。”
这是1936年《大公报》上的一篇武昌游记。必须说明的是，那时那地，并没有黄鹤楼，黄鹤楼已经在1884年毁于火灾；给《大公报》游记作者留下不佳印象的，是在黄鹤楼原址上修建的“警钟楼”。
刘文祥《城象》的封面，就特意选择了一张“警钟楼”的影像：在长江之滨，在崔颢、李白吟诵过“烟波江上使人愁”“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地方，在一排中式房屋之间，立起一座红色西式楼房，细看之下有一种古怪的不协调。
这幅影像出自日本人印的明信片，刘文祥又找到那篇《大公报》游记收入书中。他写道：在黄鹤楼火灾后20年的1904年，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在黄鹤楼原址主持修建了警钟楼，这是一座瞭望火情并通报火警的消防建筑，为西式风格，主楼高两层，其西侧建有一座内装自鸣钟的塔楼，发生火灾时，可以通过钟声通报火警。这座耸立在江边的醒目西式建筑，当时也堪称武昌古城一个新的重要景观地标。如此一幢纯粹西洋风格的建筑物，取代了传统中式风格的黄鹤楼，在视觉效果上无疑显得有些怪异，时人对此印象不佳，也可以理解。
不过，这种“怪异”的背后，恰恰有一个可以自洽的逻辑：中国古代建筑遗产之不易保存，除了战乱频繁，另一重要原因便是火患难消。近代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如何应对消防问题？除了改变城市格局与建筑材料之外，更迫切的是应建立起近现代的城市消防体系。
如此一来，在毁于火灾的黄鹤楼原址，建起近代城市消防体系下的警钟楼，就可以看作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一个体现，是当时的武汉人急于走向近代化的标志。至于视觉上的不协调，则正好是中国传统城市转型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缩影。
这就是刘文祥对影像的解读，读图的背后是史料搜集整理，史料背后则是史观的建构。涂文学教授评价：“正如全书的四章标题所点出的‘古老的城’‘砖瓦的城’‘变革的城’‘新景的城’，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传统中国内陆古城，又是一座站在近代中国变革前沿的城市，正是这种种碰撞，纠葛出了武昌别样的‘城象’。”
武昌在宋代就是大江大湖之城
“大江大湖大武汉”是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城象》则告诉我们，早在宋代，汉口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武昌（当时名鄂州）就是一座大江大湖之城。
刘文祥根据唐《元和郡县图志》、南宋《舆地纪胜》《舆地广记》《入蜀记》《吴船录》、明《湖广图经志书》、清《江夏县志》《黄鹄山志》等文献，从碑刻笔记诗文中查找线索，推测复原了宋代鄂州（武昌）城的外部景观，“面积广阔的东湖，与其南面同样浩渺的南湖，加之城西的大江，从四面共同环抱鄂州城，使宋代鄂州宛如水中岛屿一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江大湖之城”。为此，他还请好友黎国亮先生绘制了一幅南宋时期鄂州城池布局推测图。
《城象》是一部学术书，又有很好的大众阅读性。其中关于“跨江大桥”的部分，读来长了不少知识。
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在武汉建设跨江大桥的梦想，已酝酿了半个世纪。早在1906年，曾有媒体报道：“鄂督张香帅近与司道提议，欲于大江中建一铁桥，由武昌接汉口；再于襄河建一铁桥，由汉阳接汉口……将来二桥落成，既可免风波之险，且汉口一端可接京汉铁路，汉阳一端可接川汉铁路，武昌之桥则可接粤汉铁路云”。这是目前文献所见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最早动议。数月之后，经“日本工程师估勘工程，至少须一百七十余万金。鄂省以目下财政支绌，举行各项新政，在在需款，已决计将建桥之事暂缓，俟川粤两路告成再议”。
从张之洞到蔡元培、孙中山，都提出应在武汉建大桥；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在长江上进行了勘测设计，拿出了各自的设计方案；当然，这些全都没有实现。《城象》收录了其中一些方案的蓝本或图纸，这也是一种“影像”，是没有实现的、仅仅停留在纸上的“城市景观”。读到这里会感叹，城市的现代化真是太不容易了。
【访谈】
武昌城市史还有一些需要搞清的地方
读+：为什么选择“历史景观变迁”这样一个入口来研究城市史？
刘文祥：武昌是武汉三镇中的文化重镇，也是长江中游沿岸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一座古城，其城市历史文化，无疑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对一般人而言，景观也是人们阅读和理解一座城市最直观的角度和媒介，所以我试图想要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尝试探寻这座城市过往历史中在视觉上发生的演变历程。
