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通史 精装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

本书荣获2015 年首届“姚楠翻译奖”二等奖，是用越南文字写成的最早之越南通史，在越南史学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



少山（越南文学批评家）：…… 行文古雅劲峭，语言清晰丰富，次序分明，概括曲间幽微，这是《越南通史》突出的优点。我断言在陈先生之后肯定有更多优秀的史家出现，然而现在我认为这部《越南通史》当无出其右者。（1933年）

武玉潘（越南学者）：虽称“略”，但却是记述我国各历史时期的完备史事，是价值很高的书籍。（1942年）
李文雄 （越南华人学者）：（1946年）经大众评议，《《越南通史》竟压倒《金云翘传》而膺冠军，其为人重视至如何程度可知矣。（1948年）

陈文宣 （前南越宣传部长）：（《越南通史》为）无可比拟之作，（其问世使作者）跻于越南史学家、博学家第一流人物之林。（1954年）

陈辉燎（越南史学家）：（《越南通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属时期最为流行通用的史书。而且直到今天，仍未被完全淘汰。因此，它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许多人在苦心孤诣地批判它的时候，却不得不使用它，因为没有别的堪与匹敌的史书可以代替它。（1955年）

陈荆和 （华人史学家, 香港中文、 创价等大学教授）：此书是以客观之立场，可以信赖之史实，用越南文字写成的最早之越南通史，在越南史学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彻底究明东西文化之真髓，以合理主义，实证主义之方法，整理民族之精神遗产，构筑越南现代文化之基础。（1987年）

戴可来（郑州大学教授）：（《越南通史》）简明扼要，用不多的文字为两千多年的越南历史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重客观叙述，少有空论 。（1992年）

帕特丽夏·佩丽 (Patricia Pelley)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副教授）：该书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landmark text)……对（越南）历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的综合提炼”。（2002年）

陈文正（越南文史学者）：因为叙述历史的科学性以及作者的才华，迄今为止，仍无哪部著作可以和《越南通史》相提并论。 （2015年）

叶少飞（云南红河学院副教授）：（《越南通史》系）越南近代史学的奠基之作，对越南史学的发展和越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倘若回到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场景，以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来衡量《越南通史》这部越南近代史学的奠基之作，则必然被其内容与思想所震撼与打动。陈重金的《越南通史》将王朝史学提升为越南民族国家史学，独立、自由、文明、进化的观念影响了数代越南人，全书体现的越南国家和越南民族的理念成为越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2019年）

 

