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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主义”视角,聚焦北京什刹海胡同游几十年的兴起与变化,对胡同游的策划者、管理者、从业者、游客和胡同居民进行多角度呈现,为读者奉献一部有温度的“民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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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俗主义”视角,聚焦北京什刹海胡同游几十年的兴起与变化,对胡同游的策划者、管理者、从业者、游客和胡同居民进行多角度呈现,为读者奉献一部有温度的“民俗志”。
作者以“民俗主义”为研究视角,对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地区近几十年兴起的三轮车胡同游活动开展了跨9年的田野研究,以文化精英、政府、企业、车工、居民、游客等主体的交互凝视和叙事行为为线索,呈现北京胡同游从诞生、发展、失序到特许经营,再到稳定发展、持续创新的过程。胡同游的经营充满了国家在场、企业意志、居民态度和车工表演的个性化,逐渐成为年轻人眼中什刹海文化的重要象征。但这种民俗主义的新传统,是否能内化为什刹海的“本土力量”,并被内生传承,还需要更长时段的跟进研究。
丛书简介:
“民间文化新探书系”聚焦21世纪以来民间文学、民俗学以及相关学科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展现经典民俗研究的新视角,注重扎实的本土田野研究与开阔的国际视野,呈现更加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和形式,通过本书系的出版,希望可以进一步展现民间文化的当代魅力和活泼生机,推动民俗学朝向当下的转向,从而为丰富和活跃当前国际国内的民俗学研究、促进学科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绪 论
1. 研究缘起
北京鼓楼西南,有三片相连的水域,夏季纳凉划船,冬季溜冰赏灯,是北京城内颇具人气的传统游赏地。在水域的周围,分布着大量的胡同、四合院、王府、名人旧居、大杂院、商铺、寺庙宫观,聚居着十多万北京民众、租住在此的外来打工者,以及一些保密系数较高的特殊人物,此外还有一些国家机关。作为北京旧城的代表,这个地方常常出现在各类媒体上,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群。这就是“什刹海”,老北京民俗生活的记忆。
什刹海在北京建设发展史上地位独特。从元朝开始,什刹海就是元大都的漕运中心和商业中心,到明朝和清朝时期,一些达官显贵和文人雅士竞相来此游憩居住,清朝正黄旗在此驻扎。1983年,北京市成立“西城区什刹海风景区整治指挥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水系整治、景观提升工程。1986年,成立“什刹海公园管理处”。1992年9月,市政府正式命名什刹海周边地区为“什刹海历史文化旅游风景区”。1994年 10月,中国第一个“胡同游”项目在什刹海启动。1998年,成立“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2002年,北京市将什刹海及其周边地区列为北京旧城 25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03年,酒吧、餐饮、特色小商品购物等休闲产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2009 年,什刹海被正式确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根据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的统计,2013 年什刹海共接待游客 528 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 37 万人次。随后几年,游客一直持续增长,市场热度不减。2019 年中秋节期间,什刹海游客接待量位居北京各类景区首位。2021 年春节,什刹海风景区接待游客 20.2 万人次。2021 年五一假期,什刹海风景区接待游客 91.7 万人次,位居北京各类景区第三名。
在什刹海胡同游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企业、车工、媒体、学者、居民的态度、行为和相互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动态多变,个体性也很强,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游客作为民俗文化再生产的重要主体,从尚未到达时,就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和模拟想象,进而参与到再生产过程中;而在实际的旅行中,他们的即时反应又构成了旅游表演的现场组成部分;在旅游过程中或者旅游结束后,他们通过博客、微博、微信、抖音等网络文本记录和传播他们的旅游体验,这些体验叙事1,又反过来影响到下一次民俗文化再生产。各生产主体在通过旅游重新审视当地民俗文化时,往往把它作为可以改造、销售的对象进行重新设计和应用,“符号化”成为最便捷的一条途径。什刹海胡同游作为老北京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传统”,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很多时候也是想象的)以及生产者的个性被重新编码、阐释、表演后,便脱离了原来的语境,消解了民俗文化的整体有机性,成为一个民俗主义的过程。什刹海,从作为北京旧城保留最完整、遗存最丰富、景观最独特的传统生活区之一,到被政府定位为生活区与文保区,再到后来被定位为旅游区、生活区、文保区,这个转变过程彰显了政府的权力意愿,也呈现出社会文化变迁。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快速地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的消费社会,被多元主体不断地再生产。
本成果基于对什刹海胡同游长达十年的田野研究,对胡同游的肇始、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博弈进行深度的民族志书写。力求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在城市旅游与遗产旅游兴起的背景下,包括政府、企业、车工、居民、游客在内的多元主体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开展基于角色的权力叙事;怎样在互动中对抗、协作,共同展演什刹海胡同游,实现都市民俗文化的再生产;通过对皮影戏、老北京冰嬉、冰蹴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田野研究,深描非遗文化在什刹海旅游以及国家政治、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民俗主义过程。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以主体的文化再生产为主线,梳理什刹海胡同游的兴起和发展过程,考察都市民俗文化再生产的语境、方式、特征及文化呈现。在特定的语境下,多元复杂的主体表达自己对于胡同游的态度、施加权力行为,呈现出强烈的流动性、交互性、个体性,这种多声部不断变化的音调共同构成了在什刹海胡同里进行的文化展演,即多元主体的多重叙事。研究以长期的田野研究为基础,辅以文献、问卷调查、网络游记文本分析等,以胡同游中的主体叙事为线索,进行旅游化的传统文化再生产分析。其中,又以几个代表性人物为个案进行深度考察。一方面呈现异质性权力主体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彰显主体内部的个性化,他们的态度、看法和权力行为,有时候与其所在的群体一致,有时候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背性。这种不断变化的个体性、交互性和流动性,正是旅游多重叙事的魅力所在。此外,这种叙事又表现出明显的符号化特征,主体通过符号的解构、抽绎、再编、表演,对民俗文化实现了再生产,让它更具有市场吸引力、可消费空间和赢利能力,呈现出民俗主义的过程和状态。
反过来说,民俗文化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和能动性,传统之为传统,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这种权威性在文化再生产中具有的典范性、指导性意义1,并不完全是被操作、被宰割的对象。尤其是什刹海作为大量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属性,使其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张力,公共的、“前台”的文化展演热火朝天,门内的、“后台”的生活方式传承有绪,什刹海民俗文化在变动和调适中向前发展。万建中教授认为民俗是一种意义明确的行为和言谈,是一种传承性的社会交往行为,是一种多向度的、群体性的理解、意义释放和情感宣泄活动,民俗文化在交互行为中不断被建构。
本研究将旅游开发视为情境性再组织的过程。旅游发展中的多方协作是一个再组织过程,具有情境性、非正式性、任务性的特性。这一过程牵涉到作为国家行业管理的正式组织体系与旅游开发过程中情境性的再组织化的衔接问题,衔接的要点就是各主体的原有身份与角色在旅游开发中的顺利转化。本研究的定位不是对应于旅游开发的民族志书写的一般性尝试,而是一项融合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创新的综合学术阐释,以旅游开发为切入口,探讨的是多元主体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共建共享,实现民俗文化的再生产和对社会发展的促进,这是本研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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