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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疾走 谁与同行
——评《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

2022-09-27作者:谢鹏刊发媒体:中国妇女报浏览人数:1

杭苏红

 

《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民国新女性研究已是一个相对饱和的学术研究领地,如何实现研究的再突破绝非易事,而精神史的研究向来是一个高深领域。《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一书,在方法与结构上进行创新,将柔性的情感和坚实的史料融合成论述的温度与信度,展现了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图景。作者杭苏红领会了精神史研究的精髓,潜入、共情、洞察了每个具体研究对象的心灵波澜,形成了理路清晰而温暖可读的别样学术文字。

 

  民国新女性的研究已是一个相对饱和的学术研究领地,作为革命者的新女性、文学家的新女性,或是受教育的新女性均已得到较充分的研究。如何实现研究的再突破绝非易事,而精神史的研究向来是一个高深领域。要对一个百余年前颇难界定新生群体的精神图景加以展现和剖析,对研究者学养储备、史料遴选辨析和精神史研究方法训练都有相当高的要求。

 
  方法与结构创新:精神史意义上的研究
 
  一进入《独立与归属——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4月版)的世界,跟随作者杭苏红显见的文字和隐微的思路,就能感受到她挑战的勇气、论述的自信。在民国女性的研究版图中,女作家不再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而被视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社会生活的实践者,同时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载体。这超越了一般文学意义上的审美研究意义,而让女作家成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对象。
  在序言中,杭苏红清晰地表达了她的方法意识。在写作手法上以“叙事为主导”,她也清楚这种研究方法可能带来的学术质疑——“虚构性和修辞性的难题”,但她敏锐地意识到,此种方法恰恰避免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如变量分析、因果链条)的机械性,反而在宏观和微观之间灵活切换研究个体心理与情绪问题上展现出“新女性情感与人格的动态进展”,是以情感与精神为研究对象的较匹配的方法。在具体的章节中,作者走出“对立的评价”, 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出发,“更充分地理解参与者的观念和想法、心理与情感”。因此,该著作既有叙事性、故事性,每章节又能跳脱于叙事,深度地剖析与论理。
  作者区分了精神史与思想史、观念史。她认为,精神史更侧重研究方法,“明确地划清了自己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因果论证的界限,希望通过体验和同情的方式对精神观念发展及其意义进行理解和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杭苏红将其研究视为“精神史意义上的研究”。精神史研究涉及的情感、思想状态是流动的、主观性的,将研究相对清晰地呈现,需要一个稳固的研究框架。作者将“新女性的精神史划分为若干历史环节。历史环节又由若干同类历史事件组成,共同构成了历史发展长时间段进程中的一环”。著作主体分五章,每一章节选择最贴合主题的新女性作家进行讨论,这种结构安排反映了“新女性人格内在发展与运动的次序”。
  该书在写作上致力于宏观视角、中观环节与微观细节的融合。“独立与归属”是著作的标题,作者围绕两个主题反复切入,希望在微观与宏观,个人主体与历史情境之间建立关联,尽可能弥补宏大视角与具体历史之间的鸿沟,从而探讨社会环境和思潮与个体的互动关联。
 
  感情与史料融合:民国女性研究的新进路
 
   “独立”和“归属”是新女性的一种精神、情感状态。本书并非是在研究革命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外部运行,而是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更微观的新女性的内在精神世界。
  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时会偏重情感的记录与表达。书中频繁强调的“情感”,让人联想到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书写情感的历史,构筑灵魂的殿堂”的写作观。她谈到,“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她认为,“纪实中情感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示,是纪实美感的重要来源”。情感的弹性既是文学性的,也是历史的“实在”。
  而重学术研究的学者以变动不居的“情感”为研究重点的不在多数。杭苏红承继了性别社会学、妇女史、女性文学回到“人的研究”的倾向,即“更加关注个体的行动、心态、情感和观念”的做法,并往这种研究取向进一步拓展,她认为,“这些女性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和投入都是异常剧烈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们无疑是考察中国现代人格的产生及其特征的最典型案例”。
  柔性的情感和坚实的史料可以融合成论述的温度与信度。作者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且自如地调度和取舍素材,择几人充分展开,偏重深度解读;同时,她领会了精神史研究的精髓,潜入、共情、洞察了每个具体研究对象的感情、心灵波澜,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有效梳理和女性复杂文学情感世界的发掘,加之她的抽象概括能力与文字感悟能力,形成了理路清晰而温暖可读的别样学术文字。
  外围历史文献梳理、社会运动背景解析都服务于聚焦的“独立与归属”的精神界之探究,作者找到了一条民国女性研究的新进路,而且,也不同于只关注新女性之“独立、解放和自由”的人格特质,她回到女性真实的生存情感情境,强调“共同体与归属也构成了相当重要的议题”。因为,学人多肯定民国新女性独立、个性追求的“孤勇者”身份,而常常淡化新女性也具有的旧家庭的情感牵连,或是人无法克服的“深植人心的社群取向”。该书再一次让我们反思“新女性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以后,必须进一步融入一个亲密无间、圆融和谐的理想社会”的问题。
  新女性迫于制度的顽固,从旧有的家庭、情感关系中断裂,疾走在时代的前列,她们的身影是孤独的。无论是困守在乡村旧秩序习俗中的父母,或是未曾谋面的夫家人,甚至开明的乡绅亲戚、曾经的同窗挚友,乃至当时的文化先驱,都未必能完全跟上她们个人内心的风云涌动与“灵魂变奏”,惟余其艰难的探索。对于觉醒者、新人群体,精神是何其孤寂,又何其渴望归属。错综的时局里,是非之判断与情势之考量、现代个体的追求和对公理的追求如何取舍,对于当时的新女性,是艰难的思想与生存障碍。
   “成为新女性”之路是一场孤独之旅、冒险之旅。无论是许广平还是丁玲、白薇、张爱玲,作者再次让我们回顾了她们决绝的身影,革命积极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引导我们理解她们“遭遇的情感困境和个体危机”,及其曾被研究者忽略的她们更复杂的情感与精神层面。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文学院)
原载于《中国妇女报》2022年9月2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