《越南通史》再版说明
孙来臣
已故郑州大学世界史教授、越南史专家戴可来老师（1935—2015 年）翻译的越南史学名著《越南通史》由商务印书馆于1992 年初版后广受好评，被学者广泛引用，甚至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2015 年本译著荣获首届“姚楠翻译奖”二等奖，更说明国内学界的肯定和褒奖。鉴于该译著早已绝版，为满足国内学界（以及华文文化圈）研究和了解越南历史的需求，现将其纳入“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再版，特作如下说明。
《越南通史》于1917 年编印成书，于1920 年正式出版，距今已逾百年。读者不仅要问：在一个世纪之后再版此书，意义何在？在我看来，重印《越南通史》意义有三。
第一，《越南通史》在越南史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位置。该书开创以拉丁化国语字撰写民族国家史学著作之先河，引领越南史学数十年，在越南史学史上独树一帜、贡献卓著。其强大的生命力使其得以在这一百年间多次、多地再版。自1920 年初版之后， 至2016 年为止，该书先后再版20 次。在南越，直到1975 年，该书一直都是历史教材编撰的蓝本。1999 年后，在河内、胡志明市、岘港和清化四地11 家出版社再版13 次之多，其中包括由河内的七家出版社再版七次。从1954 年开始，尽管北越政府领导下的史学界对《越南通史》进行了最无情的鞭挞和最严厉的批判，被贴上“封建”、“殖民主义”和“反动”的标签，但仍有学者暗地传看这一史学名著。
美国越南史学家帕特丽夏•佩利（Patricia Pelley）在2002 年出版的越南史学史专著《后殖民时代的越南：旧国新史》（Postcolonial Vietnam: New Histories of the National Past）中这样形容陈重金被批判的情形：“北越独立之后，学者们对旧式史学家展开猛烈抨击，陈重金则首当其冲。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频繁持续的抨击却使得陈重金俨然成为这些学者中的一份子，如影随形，寸步不离。这些独立后的史学家们为了申明其立场，也就必须通过反对陈重金、了解陈重金来达到其目的。”虽然被当作反面教材，但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陈重金著作的重要性。在20 世纪30—40 年代，《越南通史》风靡全国，洛阳纸贵，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赞赏。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更值得指出的是，迟至1987 年，越南史和华侨史研究的巨擘陈荆和还盛赞《越南通史》“在越南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 。此外，他还说陈重金可以与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胡适媲美，称“陈氏之业绩全是为战后越南学术研究奠定基础”。佩利也称赞该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landmark text）” 。越南学者陈文正于2015 年仍然这样写道：“因为叙述历史的科学性以及作者的才华，迄今为止，仍无哪部著作可以和《越南通史》相提并论。”在《越南通史》初版近一百年之后，如此崇高的评价发人深思！ 2016 年，美国学者白凯琳（Kathlene Baldanza）在其新著《明朝中国与越南》（Ming China and Vietnam: Negotiating Borders in Early Modern Asia）一书里仍然不止一次强调《越南通史》在整个20 世纪的重大影响，而白凯琳对该书引用或评论至少有五次之多，更证明了《越南通史》在出版百年之后仍有影响！国内对越南史学史素有研究的叶少飞也高度评价《越南通史》，称其是“越南近代史学的奠基之作，对越南史学的发展和越南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倘若回到20 世纪初的历史场景，以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来衡量《越南通史》这部越南近代史学的奠基之作，则必然被其内容与思想所震撼与打动。陈重金的《越南通史》将王朝史学提升为越南民族国家史学，独立、自由、文明、进化的观念影响了数代越南人，全书体现的越南国家和越南民族的理念成为越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在中国，继1992 年初版30 年之后，我们还在继续讨论陈重金，足见其著作仍然余音袅袅，光芒犹存。
为了详细阐明《越南通史》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性，我特邀叶少飞翻译了越南学者陈文正的《陈重金与〈越南通史〉》一文（见本书“附录”）。陈文正对全书的结构、内容、创新和再版情况进行了论述，最后对陈重金本人及其其他著述也进行了介绍。此外，少飞还专门撰写《陈重金〈越南通史〉与越南近代史学的发展》一文（见本书“附录”），在越南近代史学史的大背景下对陈重金这部史学名著的史学渊源、时代划分、正统观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旁征博引，卓见迭出。这两篇新增加的评论文章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在戴老师已有评论（见“译者的话”）的基础上，使读者从多方面更加深入理解该著作的巨大贡献和重要性。 为此，读者可以阅读这些评论，兹不赘述。少飞还帮助通读本译著再版初稿，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并改正了越文拼写方面的许多错误，特此致谢！
第二，陈重金在原著序言中说：“至若编出一部非常得体，研究和评论都极其详尽的历史，则要待日后有才之士做出努力。” 的确，在陈重金之后，尤其是近年来，越南、法国和美国出版了几部重要的通史性质的越南史学著作。比较起来，作为100 年前的著作，《越南通史》在21 世纪的今天看起来当然显露其诸多错误和不足。但是，除了《越南通史》在越南史学史上的巨大意义外，作为一部叙事简明、编排得当的越南通史类读物，作为越南历史的入门书籍，这部经典著作仍然不失其意义。戴老师说它“用不多的文字为两千多年的越南历史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而佩利则指出其“对（越南）历史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提炼”，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确，在谋篇布局、叙述精炼方面，即使现代各国（包括西方）出版的越南通史著作也无法望其项背。国内的越南史研究呈现强劲势头，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正在崭露头角，但真正形成庞大阵容，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尚需时日。 在国内产生高质量的越南通史著作之前，陈重金的著作仍有参考价值。
第三，戴老师翻译的《越南通史》对国内东南亚学界翻译、引进国外优秀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戴老师有丰富的翻译实践和经验，这些经验对东南亚学界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除了《越南通史》之外，戴老师还翻译了陶维英的《越南历代疆域—越南历史地理研究》（署名“钟民岩”，商务印书馆1973 年版）和潘辉黎等著《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版）。在戴老师去世之前，我曾力劝他将翻译经验和心得写出来，以惠后学，但最终未果，令人遗憾。只是在戴老师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谈到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对翻译的看法，大意是说，与其撰写没有价值的著作，还不如翻译国外有价值的名著。这或许是戴老师从事翻译的思想渊源之一。
戴老师做翻译，热情无比高涨，态度极其认真。对其翻译质量的全面评价，还需要由精通越南语的学者来进行。但通读《越南通史》译本，并对照部分原文，我的强烈感觉是，译文虽然谈不上“雅”，偶尔也有翻译痕迹，但起码达到了“信“（忠实于原文）和“达”（语句通顺、表达流利）的程度。从译著的整体看来，戴老师译笔质朴无华，厚重扎实；用词考究，语句简练；其译文略带文言口吻，读起来透出文雅之气。戴老师历尽艰辛，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制作无数卡片，不仅纠正了陈重金的一些错误和弥补了一些遗漏（ 在正文中用六角括号标出原作者所漏引或纠正其错引的史料），还为《越南通史》作注，据我粗略统计，总共补注多达450 个左右（ 绝大部分是脚注，也有少量文中注释）！一部分是订正原著错误，另外一部分是说明、解释地名和人名，而最大的部分则是还原陈重金所引史书原文并标明出处。肯在译注方面花费巨大功夫和心血的译者，除了戴老师，就是中国东南亚学界的元老姚楠教授了！这种为译著大量作注的传统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了！姚楠翻译的哈威《缅甸史》译注分量更重，再加上其译著等身，是东南亚学界翻译的先驱和典范。所以，中国东南亚学界的翻译奖即以姚楠命名，而戴老师的两部译著（《越南通史》和《越南历代疆域》）先后获“姚楠翻译奖”二等奖，可谓是实至名归，功在应得。
当然，任何著作或译著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戴译《越南通史》也不例外。但认真通读该译著，错误和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翻译方面的硬性错误基本上没有，足见戴老师翻译的极度认真与严谨。为了提高再版质量，现将我发现的错误与问题胪列如下。
在我对照的部分中，所发现的误译只有一处，即209 页（页码均为译著1992 年原版页码）“郑氏攻灭莫氏于高平”中的“攻灭“应为“进攻（đánh）”，原文đánh 没有“消灭” 的意思。其他一些问题大都是印刷错误、笔误或遗漏。例如，“17 世纪之末”（“译者的话”，第10 页）应该为“18 世纪末”；正文第20 页注1 和24 页注1 系重复第18 页注1；“檎获”（67 页）应为“擒获”；“丙午年（公元1429 年）”（153 页）应该为“丙午年（1426年）”；“蜚鸟尽”（170 页）应为“飞鸟尽”；“郑败逃，愍帝出家为僧” （195 页）应该为“郑败逃，出家为僧”，“愍帝”二字系译者误加；“筑了重垒，掘三重濠”（200 页）应该为“筑了三重垒，掘三重壕”；”工部侍郎冯克宽“（204 页）应该是“工部左侍郎冯克宽”；“监禁数日始放之”（209页）中的“数日”应为“数月”；“同海海门”（212、214 页）应为“洞海海门”；“庯宪”（250 页）应为“宪庯”；“大炮铸造厂”（238 页）应为“铳炮铸造厂”；《花笺传》的作者为阮辉似而不是“阮辉字”（ 307 页）；阮朝嗣德帝的《自学演歌》应该为《字学演歌》（第350 页）。此外，译著原版也有个别地方句读欠妥（212、226、308 页）及误写（250 页的P.） 。最后，“译名对照表”中的个别越文拼写也存在错误。上述问题在再版过程中都一一进行了改正，而下面有关注释和风格的问题则没有改动，以尽量保持译著的原貌。
囿于时代，陈重金原著中存在一些错误之处，例如他错误地认为“交趾”意为脚趾相交（9 页），而根据陈荆和先生1952 年的解释，应该理解为“鳄鱼之乡”（“交趾”应为“蛟止”或“蛟阯”，即“蛟居之地”或“鳄鱼之乡”）；“金沙河”（179 页注2）被陈重金解释为澜沧江的一段即九龙江，陈荆和在其校对的《大越史记全书》中也如此解释，但实际上是指缅甸的伊洛瓦底江。陈重金附和中国史书称南明永历帝为“桂王”（191、211 页），中国学者至今也如此认为，但实际上只有永历帝父亲称“桂王”，永历从未受封“桂王”。《越南通史》（44 页）认为南诏是泰人建立的国家，也早被证明是错误的观点。这些戴老师没有进行注释，但都应该引起读者注意。
还有一些内容进一步说明就更利于读者理解。例如，“武经”（229 页）其实是指《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石机鸟枪”（303 页）即通称的燧石枪；“铜船”（323 页）容易被理解为通体为铜的船只，而实际上则是303 页提到的“外面包铜的大船”，翻译为“裹铜船”为妥，因为是在船底包上一层铜皮，防止因海水和海洋生物造成的船体腐蚀；阮朝嗣徳帝（1847—1883 年在位）令人把《十条》翻译成喃文，目的在于使其通俗易懂（350 页），这里的《十条》应该就是明命帝（阮圣祖，1820—1840 年在位）在末期命令颁布的教化十条（322 页）。
本译著也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引象踏祖坟”（138 页）是越南语直译，翻译为“引狼入室”则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将Faifo 按西文转写的拼法直译为“费福”（247、249、341 页）则是望文生音，未能刨根问底，
追根溯源。其词源应该是“会庯”（Hoifo）即会安的另一名称，所以应译为“会庯”为佳，或起码应该作注；306 页的“斤法”一节谈到称矿物、金银的重量，“斤法”系从越南语phép cân 直译而来，但在中文中并没有这种说法，所以译为“衡制”为妥；“ 法国和英国为两个敌国”（342 页）译为“法国和英国两国互相敌对”则更容易理解； 法国的“异域传教会”（343 页）学界通常译为“外方传教会”；“儒字”（389 页）系越南人对汉字的称呼，所以译为“汉字”为好。此外，译著中一些句子带有浓重的口语味道，读起来则缺乏铿锵有力之感。所有这些问题毕竟都瑕不掩瑜，不影响本译著的巨大贡献。
最后，总结戴老师之所以能高质翻译《越南通史》，是因为他达到了翻译的最佳境界：既精通专业，又精通语言；既热爱翻译，又善于翻译；既有崇高的学术热忱和严谨态度，又有不求名利、坐冷板凳的可贵精神。反思《越南通史》译著的出版和再版，我们可以认识到，一部译著在翻译、出版后，其学术历程尚不完整；只有等待学界同仁进行认真、专业的检验之后，才能“盖棺论定”，确定其翻译质量的优劣。现在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本译著从初版至今近30 年，其翻译质量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是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一部难得的优秀译著。戴老师生前对“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的设立倍加鼓励，并欣然担任顾问；虽然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其学术著作和治学精神永存。《越南通史》的再版将会发扬光大戴老师的治学精神，大力促进学术界对越南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并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东南亚研究著作的译介。

