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与细节中的杨振宁

《我知道的杨振宁》（商务印书馆2022年出版）

 

 

　　《我知道的杨振宁》，这是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葛墨林为杨振宁百岁贺寿写的一本书。这书娟秀小巧，盈盈一握，才8万字左右，却非常厚重。

　　

　　“厚重”小书 讲述大家风采

 

　　葛墨林心存厚道、广结善缘，虽以“杨振宁”为题，但绝不限于杨振宁。

　　比如全书第一章“结识杨先生”，写的是1973年，兰州大学助教葛墨林追随导师，白天改进40火箭弹，晚上研读理论物理，为汇报军工进展常去北京；适逢杨振宁北大讲学，检票的是导师熟人，于是师徒得以聆听讲座。1975年杨振宁把国外学术报告寄回国内，友人复写四份给葛的导师一份，师徒反复研读，终有所获；这成果被物理学家谷超豪介绍给杨振宁，于是1977年杨振宁去敦煌途中顺访兰州大学，与葛墨林师徒见面，称赞这一成果“非常妙”。葛墨林由此被升为讲师。

　　1980年，中美首次举行高能物理学术交流会，后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在筹备会上讲：西方物理学的主流是健康的；哲学好不等于物理好。众人始放下心中大石参与交流。葛墨林是会议“小秘书”之一，他在会上得知可以留学，心有所动。杨振宁来拜访葛墨林导师，一眼认出3年不见的小字辈葛墨林，寒暄中得知葛想留学，点头不语。数日后，竟有3位海外著名学者来找葛墨林商谈；最后杨振宁拍板，你干脆就来我的研究所好了。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

　　四十多年后，连葛墨林的学生都已成为院士；他将这段历程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流露出感激、感恩和感谢。从给他师徒留下两张票的北大老师，到给予他方便照顾的异国海关，都在书中留下一笔，自然更少不了诸多师友同行和学生弟子，从邓稼先王淦昌周光召到杨振宁李政道，都被葛墨林温润质朴的叙事联系在一起，俨然勾勒出中国物理学界的半部风云气象。这是这本书的“厚重”之一。

　　另一方面，葛墨林与杨振宁相识相交四十余年，后来成为杨振宁在国内的主要助手之一，与杨家非常熟悉。书中既有对杨振宁科学观点、思想、贡献的叙述，也有大量生动细节，讲杨振宁如何做人做事，还专门辟出两章分别讲述杜致礼和翁帆。这些丰厚故事，也构成了该书的“厚重”。

 

　　大局中的杨振宁 爱国情怀始终不渝

 

　　1980年晚会，葛墨林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搞庆祝，要求每个团队都出节目。葛墨林和同学商量半天，决定来一首《黄河大合唱》。到排练了，除了第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歌词都记不住。这时杨振宁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默写下了全部的歌词。大家都惊呆了，杨振宁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末，由杨先生推动促成中国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赴美有关大学合作研究，他们后来基本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此后，杨先生以他的名望得到海外华人支持，设立基金会资助了八十几位中国各界学者去美国深造、合作研究，领域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航空、交通、核能、电力等。有一次杨先生发高烧，不顾夫人劝阻，自己单程开车两小时去纽约做募款演讲。他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募集到。

　　每逢国内有科学代表团到访，杨振宁总是热情接待、细心安排，尽可能召集在美同行进行交流。他为此用去大量时间精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中心，请杨先生主持。杨先生代表全家给中心捐献100万美元现金，此后杨先生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心募集到了约1500多万美元。他还把国家给他每年的工资全部捐给了清华。

　　有一次，葛墨林亲眼目睹了杨振宁的“紧张”。当时，一个美国著名数学家给杨打电话，说自己花30万美元包了一架法航包机，要到中国来看望老师陈省身。杨振宁得知包机没有办理中国降落手续，顿时紧张起来，马上请清华外事部门联系外交部紧急处理。这位数学家是个怪杰，发明了一套交易模型，据说在外汇市场上长胜不殆，他教一段书就去赚钱，赚钱回来继续教书。在有关部门高效运转下，包机顺利降落，杨振宁接待。对方很随和，吃住都在招待所，最后为清华捐建一栋楼，专门用于外国学者接待。

　　杨振宁的爱国情怀既体现在这些“小事”，也表现在大事上。他第一次回国，面见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要重视基础研究。此后国内的大学学报、科技期刊开始得到恢复。1980年他提出中国要发展自由电子激光；1983年，他提出要重视液晶理论的进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提出中国学者要投入冷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后来这一方向产生两项诺贝尔奖；1990年代上书有关部门，建议发展X-波段FEL，可以用于蛋白键分析等；以及近年来反对盲目建“大加速器”，都是杨振宁敏锐科学判断与深厚爱国情怀的结合。

 

　　细节中的杨振宁 高情商但是很讲原则

 

　　为了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李政道先生也积极推进“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让一部分学生通过考试选拔到国外交流深造。这遭到一批人士的反对，这些人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出去了不回来怎么办”等质疑。李政道为此联系了40多位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得到支持。

　　这件事发生时正赶上杨振宁在中国访问，当时就有人找他，想听听他的意见。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杨先生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他不能反对学生出国。

　　陈省身在南开大学成立了数学研究所，应他要求，杨振宁在其中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室，由葛墨林牵头。不久，李政道先生就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楼上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葛墨林听说过杨李不睦的一些传闻，担心两个机构的关系不好处理，就给杨先生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希望杨先生给予一些指导。

　　“很快，杨先生就从香港打来电话。我记得当时杨先生的声音很严肃，他希望我们不要听外面的一些传闻，更不要介入他和李先生的关系里，他们在帮助中国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还希望我们两个机构在工作中通力合作，不要和他们上一辈人的事产生什么联系，安心把自己的事做好，为国家发展多贡献力量。听了杨先生的话，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1992年是杨振宁七十寿辰，他抓住机会在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举行国际学术交流，国外专家达到250人。当时所里条件比较差，也没那么多经费，杨先生从香港募捐来了很多东西，包括计算机、打印机等。因为担心所里缺乏办会的经验，他还特地派来他香港的秘书参与会务。考虑到外国专家爱喝咖啡，他还专门弄来一台咖啡机。

　　那次会议参会人数众多，花销很大。讲课费都是杨先生从香港募来的。按照经费使用的规定，当时与会专家的餐费标准内外有别，国外专家的补贴一天是35元，而国内是5元。那时候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国内国外的人分开吃饭，这种模式一开始就被杨振宁否定了。他说，一定要内外平等，国内的他想办法去募捐补齐到35元，让国内外专家一起吃饭。就这样，出现了国际上的各种大人物和国内参会的小青年一起拿着餐盘排队吃自助餐的情景。葛墨林对此记忆犹新。

 

 

原载于《长江日报》2022年11月15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