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使社会保障成为举国上下乃至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十分关注的领域。不过，如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保障被提到异常重要的地位进行一些历史的考察，就会发现这其实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相通的情形。如英国颁布《济贫法》的年代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和走向现代化的开端；美国制定并实施《社会保障法》以遭遇全球性的经济大危机为特定背景；福利国家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英国；日本则是在国民经济刚刚从战后的废墟上复苏并步入成长期时迅速完善了自己的福利制度；而智利的养老金私营化管理，亦是20世纪80年代在军人把持国内政权等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内地在现阶段(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同样处于一个特别重要且意义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旧的体制已被完全打破，新的体制逐渐得到确立，但原有的社会问题如贫困、灾害、疾病、社会福利“真空”等依然存在，新的社会问题如失业、下岗、人口老龄化及国有单位福利社会化问题等也一齐爆发并表现得日益明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不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创新式的改革，亦难以解决现有的各种相关社会问题。
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缘于我的兴趣与职业。一方面，社会保障是我长期视为主题并且兴致不减分毫的一个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从1985年迄今，我的岗位职责就是专门研究和教授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课程，期间最重要的收获便是认知社会保障作为人类社会久远的制度安排，其实是有着自身特有规律的一种稳定、协调与发展机制。各国的社会保障理论既相通、相融，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各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实践亦大多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肯定，在新世纪到来之后，社会保障仍将是各国政府与国民共同关心甚至会更加关心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实现人类社会终极目标必要且有效的途径，并必然会在持续发展中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找到更为理想的实践路径。
在本书出版之际，应当感谢商务印书馆，它作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之一，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出了本书；而责任编辑李杏贵老师自1998至今，一直与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多次反馈回有益的建议，令我很是感动。
我期待着各界专家和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郑功成
2000年6月28日
定稿于北京
中国内地在现阶段(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同样处于一个特别重要且意义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旧的体制已被完全打破，新的体制逐渐得到确立，但原有的社会问题如贫困、灾害、疾病、社会福利“真空”等依然存在，新的社会问题如失业、下岗、人口老龄化及国有单位福利社会化问题等也一齐爆发并表现得日益明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不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创新式的改革，亦难以解决现有的各种相关社会问题。
对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缘于我的兴趣与职业。一方面，社会保障是我长期视为主题并且兴致不减分毫的一个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从1985年迄今，我的岗位职责就是专门研究和教授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课程，期间最重要的收获便是认知社会保障作为人类社会久远的制度安排，其实是有着自身特有规律的一种稳定、协调与发展机制。各国的社会保障理论既相通、相融，又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各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及其实践亦大多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产物。
可以肯定，在新世纪到来之后，社会保障仍将是各国政府与国民共同关心甚至会更加关心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实现人类社会终极目标必要且有效的途径，并必然会在持续发展中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找到更为理想的实践路径。
在本书出版之际，应当感谢商务印书馆，它作为中国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之一，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出了本书；而责任编辑李杏贵老师自1998至今，一直与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多次反馈回有益的建议，令我很是感动。
我期待着各界专家和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郑功成
2000年6月28日
定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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