中译本序言
陈玉龙（1985年）
越南已故历史学家陈重金（1882—1953 年）所著《越南通史》（原名《越南史略》）在越南史学界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专著。
该书是一部按王朝体系编写的简明通史。它主要取材于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及《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体上为越南历史勾勒了一个轮廓。由于作者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有些观点和提法我们甚难苟同。但比起那些历史赝造者们，他的写作态度要严肃多了。
此书在越南民间甚得好评。1946 年在西贡（今胡志明市）举行的越南书籍著作比赛会上，“经大众评议，《越南史略》竟压倒《金云翘传》而膺冠军，其为人重视至如何程度可知矣”。
作者在序言中曾表述自己的愿望。他说：编写此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先让我国今天的少年们都能够知道一点祖国的历史，以免有愧于国魂”。他祈求越南交好运，“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建立起一个强盛的国家”。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的晚年行动却与此背道而驰。
1945 年侵占印度支那的日军，于德、意、日法西斯面临覆灭的前夕，进行垂死挣扎，在越南发动“三•九”政变。同年4 月17 日，组成保大（阮永瑞）傀儡政权，陈重金出任“首相”4 个月。同年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8 月革命风暴的打击下，顺化小朝廷土崩瓦解。1953 年，陈重金病死。
本书作者自称“隶臣”，表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阮朝遗老。他成为日本侵略军和阮氏小朝廷的殉葬品，并非偶然。
尽管作者晚年大节有亏，但不能因人废言。翻译出版这本书对于我国读者了解越南历史，是有一定帮助的。
可来同志从事越南历史研究多年，成绩斐然。他在繁忙的教学之余，焚膏继晷，把此书译成汉文，洋洋30 余万言，译笔流畅，又对原书做了许多考订注释，殊为认真，是译者的又一可喜收获。
承译者雅嘱，为本书作序，欣然命笔，勉缀数语以陈。

