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学是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西方殖民扩张时代深受影响。直到今天,西方史学大厦的框架还在影响着亚洲史学的书写思维,这需要我们进行总结。 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的名作《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启发我们,以百年为时段考察学术的变迁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区间。既不太宏观,也不太微观,便于人们掌握其中的变迁与发展大势。20世纪是亚洲史学近代化、学术化、职业化的世纪。现代大学与学术机构纷纷建立,亚洲各国纷纷设立历史系、史学会、史学杂志、档案馆等,促进了史学的制度化;兰克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社会史、文化史等等,大大拓展了亚洲传统史学的内涵;亚洲各国史学家都试图在本土传统中寻找方法论资源,如中国的“经世致用”、日本的“文献考据”,如1917年印度创办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成为印度近代以来最早的本土史学研究机构之一;在印度本土历史学家中,高善必(Damodar Dharmanand Kosambi,1907—1966)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研究,被誉为“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鼻祖”;丹隆学贯泰西,是最早运用西方史学方法研究编纂泰国历史的学者,故被誉为“泰国历史学之父”。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系统梳理与总结。这本《20世纪亚洲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只是我们的初步尝试,我们希望通过工作经验的总结,未来能推出欧洲卷、美洲卷、非洲卷、大洋洲卷等,使之成为一套名副其实的“20世纪全球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 墨菲认为:在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西方曾主导着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一时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落幕,它为一个世纪肆无忌惮的工业化、城市化与技术爆炸画上句号,其破坏性影响直至今日才初现端倪……如今,世界历史的舞台正日益由多方共享,尤其是亚洲,而其中最为突出者则是中国。正是这种不断加深的认识,为我们理解此前两三百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例如,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常被忽视却又真实的事实:在现代世界中,西方才是特例,亚洲才更接近常态。西方在亚洲的霸权已然终结,如今我们得以从历史维度审视并开始理解这一进程。正如陶尼(R. H. Tawney)那句光彩夺目的比喻所言,那些将通商口岸缝在“一件古老长袍下摆上的流苏”的丝线已经被剪断。亚洲正以骄傲之姿重获自我。我们不再是参与者——至少不再以相同方式参与。我们终于能以研究者身份审视这段历史。 这意味着20世纪的亚洲史学既是传统的(农业的),也是现代的(工业的、西方的),更是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具有多重面相,是从西方史学到全球史学的重要桥梁:从深受西方影响的近代史学向知识自主与历史主体形成的当代史学,从民族史观到全球史观的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参与重塑世界史结构的史学。亚洲史学正越来越世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