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隐秘角落”里的腐败无所遁形
——评《推进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推进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腐败，尤其是政治腐败，不仅是国际社会存在着的普遍现象，也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顽疾”。虽然腐败现象本身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但是每个国家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方式都具有“时空属性”，通过简单比较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与美剧《纸牌屋》中描绘的腐败现象，我们便能够明显发现这一点。

　　鉴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腐败对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严重危害，一种符合本国国情的腐败治理路径至关重要。郑英龙教授《推进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一书围绕我国腐败治理的转型问题，结合中国历史传统、社会背景、既有制度等因素，探索腐败治理的中国模式，提出了我国腐败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路径。

　　不同于以往，本书不再将反腐工作看作是单纯的打击违法犯罪，而是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制度化—法治化—协同化—国际化—多元化”为框架的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在重刑事惩治转向综合性预防措施建设为主的反腐败趋势下，惩治腐败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腐败治理的现代化路径将如何减少腐败的发生？这与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存在密切关联。

　　腐败生成机理的双重视角考察

　　从个体视角看，公职人员进行的腐败行为决策是不确定决策，因为法律虽然规定了腐败行为的法律后果，但腐败行为事后是否会遭受到查处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假设一个理性且无道德约束的人正在决策是否实施犯罪，那么影响该理性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对此，法律经济学存在一种犯罪行为的预测理论，它通过比较预期惩罚与犯罪的收益来预测犯罪行为是否会被实施。在这里，预期惩罚是受惩罚概率与惩罚严厉程度的乘积。如果将这一简单的模型带入到腐败治理的语境中，要判断腐败行为是否发生，首先就要考虑腐败行为被惩罚的概率、腐败行为受惩罚的严厉程度和腐败带来的收益。由于受惩罚严厉程度取决于相关法律等制度规定，而法律要求具有稳定性，那么，对于腐败治理而言，最为简洁有效的方式就是提高腐败行为受惩罚的概率。

　　本书不仅从个体视角考察了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还从集体组织视角研究了腐败主体的集团化、组织化现象，即腐败呈现出一种组织化的运行方式。由于制度缝隙的存在，在政府组织运行机制中的不同行动者，他们之间的交换行为存在着“非制度化”的倾向，非制度化的交换行为会随时间推移得到组织化。当腐败组织达到一定规模，以至于权力间的制约与监督完全失灵时，即便某个个体的腐败行为被发现，也难以受到惩罚。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有力监督和制约，处于腐败组织中的官员将很难受到惩罚。

　　实施腐败行为的个体会受到腐败组织的“保护”。《扫黑风暴》《狂飙》《沉默的真相》等近年来的热门影视题材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了这种腐败现象，腐败的组织化运行令个体腐败被遮掩，使得腐败治理难以得到推进。

　　单从两种主体视角考察腐败的生成机理，本书就已经让读者们意识到腐败治理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对于本书而言，分析我国腐败的生成机理仅是构建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路径的前提准备之一，本书的重点在于论述腐败治理的转型逻辑，以及腐败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协同化、国家化、多元化。但是，从减少腐败发生的角度看，对腐败行为生成机理的考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腐败治理策略与方案将如何发挥作用。

　　如何让腐败无所遁形

　　由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反腐思维难以带来长期收益，本书将腐败治理看作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国家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了体系化分析和研究，尝试建立起腐败治理的长效机制。那么，根据本书提出的腐败治理制度化、法治化、协同化等建议和策略，腐败治理将如何让腐败行为无所遁形呢？

　　从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来看，腐败行为受惩罚的概率是影响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不论是宏观的制度设计还是具体的反腐举措，都应当关注如何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减少公职人员腐败机会等方面的问题，都必须要保证腐败行为受惩戒的不可避免性与提高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和效率。然而，在实践中，腐败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行为越发隐蔽，腐败分子不断变换手法，采用更加隐蔽、复杂和间接的方式进行腐败活动。历数近年来的反腐案例，有许多腐败分子的暴露并非是其违法犯罪活动导致的，而是其不当言行、生活作风等问题引发了舆论关注，进而在相关部门的后续调查过程中被发现了腐败事实。但是，这种被动进行的腐败治理难以应对至今仍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我们需要更为主动的、有效的反腐方案和策略，威慑潜在的腐败行为，让那些处于“隐秘角落”里的腐败活动无所遁形。

　　本书作者注意到，目前通过监察法建立起的统一高效的监察体制，更多着眼于对违法犯罪的监督、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对个人的监督，还应加强对工作效能、重大事件和单位组织的监察。通过对公职人员消极不作为、懒政惰政的监察，对重大责任事故的全面监督以及对被调查人员所在单位组织的监察，腐败行为的生成过程会受到阻断，腐败行为滋生、被掩盖以及规模扩大的问题均能受到缓解。

　　再比如，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本书强调要深化反腐败追讨追赃机制。如若不能有效防止贪官外逃、赃款外流，以及建立起跨国跨境追逃追赃的长效机制，那么就会出现大量腐败分子外逃从而逃避惩罚的现象，也会助长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人民的名义》中“丁义珍”便是典型的贪官外逃形象。从效果上看，腐败治理的国际化既能够提高腐败分子外逃的难度，同时也可以降低跨境追逃的难度，最终保证腐败行为受惩戒的不可避免性。

　　对于读者来说，以腐败行为生成机理作为切口，进入到本书宏大的、系统而全面的理论语境中，是一种理解本书内容的非常简单有效的方式。最后，回归到本书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建议中，我们能够相信，本书将会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反腐败实践提供巨大帮助和有益参考，为腐败治理现代化这一系统性工程的建设作出贡献。

（原载于《法治日报》2025年6月12日，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