译者的话
戴可来（1987年）
本书原名《越南史略》，为了避免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年出版的明峥的《越南史略（初稿）》相混淆，根据全书内容及其所附的法文译名（Histoire du Việt-Nam），译作《越南通史》。
作者陈重金（1882—1953 年），是河静省人，出生在一个儒生的家庭，自幼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年轻时，曾就读于河内翻译学校，毕业后赴法国入默伦（Melun）师范学校留学。学成回国，在“保护学校”（今河内朱文安学校）和河内师范等校任教，并担任过河内督学（1935 年）。他精通汉文和法文，是越南现代第一流的汉学家、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的著述主要有《初学师范科要略》（1916 年）、《越南语法》、《伦理教科书》、《儒教》（1930—1933 年）、《佛录》（1940 年）、《佛教今昔》、《宇宙大观》（1939—1943 年）、《人生观》、《王阳明》、《越南文范》、《越南诗学》、《翠翘传》（校注）、《幸蜀歌》（注释）、《唐诗》（翻译）、《黎朝四十七条教化》（译为法文）以及本书等十余种，还在《南风》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篇学术论文。
陈重金的一生，主要从事学术活动。但在晚年，却参与了反动的政治活动。1945 年侵占印度支那的日军，在越南发动“三•九”政变，一脚踢开残存的法国殖民政权，独霸印度支那。同年4 月17 日，日帝扶植越南阮朝末代皇帝保大（阮永瑞）在顺化组成傀儡政府，陈重金当了4 个月的“首相”。同年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越南8 月革命风暴的打击下，顺化小朝廷土崩瓦解。但是，陈重金拒绝与胡志明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合作，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直至1953 年12 月2 日病死于大叻。
尽管作者晚年失节，但不能因人废言。他的这部书，写于1917 年，初名《初学安南史略》，次年再版时，改名《越南史略》，是现代越南人用“国语字”（拼音文字）自编的第一部通史。作者在生前，曾对该书进行过多次增补和修订。这本书是越南的史学名著，在越南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影响。前南越政权的新闻部部长陈文宣在悼念陈重金的文章中，把这本书誉为“无可比拟之杰作”，并说此书的问世使作者“跻于越南史学家、博学家第一流人物之林”。北越的学者也不能忽视该书的影响，他们不仅经常加以参考和引用，甚至抄袭它的错误。例如，明峥的《越南史略（初稿）》把元代的昔戾基王误作昔戾、基玉两个人，就蹈袭本书照录了《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错误做法，而失于详考。早在20 世纪50 年代，越南著名史学家陈辉燎就曾在《越南文史地研究集刊》杂志上发表专文，批判该书的观点，但他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属时期最为流行通用的史书。而且直到今天，仍未被完全淘汰。因此，它的作用和影响非同小可。许多人在苦心孤诣地批判它的时候，却不得不使用它，因为没有别的堪与匹敌的史书可以代替它”。外国研究越南史的学者，也熟知此书，并把它列为研究越南史的重要读物。1987 年3 月，在新加坡出版的《南洋与中国—南洋学会四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中，收有著名越南史专家、现任日本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的陈荆和教授的《越南文明开化之步骤—阮长祚与陈重金》一文，对陈重金的《越南史略》给予很高的评价。陈荆和说：这本书“以实证主义与科学之方法为准则，除历朝之政治、征战外，官制、丁田、学制也概略说明，更将有问题之处加以短评以提供读者参考。总之，此书是以客观之立场，可以信赖之史实，用越南文字写成的最早之越南通史，在越南史学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
这本书之所以受到多方面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它具有自己的突出的优点。
第一，这本书简明扼要，用不多的文字为两千多年的越南历史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作者把越南史概括为五个时代，分为五卷五十三章来写。
第一卷，上古时代，起于鸿庞氏，止于赵（佗）朝。这是越南的传说时代。
第二卷，北属时代，自汉武帝平南越，止于五代越南吴氏自立，建立自主封建国家。这就是中国在越南设置郡县直接统治时期。作者认为，在长达1000 多年的北属时期，越南深深濡染了中国文明，这种影响年深日久，已变成越南自己的“国粹”，今天也无从消除它。
第三卷，自主时代，起自吴朝，止于后黎初叶。自此之后，越南摆脱了中国的直接统治（仍保持藩属关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丁、黎初立，为巩固独立，大修武备，文化未得到应有重视。到了李朝（1010—1225 年）、陈朝（1225—1400 年），社稷巩固，文化发展，越南已成为一个“北可抗拒中国、南可开疆扩土”的强大国家，经受住了元朝几次入侵的严峻考验。及至陈末，胡季犛篡位，明朝借机进军越南，一度重建短暂的郡县统治。黎利起兵，驱逐明人，建立后黎朝。后黎初叶的百余年，越南较为强大。特别是光顺（1460—1469 年）、洪德（1470—1497 年）年间越南达于鼎盛。但后来昏君庸主当政，朝廷腐败，奸臣作乱，君、王争权，酿成南北分裂的局面。
第四卷，南北纷争时代，起自莫氏篡位，止于阮朝统一越南。先是南黎、北莫，后则南阮、北郑，各霸一方，国土分裂，互相攻伐，人民涂炭。虽则如此，但北方的改革颇有建树，南方并占城，侵真腊，开扩了疆域。平地一声巨雷，西山邑一阵狂飙，摧垮了君位主业。但西山兄弟驰骋天下不到20 年，阮朝中兴，创建了统一的王朝。
第五卷，近今时代，起自阮世祖（阮福映），止于法国的“保护政府”，即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时期（1802—1945 年）。阮世祖初与法国人交涉，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势力讨伐西山。但是，后来其子孙诸王改变政策，严禁天主教，并不准外国进入贸易。其廷臣大多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不能因时而变，对外国经常制造不和，迫使法国不得不用兵保护自己的利益。由于这种政策，才造成现今的保护制度。
以上就是作者在本书中所分的五个时代和他所概括的越南史的梗概。不难看出，作者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但是，作者在每个时代之中，都按王朝体系，写得脉络清楚，条理分明，便于检索。每个朝代还开列了“世谱”。书
后附有大事年表，使读者一目了然。
第二，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作者主要取材于《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一统志》、《大南实录》等越南官修汉文史书和中国的正史以及有关越南的专著。除此以外，还参阅了不少野史、传说、家谱等资料，吸收了法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越南汉文史书在我国并不多见，作者所搜集的这些材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宝贵的。作者对于这些史料还进行过一番整理考订的工作，“屏弃其荒诞不经之说”，史料堪称翔实，远比当前流行的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的《越南历史》那种空泛之作充实得多。作者对每朝每代的典章制度和南北纷争时期南阮、北郑的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战争，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也是当前越南史学家的著作中少见的。越南的史籍大多用汉文写成，译成现代越语后往往有误。作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个特点，在本书中所有重要引文及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都附有汉文原文，且经我们查对基本正确无误。
第三，作者对2000 多年的越南历史，重客观叙述，少有空论，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远比当前某些有关的历史著作要严肃得多，公允得多。目前某些有关的历史著作不顾历史实际，根据一些不可靠的神话传说，将越南古代史尽量提前。他们把传说中的“文郎国”说成是信史。而陈重金对这个问题却比较客观。他根据旧史所载，“文郎国”从壬戌年（公元前2879 年）到癸卯年（公元前258 年），共存在2622 年，君王凡二十易，指出：“若取长补短平均计算，每位君王在位约150 年！虽系上古时代之人，也难有这么多人如此长寿。”据此而看，“文郎国”之说难以确信。他还认为，“文郎国”遭到中国殷朝军队侵略的说法，“实属荒谬”。中国殷朝位于今河南、直隶、陕西、山西之黄河流域一带，而长江流域一带则仍为蛮夷之地。从长江到北越相隔甚为遥远的路途，倘若当时越南有鸿庞氏为王，肯定不会有什么纪纲可言，无非像芒族的一位郎官而已。这样，他与殷朝毫无往来，更没有交战的可能。而且，中国历史也没有记载此事。因此，“有什么理由说殷寇就是中国殷朝之人呢？”这只是传说，不能信以为真。
当前某些有关历史著作，一方面严厉批判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另一方面，缄口不谈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其周围邻国的侵略，反而把越南对柬埔寨和老挝的侵略说成是什么“特殊的友谊”，为封建统治者的侵略行动辩护。这样做显然不妥。陈重金的著作不是这样。陈重金说：“我们越南人的苗裔日益繁衍增多，而在北面已有强盛的中国，西面则山多林密，交通不便，因此才沿海岸逐渐南下，攻林邑，灭占城，占领真腊之地，开拓出今日的疆域。”他在书中用不少篇幅比较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越南封建统治者对占城和柬埔寨、老挝的侵略过程，明确承认：“观今南越六省之地，是夺取真腊国的土地。”书中还记述了阮朝对真腊的侵略、控制和迫使其朝贡的史实。特别是明命时期（1820—1840 年），越南曾在真腊驻兵和设置府县进行直接统治，承认“我越南官吏在那里做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骚扰民间”，引起“真腊之民人人怨恨”，而引发了起义，使“官军被迫放弃镇西城，撤回安江”，遭到可耻失败。他说：“此亦是因为我国之人不知维护弱者，只知以贪残之心欺凌他人，所以招致耗损兵粮，将士疲惫，惨遭失败，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很大损害。”
历史是复杂的。当西山农民起义推翻黎朝封建统治而招致清军干涉时，起义领袖阮惠率兵抗击清军无疑是正义的。但是，当阮惠成为西山王朝的皇帝，蜕变成新的封建统治者时，对他的所作所为，也必须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的越南史学著作，却不是这样，而有意为前人讳。他们为阮惠掩盖罪责，对他攻占万象、侵略老挝并准备进攻中国两广的活动只字不提。这一点，他们又不如陈重金。他在书中辟有专节，记述阮惠企图进攻中国的情况：“前此，光中帝（即阮惠。—引者）向中国求和并接受封号，主要是为了等待有足够力量之时而进攻复仇。因此，当国内安定之后，便日夜筹划进攻中国。”为了进攻中国，他征集士兵，命令各地“攒造丁田簿籍”，实行“信牌制度”。根据《大南正编列传初集》卷三十《伪西列传》载：“簿民人给一牌，号曰信牌（著姓名、贯址，押手指为记，内印‘天下大信’四大字）。无牌者为漏民，给充房役而罪其里长。吏役因缘为奸，四出搜捕小民，
