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女性文学生长点

 

　　自1990年代新的经济形态改变了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内容，文学如王蒙所说“失去了轰动效应”，1990年代中期，伴随着世妇会在北京的召开，一直较文学主流在发展进程中“慢半拍”的女性文学及其研究，在必然性的高潮以偶然性体现之后，犹如文学轰动效应的“回光返照”，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趋平缓，而在这渐趋平缓中，扎实的建设却也在稳步前行着，侯文宜教授所著《现代晋域女性文学史略》即是其中的收获之一。

 

　　如果就传统观念的文学——特别是小说而言，较之近些年全国女性文学写作在文学格局中的位置，山西的女性文学写作对变革山西文学格局的力度更大。一向以黄土地作为基本色调的山西文学，在与女性生命有天然血缘关系的都市化、现代性、经济生活渐入社会主潮的刺激、滋养下，如今盛开了女性绚丽多彩的七色生命之花，这是不能不引起人特别关注的。侯文宜教授的这本书，不重点探讨这其中的生成原因，而侧重于梳理山西百年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化历程，试图在这种梳理中，以扎实的史实来支持对山西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的研究。通读全书，确实给人以认识女性文学诸多启示，仅举三点为例：

 

　　第一，女性与革命与文学与个体日常生活的关系。以书中的关露为例。关露先以文名著称，与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其为电影《十字街头》所作插曲《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传唱一时。女性浪漫、神性的生命底色，文学以精神彼岸超越现实此岸的本质功能，革命的理想色彩，个体日常生活的实存意义，是如此水乳交融地体现于关露一身，由此给了女性文学研究以丰富的言说无尽的意蕴。

 

　　第二，女性与个体感性生命与浪漫主义文学在中国浮出历史地表的关系。以书中的蒋韵为例。蒋韵的文学实绩与其在文坛上被认可的程度之间的巨大落差，久已为多人所遗憾，在本书中亦是如此。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研究女性文学时，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其一，历来及时人，包括本书，多认为蒋韵前期的创作是伴随着新时期的文学主潮而来，而面对主潮，其特别的意义自然难以彰显。其二，蒋韵的文学写作的独特质素是什么？对此精准定位可能才会说明蒋韵的创作实绩与文坛对其评价不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才能更精准地定位蒋韵的文学写作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价值与意义。历来及时人，本书亦如此，都曾准确地判定何为蒋韵的代表作，判定蒋韵作品的风格基调是浪漫、凄美、悲凉，其作品中的主题意象是河流、夕阳、行走等等。其语言风格是华美、精致、文雅的。但何为根本性原因呢？ 我觉得，这原因就是，蒋韵作品重点揭示的，永远是面对铁定社会法则既定现实强大群体的历史与现实的以女性为载体的个体感性生命体现出来的，超越上述此岸现实的生命激情、生命之力、生命之爱及其注定的不能实现。

 

　　第三，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写作。以本书中的葛水平为例。葛水平与赵树理的人生及文学创作，确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历来及时人包括本书，对此已多有论述。如他们均为山西沁水人氏，个人的人生形态均与生养他们的乡村血肉相连，就创作立场创作方式而言，均是站在民间价值本位的立场之上，忠实于自己的生命经验生命感受，就他们的成名而言，均是在文坛正式“亮场”，即为“一株子大树子”——成熟之作家。葛水平与赵树理的最大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赵树理是从“此在”向“未来”的“敞开”，葛水平是从“神性”向“此在”的“观照”；在时间观念上，赵树理体现在历史的延续性上，是不同时间空间内容的变化，葛水平则体现在空间的凝结性上，是把不同的空间内容引入到同一时间之中。如此等等。

 

　　中国新时代的文学创作，需要赵树理研究的突破并在这突破中为之提供新的创作资源，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本土化，也需要着对葛水平研究的突破并在这突破中为之提供新的创作资源，而对葛水平研究的突破，很大可能是需要以对赵树理研究的突破作为借鉴的。

 

　　本书中所提供的作家作品中，还有多位可供作为女性创作与研究的生长点来给予提出与关注，譬如小岸作品“爱”的质素，就一向为中国文学所稀缺；譬如孙频作品中所体现的现代都市之欲；譬如笛安作品中所体现的新一代人的创作特征等等。一部著作，有如许多的可供继续言说的内容，确实是开卷有益。

 

（转载于《中华读书报》2023年06月28日第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