读+：为什么选择武昌，而非汉阳、汉口？学术界关于武昌的史地研究是一个怎样的现状？能否说说研究武昌城史的意义和价值？
刘文祥：首先是基于我对武昌的了解和兴趣。我自己18岁来武汉上大学以来，一直居住生活在武昌。我在武汉的亲戚，也多居住在武昌，从小我对武汉的第一印象，就是从东湖开始的。我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校园建设的历史，在开展相关研究的过程中，也涉及了许多近代武昌城市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内容，从而引起了我对武昌城市史研究日益浓厚的兴趣。
我在2019年调来江汉大学工作后，主要研究方向更加聚焦在武汉城市史相关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产生了许多新灵感，最终形成了这本书目前的样貌。
学界关于武昌的城市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关于近代时期的相关历史，无论是从宏观、整体的城市发展史，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城市近代化转型等研究，还是聚焦于具体史事，如辛亥革命、张之洞督鄂、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等问题的研究，都已成果颇丰。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关于武昌城市史的研究，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限。比如对于古代武昌城市史研究，就相对显得薄弱了，许多关键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也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对隋唐以前的武昌城市史，我这本书中是写得比较保守的。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传世文献较为缺乏，城市考古资料亦严重不足，而相关历史遗迹保存至今者亦寥寥无几，这都给开展相关研究制造了很大难度。即使是近代时期的城市历史，同样还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张之洞督鄂期间办了很多学堂，如果一一列举这些学堂的名字，很容易做到；但是这些学堂后来的沿革演变，以及具体教学情况，就不大容易说清楚了。
正因如此，深化武昌城史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武昌城在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区域中心城市，在武汉三镇的范围内，更是被认为是文化重镇。搞清武昌城市历史上的诸多关键问题，对于丰富我们对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的认识，是有很大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
武昌“第一张照片”现藏英国
读+：《城象》这本书中使用了200多张图像，有不少来自海外，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能否说说搜集这些图像的过程？
刘文祥：一直以来，我对于城市研究中的影像史料搜集和运用都十分关注。从古代到近代，各类型的武昌城市影像史料亦十分丰富。因此在本书的写作中，对影像史料的大量运用是一个特色。
比如我用了专门小节讨论近代早期武昌的摄影活动，又比如对武昌城垣10座城门的逐一分析，均结合了古代绘画、近代地图和照片等影像史料等。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十月初二，湖北巡抚陈辉祖奏请修葺武昌府城垣并添建沿江护城石岸。这份奏折附有绘图贴说，标示城墙倒塌臌裂、城楼朽坏情形。图中可见武昌城自北迤东而南，依山而建；又西南转北，紧邻长江，还绘出黄鹤楼及其隔江相对的晴川阁；图中城垣气势磅礴，江水波光粼粼。这份奏折的副本与附图，保存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在他们举办的“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中，展出了这幅乾隆时期奏折中所附的武昌城垣图，我的一位朋友关注到此图并告知我这一线索。本书写作过程中，恰逢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舆图数据库”开放线上使用，其中就包括此图。在联系馆方并征得同意后，我在书中使用了此图的局部。