至有藏穴以避，不胜其苦。”丁田簿籍编定，规定三丁抽一，招募了大批兵士。军队分为道、奇、队，令其常加训练。诸事准备妥当，到壬子年（1792年），“惠令修表如清求婚，以探清帝意，亦欲借此为兵端”。只是因为阮惠“遭疾”，方“不果行”。陈重金据此如实介绍了这一情况。并说明，阮惠蜕变为新的封建统治者后，不仅开始侵略扩张，而且还压迫农民。忽视和有意掩盖这些事实，便不可能对阮惠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味地宣扬阮惠抗清，而曲意为他遮丑，更不是严肃的治史态度。
陈重金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这本书中贯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观点，是无足为怪的。诸如他颂扬帝王将相，把越南历史上的起义农民视为“盗寇”等。自然也不能指望他完全正确地阐述历史上的越南同其诸邻国的关系。他往往是站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阐述这些问题的。凡此等等，不胜枚举。我们认为，本书应该着重加以批判的，有以下几点：
陈重金在书中认为越南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是“卓越人物”的思想动机。“好像任何历史事件都是按‘卓越人物’的愿望而实现出来的。”例如，他认为，明朝之所以能在越南建立短暂的郡县统治，就是因为胡季犛有篡位夺权的“贪心”。如果胡季犛能“始终如一辅佐陈朝”，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陈重金不能正确阐释越南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的真正原因。他在阐述越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西山起义的原因时说：“阮岳曾任云屯巡卞吏，因此后来人们常称其为卞岳。然因性喜赌博，花光税钱，恐被惩处，遂入山为盗。”如果阮岳不是如此，而是一个好的官吏，似乎就不会有“西山起兵”，越南历史就会改观。事实上，到了16 至18 世纪，越南的封建社会已陷入严重的危机。南北两个封建集团—先是南黎北莫，后则南阮北郑—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仅就南方而论，北方移民和战俘开垦出来的土地，被阮氏封建集团的大小官吏所掠夺，成为他们的“官田庄”和“官屯庄”。强迫农民作他们的佃户，进行奴隶式的劳动。此外，农民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要服沉重的劳役和兵役。在阮氏集团的重压下，农民无以为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阮岳三兄弟振臂一呼，南北方的农民群起响应，才爆发了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西山农民起义如此，越南历史上大大小小300 多次农民起义无不如此。但是，陈重金却做出了错误的归纳。他写道：“倘若读书之人因某种原因而未考中，做不成官，便铤而走险，转为盗寇，以寻求显荣之法，所以国内常有盗寇。”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并非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由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而是由科举或者官场失意的知识分子所挑起。陈重金的这种论断，是抓住了农民起义有知识分子参加的表面现象，而完全掩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事实。
陈重金在本书中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他为法国殖民主义辩护的论点。我们知道，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为了寻求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供给地，开始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澳洲地区进行野蛮的殖民掠夺。早在18 世纪末，法王路易十六就根据百多禄主教的奏议，制定了变越南为法国殖民地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一系列实际步骤。继百多禄之后接踵而至的传教士、商人、探险家，都在积极推行这个侵略计划。到了19 世纪，法国殖民者通过一系列殖民战争，把越南变为它的殖民地。但是，陈重金完全歪曲了这个历史进程，把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归咎于顺化朝廷的“禁教”和“禁止与外国通商”。他在本书序言中说：因为阮朝严禁天主教，不准外国来越贸易，并常常制造不和，“迫使法国不得不用兵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由于这种政策，才造成现今的保护制度”。这就根本颠倒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位置，完全站到法国殖民者的立场上，为侵略者辩护。
由于陈重金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他必然反对反抗殖民主义的爱国斗争。在法国殖民主义武力侵占越南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不愿做亡国奴的士大夫，在“忠君爱国”的旗帜下，领导农民武装抗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绅运动（1885—1896 年）。陈重金把这一斗争称为“文绅作乱”。他写道：“我国不像别国那样开化，也是因为士大夫固守旧习，不愿因势而变。现在，国势衰弱已是明摆着的事实，而仍执迷不悟，不愿正视现实，又因一时之怒，而做出浅薄悖慢之事，增添了损失。这样，士大夫对于国家的罪状，岂不是甚大吗？”a 按照陈重金的逻辑，反抗法国的殖民侵略是犯罪，越南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应该俯首贴耳听任法国殖民者的摆布和宰割，祈求他们赐予“开化”，才是因势而变的“识时务”者。他在书中专辟一章，来歌颂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功业”，称赞法国历届总督和钦使修铁路、开工厂、办学校、建医院等“丰功伟绩”，却掩盖了法国殖民者强占越南人民的土地，掠夺原料，钳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实行愚民政策，剥夺人民的自由，用鸦片麻醉和毒害人民，以及残酷镇压一切革命运动的滔天罪行。历史已经证明，法国殖民者长达80 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给越南人民带来“开化”和“文明”，反而正是越南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
对于陈重金的《越南通史》我们必须持严肃的批判态度。只有去其糟粕，才能供我们更好地使用。
本书所引用的史料，作者仅于书前做了总的说明，并未一一标明出处。对此，译者都尽量加以查核，并做了必要的注释，标明“译者”二字，以与原注区别。正文中括号内是译者所补作者漏引的史料或纠正作者错引的史料。考虑到越南汉文史籍在国内并不多见，译者把一些有关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重要史料，节录出一部分，补入译注之中，以供研究参考。
为了阅读方便和为今后越南史籍的翻译提供便利条件，译者根据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建议，基本上按照本书1971 年版所附索引编制了译名对照表，附于书后。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深得我的老师、北京大学东语系的颜保、昌瑞颐、陈玉龙三位教授以及外交部亚洲司的李家忠同志的大力协助，为我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昌瑞颐教授还校阅了全书，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序
陈重金
史书不仅是载录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且还必须推究人们已做过的那些事情的始末，探究其根源，以便弄清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和一个民族的进化程度。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面永恒的镜子，使国人世世代代照一照，从而知道前人怎样劳心劳力地生活，才在此天底之下获得一席地位。
国人通晓本国的历史，才会有爱国爱家之心，才知道努力学习，尽力工作，以便为祖先已经建立并留传给自己的社会添砖加瓦。因此，凡是制度完善、国家独立的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我们越南国从13 世纪的陈朝开始有历史记载。自此之后，无论谁人称帝，都重视编纂历史。但是，我们修史的方法是按照中国的编年体，即某年某月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则史家便把它载入书中。载录极其简略，主要是记录这件事罢了，而不解释这件事的始末以及它和其他事的关系如何。
纂修历史者同时又是做官的人，皇帝委派他负责纂修历史，因此历史的记载肯定不能自由，经常有意偏袒皇帝，在所修史书中只载录有关皇帝的事件，而很少载录有关国内人民进化的事件。况且，自古以来我们就接受了专制主义，认为皇帝之事就是国家大事。全国最重要的是一姓称帝，因此史官总是遵循这个主义来编纂历史，使得某朝的历史只局限于讲述那个朝代的帝王而已。因之观乎我国的史书实在是太乏味了，往往对于学问无所裨益。
本国史既修得不好，国人又无几个懂得历史。这是由于学习方法不对，使得国人不可能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不管是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历史，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认为知之无用。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自己没有国文，终生只借助于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而学，什么事情都受人家感化，而自身无任何特色，形成像俗话所说“嫌里媚外”的那种状况。
自己的学问如此，国人的感情如此，为国为民的精神怎能得到发扬？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的国家毕竟是有了自己的历史，并可以由此而得知我国过去的事情，而且可以据此而考究出自古至今涉及我国命运的许多事件是如何演变的。令人担心的是，我国的历史都是用汉字写成的，而汉字在我国的地位从今以后必然是日益减弱。现在能阅读汉文的人数还多，而国内知道祖国历史的却寥寥无几，加之今后不再学汉字，那么研究祖国的历史不知要困难多少！
今值我国的学术已发生变化、国语字已在全国普及之时，没有什么比用祖国语言来讲述祖国故事更好的了。因此我们编纂出一部依次排列，分出若干时代，设置醒目章节的《越南通史》，旨在让人人能看历史，个个可以通晓故事，使我们的历史学习较前称便。
在这部《越南通史》中，作者分出五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上古时代，从鸿庞氏到赵氏结束。在这个时代之中，除第三章论述先秦时代的中国社会外，其他多为荒唐无稽、不足取信的故事。从前的历史编纂家们也是依据民间传说而载录，并无考证确凿的任何遗迹可寻。虽然如此，笔者还是根据旧史来写，然后稍加批判，以使读者知道：这些故事不应视为是确实的。
