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与随时 光启文库

跟随当代史学大家，走进如烟历史


“稽古与随时”，是瞿林东先生借用的唐代史家刘知幾和杜佑的两个概念，既是自勉，也是希冀——希望当代学人创造出历史感和时代感相结合的新型“稽古”与“随时”的现代模式，既“得稽古之宜”，又“达从时之义”。
瞿林东先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本书收录了瞿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三十余篇文章，析为五辑，其中既有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也有治学之思、研究余墨和漫谈，还有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望，等等。瞿林东先生的治学特色与风骨，尽现字里行间。


 

瞿林东，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主要著作有《瞿林东文集》（十卷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及相关著作十数种；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卷本）及马工程教材《中国史学史》；发表论文、文章三百余篇。《瞿林东文集》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8年）等多个奖项。

本书内容多为瞿林东先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撰写的评论、论文及短论、随笔等，大致分为五编：第一编民族与文化。主要内容为阐述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以及阐发这一传统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阐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等，其要旨则在为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提出多方面的历史与史学依据。第二编历史评论。主要内容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基本范畴、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的特点、司马迁和唐太宗等留给后人的启示等。第三编史学评论。主要内容为阐述新中国70年史学的发展大势，以及中国史学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及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并评论当代历史著作与史学家著作的特点。第四编治学漫谈。主要内容为作者就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科建设等问题，从治学角度着眼，就史学与理论、求真与经世、稽古与随时、时代与史学以及唯物史观与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等问题，发表个人的观点和见解。第五编序与跋。收录了一部分作者本人论著的自序、一部分为史学前辈与同仁论著所作的序，如：《史学遗产六讲》前言、《资治通鉴介绍》再版前言、《陇史新探》序、《我的史学人生》题记与后记、《瞿林东文集》总序等。

自 序
第一辑 民族与文化
探索民族间的心灵沟通
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
略说撰写多民族历史传统的阶段性特征
历史的长城 心中的长城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辑 历史评论
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
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的几个特点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启示
“公事之闲，宜寻典籍”
怎样看待古代史官的作用
阮元的为政、为学、为人
让后人懂得什么是历史
第三辑 史学评论
成就、反思与新的前景
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理论互补与学科建设
宋人笔记的史学意识
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教育史
资料• 会通• 见识
古风新韵
第四辑 治学漫谈
谈谈历史研究中的几个关系
论“稽古”与“随时”
历史研究须处理好古今关系
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在思考历史中汲取智慧
探索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话语体系
唯物史观与学科话语体系建构
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
第五辑 序与跋
《史学遗产六讲》前言
《资治通鉴介绍》再版前言
序《陇史新探》
序《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
明代史家怎样看待历史
天意与自然
《中国简明史学史》后记
《我的史学人生》题记
《我的史学人生》后记
《瞿林东文集》总序
跋

中国古代史家讲求“通变”和“会通”，司马迁是杰出代表。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对后世影响甚大，而“通古今之变”可以说是对后世史学家都有影响，成为史学家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远远不止是关于时间上的古今联系，而是包含了社会历史的多方面内容，这见于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写的这一段话：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具体解说。其中“本纪”和“表”，是讲朝代兴衰和年代排比；“书”，是讲制度的“承弊通变”；“世家”是关于社会机制的“运行无穷”；“列传”，是反映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至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表明文献方面的会通。由此可见，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实质上是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而朝代兴亡、制度演变、人物活动、文化典籍等等，都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史记》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坚实的基础，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恢宏的视野，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在历史撰述上的反映。
存在决定意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首先来源于社会历史变动本身。从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中，可以看出社会历史变动对于史学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作了这样的嘱咐：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从这个嘱咐中，可以看到司马谈对于历史变化的认识，以及对孔子整理文献、撰写《春秋》的尊崇，最后落实到“汉兴”这一历史转折性事件，史学家必当有所记述。可以认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具有历史感的思想家。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还有思想文化传承上的渊源。除了上文所引中有“承弊通变”的说法以外，司马迁在讲到作《礼书》时，提出“略协古今之变”；讲到作《律书》时，提出“切近世，极人变”；还讲到“作《平淮书》以观事变”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等等 。司马迁这样强调“变”、“通变”的思想，无疑是受到了《周易》及其系辞的影响。如《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恒》卦：“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又如《周易·系辞上》：“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动则观其变”，“通变之谓事”，“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拟之而后言，议者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实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纠之谓之通”；其《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这对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司马迁来说，自是非常熟悉并深受其影响的。
这一影响之最突出的事例是，司马迁从变化的观点出发，充分认识到秦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他指出：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秦始皇的暴政及其对文化采取的错误政策，一方面从“世异变，成功大”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肯定秦朝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也批评了“以耳食无异”的“学者”，反映出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之大势的卓越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