再比如，目前所知武昌也是武汉历史上第一次摄影活动拍下的照片，是额尔金使团摄影师给湖广总督官文等人在武昌江岸英国海军军舰上所摄的合影。当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汉口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英国使团随后在额尔金勋爵的率领下，乘坐军舰“迅猛号”（Furious）沿江而上，抵达汉口进行考察，并得以进入武昌城，拜会了时任湖广总督官文。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七，也就是公元1858年12月11日这天，官文带领他的官员们，登上了英国军舰进行礼节性回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俄里范（Laurence Oliphant)记载下了这次外交活动的一个细节：“午宴后我们在甲板上为他（官文）拍摄了照片。拍摄效果可以在木版画中看到，照片充分体现了大人的威仪。拍照后，他几乎强制性地让乔斯林做出最庄严的承诺：在回到上海后一定给他回寄一套照片。”乔斯林是使团中的摄影师。
此照片原件收藏在英国皇家巴斯文学和科学研究所，近年由布里斯托大学“中国历史影像”项目组公布了数字影像。但在咨询了原藏机构后，因为商业使用的费用较为昂贵，所以最终我没有在书中使用这一影像，而是代以根据这张照片复刻的版画。我认为国内学者使用近代影像研究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读+：您还使用了“虚拟影像”，请人画了宋代城池布局推测图，用VR技术做了古建复原图，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刘文祥：本书中用到的平面推测图、数字古建复原图，有一些是请朋友专门根据书中的相关研究结论绘制的，有一些吸收引用则是学界相关人士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武胜门的复原，是华中科技大学黄涛老师带领学生做的实践项目，相关影像经黄老师同意，用在了书中，也是不同领域学者研究成果相互交流学习的一种方式。
在城市史研究中，影像史料尤其具有突出的价值，能够提供丰富、多维而精细的历史信息，许多层面上是文字史料难以替代的。影像史料既包括近现代照片，也包括地图、图纸和传统的舆图、绘画等。影像不仅是作为史料帮助我们研究，也是研究成果讲述和呈现的重要媒介。在城市史研究中，这种媒介的运用尤其重要和有意义。
武昌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读+：能否从城市景观的角度说说武昌在“武汉三镇”中的特质？
刘文祥：武昌的城市发展历程与汉口是颇为不同的。隋唐以来，武昌一直是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型城市发展起来的，是古代传统中国内陆城市发展的典型模式，在近代以前完整地拥有这类城市所应该具有的各种基本元素。
但近代以后，由于汉口开埠、张之洞湖北新政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座城市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徘徊与变革。这些历史经纬，在城市景观的维度上，都有鲜明的体现。古老的武昌城面对这场巨变，绝非隔岸观火和无动于衷，而是被深刻卷入了近代武汉的城市化变革中。传统与现代在武昌这座城市里深度碰撞和交融，形成了复杂的城市特质和独特的城市风貌，这也是我试图在本书中呈现的城市特质。
在书中，我选了美国人阿伯特1898年拍摄的文华书院照片，画面中有西服革履的洋人，也有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我还选了两幅湖北谘议局也就是“红楼”的照片。英国人史丹利拍下了一张挂上十八星旗的谘议局大楼的正面照片，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这幢议会大楼的诸多建筑细节。这是清末武昌城内规模最宏伟的一组新建筑，由日本建筑师福井房一设计，整个建筑群布局和谐，比例严谨，外观华美典雅，建筑工艺精湛，在清末的武昌城中显得十分独特而显眼，是武昌古城走向近代化的标志性建筑符号之一。此后不久，这幢建筑即在阳夏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日后的重建也没有恢复原貌，因而这张照片中包含的建筑信息便极具史料价值。 第二张照片由英国传教士斯坦菲尔德拍摄，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谘议局大楼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受损严重，不仅中央塔楼完全被毁，全楼屋顶皆被焚毁，大楼的东翼也倒塌大半。这无疑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之一，见证武昌为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
原载于《长江日报》2022年4月19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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