第二个时代是北属时代，从汉武帝取赵氏的南越之地起直到五代时期为止。那时在我国有曲氏和吴氏倡导独立。有关这个时代的史料，我国旧史载之尤为简略。因为北属时代国人尚未进化，学问很差，没有载籍，所以后来我国的史学家们写到这个时代也无从深究，只能据中国史书来写。而且当时的中国人还认为我国是一块野蛮的边地，没有人注意到它，因而载入史书中的事件也甚为简略，大抵仅仅是载录了有关管辖和战争方面的事，至若其他事件则未及备述。
北属时代长达1000 多年，而这个时代我国的人情世俗如何，现在我们不甚了然。但有一点我们应该知道的是，从此以后国人濡染中国文明非常之深，尽管后世摆脱了附属中国的桎梏，但国人仍不得不受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年深日久且已成了自己的国粹，即使今天想清除它，也不易一时涤荡干净。那些锐意推陈出新的政治家们也应该注意这件事，方能使改革奏效。
第三个时代是自主时代，从吴朝、丁朝到后黎初叶。我国从这个时代以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对中国仍必须称臣纳贡，但实际上是没有谁来侵犯我们的自主权的。
起初，丁氏、黎氏新立，还必须建立稳固的自主基础，不得不考虑整修武备对抗仇敌，因此文化未能大力发展。后至李朝、陈朝时期，国内工作已走上轨道，外敌也不敢再行攘扰，又出现许多明君贤臣相继临朝当政，所以自此之后政治、宗教和文化日益开化，使我国成为一个北可抗拒中国、南可开疆扩土的有势力的国家。李朝和陈朝还有缔造强大国魂之功，致使到了陈朝末年，中国乘胡氏作乱企图兼并我国时，国人懂得同心协力重新恢复了社稷。及至黎朝，在开头的大约100 年间，我国也堪称盛世。尤其是光顺（1460—1469 年）和洪德（1470—1497 年）年间，文治武功已达相当光辉灿烂之境。但是后来遇到昏君庸主，朝政腐败，奸臣作乱。由此激起干戈，国人相互攻杀，造成南北分裂，王、主争权。这确乎是国内一大变故。
第四个时代是南北纷争时期，从莫氏篡位直到西山朝。前为南黎、北莫，后则南阮、北郑，角逐日益激烈，嫉恶日甚一日。君臣之义淡漠，忽视纲常之道：国既有王又有主。南北各自一个江山，各地自行其是。虽则如此，北方的改革也不乏好事，而南方的开垦确乎是有利的。但是成败谁敢逆料，一阵狂飙开始从西山袭来，摧垮了王位和主业。西山兄弟纵横天下不足20 年，则本朝阮氏中兴，一统江山，形成今日我越南国之情形。
第五个时代是近今时代，起自本朝世祖皇帝至现在的保护制度。世祖起初与法兰西交涉，是为了借助其势力来讨伐西山。但是后来其子孙诸王改行别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并闭关不准外国进入贸易。其廷臣中许多人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不能因时而变。对于外洋诸国，常常制造不和，迫使法国不得不用兵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由于这种政策，才造成现今的保护制度。
以上就是笔者在本书中依据若干时代而设置的大纲的梗概，笔者努力翻检和搜集中、法文记载以及散见于野史的材料，然后摒弃其荒诞不经之说而编成此书，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我同邦之人得知祖国历史，而不妄信无稽之谈。对于某一时代的某一人物和某种思想，作者力图按照事实加以公平的评价。间或有些地方作者把自己个人的见解商诸读者，例如有关西山朝名号的讨论，这是窃以为历史乃为国人所共有，绝非某家某姓之私，因此才应以公理为标准来评断每一件事情而不缘私情以违背这个公理。
读者也应知道，这本书是本“史略”，只叙述那些重要的事件，以期有助于好学君子，总可谓聊胜于无。至若编出一部非常得体，研究和评论都极其详尽的历史，则要留待日后有才之士做出努力，以对我国的史学工作有所贡献。目前，我们是没有丝衣暂着布服，虽不雅观，却可御寒。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让我国今天的少年们都能够知道一点祖国的历史，以免有愧于国魂。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仅此而已，岂有他哉！如果这个目的可以达到，窃以为此书堪称有益之作。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总序
孙来臣
从20 世纪初期的南洋研究算起，中国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几近百年。从南洋研究的先驱人物到东南亚研究的后继学者，薪火相传，辛勤耕耘，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资料收集和学术出版诸方面都初具规模、引人注目。
在21 世纪初的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东南亚地区重要战略地位的凸显，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对东南亚研究重视的程度日渐加强，民间对东南亚地区的兴趣也愈加浓厚。 此外，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外语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学者群体也有望逐渐形成。这些都将会在21 世纪把中国东南亚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反思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今昔，对照美欧、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研究状况，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学术环境、学术视野，研究题目与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资料的购置和收藏，资料和外语的掌握，尤其是重要概念和重大理论的创造等方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仍落居人后，差距显著，要跻身国际前列并引领世界潮流尚需时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还缺乏独创的理论和研究框架。要真正走向世界、产生国际影响，就必须在材（史）料上阅读原文、“脚踏实地”（田野调查），实现从“原料进口”到“独立生产”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完成从“刀耕火种”（ 梳理材料、描述事实）到“工业革命”的飞跃（创造概念、理论和发现重大规律），实现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传统学科（历史、文化、经济、外交、华侨华人等）到前沿学科（包括妇女、性别、生态、气候、环境、医学等）的开拓；而在研究视野上要从微到著，从一（国）到多（国），高屋建瓴，以全球眼光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审视 。以此为基础，进而出现一批闻名中国、享誉世界的重要著作和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些著作的观点理论和研究范式要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甚至爆炸性的影响，达到不胫而走、洛阳纸贵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要从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学说开始，进而创造出自己的理论，最后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肯定和承认。
有鉴于此，翻译与引进国外的优秀著作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进步与起飞至关重要。明末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思想，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启发意义，而鲁迅“拿来主义”的观点在世界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则永不过时。中国近百年来对海外的东南亚研究著作时有翻译，为介绍国际学术信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在著作的选择、翻译的组织和翻译质量的管控方面都多有局限。为促进中国东南亚研究与海外的交流，促成中国东南亚研究早日与国际接轨，发掘、培养一批优秀翻译人才，并逐步提高学术界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海内外学界的热心促成和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现在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海外东南亚研究译丛”，出版海外东南亚研究各方面（包括历史、考古、政治、经济、华侨、宗教、文化、语言、文学等）的优秀著作。译丛下设顾问团（其中包括国际顾问团与国内顾问团）和编委会。国际顾问团由国际上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推荐海外优秀和经典的著作；国内顾问团则由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组成，负责确定出版方向、推荐优秀翻译人才等。译丛编委会由国内外精通中外文（外文包括东南亚非通用语种与其他通用语种）、热爱翻译、善于翻译、富有学术献身精神的学者组成。编委会成员根据各方面专家（包括编委会成员）的推荐，审查、确定需要翻译的著作目录，负责物色优秀翻译人才、确定翻译人员、审定翻译作品、保证翻译质量等。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译丛最早从2010 年开始酝酿，距今已经整整八个年头！译丛于2014 年7 月12 日正式在云南大学启动。同时，为了鼓励翻译，译丛编委会在康德基金会的鼎力支持下又设立“姚楠翻译奖”（2017 年1 月1 日之后，改由北京大学博士王立礼先生私人慷慨赞助），从 2015 年起每两年进行一次评选和颁奖。在译丛筹备的过程中，几位热心支持我们的国内外顾问在近年先后作古，今谨以译丛的正式出版慰藉其在天之灵。
组织并联合国内外的学术力量和资源，系统翻译海外东南亚研究著作的努力在国内尚属首次。译丛这些年一路走来，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其中包括资金缺乏、学术界漠视翻译以及译才难得等。可喜的是，近几年国内外的学术翻译在渐渐升温。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设立了有关中国、南亚和东南亚方面的翻译奖项，显示出国际学术界对翻译的逐渐重视；国内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连续出版和巨大影响也非常令人鼓舞。特别是本译丛的编委会成员们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理念与献身学术的精神，秉持“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 明末著名天主教徒杨廷筠语，系其在欣闻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采购七千多部西书运抵中国后，计划组织翻译时所说）的信念，为推动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一直不计名利，默默奉献。 我们也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共同为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中外学术的交流增砖添瓦、贡献力量。我们也竭诚欢迎国内外学术界对我们的译著进行坦诚而细致的评论，因为我们非常欣赏鲁迅的这段话：“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本译丛以他山之石，攻中国之玉，为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和腾飞开山凿洞、架桥铺路！

陈重金(1882—1953年)，越南河静省人，1903年毕业于通用语言学校。1906年前往法国，1911年从法国默伦师范学校毕业回国，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开始其撰述生涯。陈重金是越南传统向近代文化转变的重要人物，著作等身，除《越南通史》之外，还著有《儒教》、《佛录》、《王阳明》、《从前的佛教与当今的佛教》等著作。他长期在教育界任职，是“开智进德会”的文学部副部长，编撰了《初学伦理》、《师范科要略》、《国文教科书》、《越南文范》等教科书。1945年5月陈重金出任保大政府内阁首相，8月即辞职。有回忆录《见闻录：身处风尘中》传世。
译者简介：
戴可来（1935－2015年），汉族，河南镇平人，教授，著名越南史专家。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任教于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76年调入郑州大学，主要从事越南史、中越关系史、亚洲民族志、中国少数民族概况、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历任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名誉院长、越南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主编、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理事、河南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社联）副主席、河南省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等职。主要著述有《评越南有关西、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南沙群岛史地研究》、《越南古籍中“黄沙”、“长沙”不是我国的西、南沙群岛》，译著包括《越南历代疆域》、《越南通史》、《越南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主编《撒拉族简史》，参编《世界历史辞典》。

陈重金的《越南通史》是第一部以拉丁国语字写作、使用新史学方法编撰的通史。陈重金在负责《东洋杂志》的“学科”栏目时，撰写了小学阶段的“南史”篇章，从1914 年3 月第43 期开始连载，1917 年结集为《初学安南史略》（Sơ học An Nam sử lược）。1919 年10月陈重金在河内作序，1920年改名《越南通史》出版，该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是陈重金在越南史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出版至今，一直被视为文献可征、风格鲜明的信史，是越南史学名著。《越南通史》规模宏大，煌煌六百页，堪称鸿篇巨制，起自上古传说时期的鸿庞氏（公元前2879—前258年），讫于20世纪初法属殖民时期的1902 年。全书内容精炼而有系统，详略得当，主要历史细节均未遗漏。在1949年第3次修订版的最后，作者增加了一份只有一页多的简短“暂语” ，简略提及了1945年保大退位并移交政权给越盟政府期间越南抗法运动的事。《越南通史》的“新”并非因其是第一部用国语字写成的通史， 更重要的是作者是首位参考西方史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学者， 克服了中国传统编年体史书叙事零乱、结构松散的缺点。将越南历史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分为相对客观的五个历史时期，前后相因，将历史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编撰为有机整体。此外，封建时代的史臣只关注帝王将相、皇后官僚的行动，以及王权争霸之事，“国史”几乎是权贵阶层的“家史”，完全缺少人民生活面貌的记载。与封建时代史臣不同的是，《越南通史》除了记述这些内容，还开始注意到与人民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史事，如学习科举、钱币、度量、税收、法律、社会、风俗、信仰等等，将关于人民的历史写入书中。

序
参考书目
越南国家
第一卷　上古时代
第一章 鸿庞氏
第二章 蜀氏
第三章 三代和秦朝时的中国社会
第四章 赵氏
第二卷　北属时代
第一章 第一次北属
第二章 征王
第三章 第二次北属
第四章 前李氏
第五章 第三次北属
第六章 北属时代的结果
第三卷　自主时代（统一时期）
第一章 吴朝
第二章 丁朝
第三章 前黎朝
第四章 李朝
第五章 李朝（续）
第六章 陈朝第一时期
第七章 元朝征讨（一）
第八章 元朝征讨（二）
第九章 陈朝第二时期
第十章 陈朝第三时期
第十一章 胡朝
第十二章 后陈朝
第十三章 属明时期
第十四章 抗明十年
第十五章 黎朝统一时期
第四卷　自主时代（南北纷争时期）
第一章 历朝纪略
第二章 南北朝
第三章 郑阮纷争
第四章 郑阮战争
第五章 郑氏在北方所建的业绩
第六章 阮氏在南方所建的业绩
第七章 欧洲人来到安南
第八章 阮主中衰
第九章 郑氏丧失主业
第十章 后黎丧失帝位
第十一章 西山阮朝
第十二章 阮王统一南国
第五卷　近今时代
第一章 阮世祖
第二章 圣祖
第三章 圣祖（续）
第四章 宪祖
第五章 翼宗
第六章 嗣德末期越南的制度和情势
第七章 法国占领南圻
第八章 国内的贼匪
第九章 法军第一次占领北圻
第十章 甲戌年以后的南国情势
第十一章 法军第二次占领北圻
第十二章 法国的保护
第十三章 与中国的战争
第十四章 中圻之乱
第十五章 平定中圻和北圻
第十六章 保护政府的工作
总 结
年 表
译名对照表
附录一：陈重金与《越南通史》
附录二：陈重金《越南通史》与越南近代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