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鲸的鸣声
《白鲸记》在 19 世纪中叶出版,也就是 1851 年,在《呼啸山庄》出版四年后,它是唯一一本在神秘叙事风格上可与之媲美的小说。《白鲸记》吸收了梅尔维尔自己在十年前的一次捕鲸航行经验。该书有一个突兀的开场,令人惊奇却又很现代,就像一道湍急的水波般冲入读者怀中,这大概是所有小说作品里最令人精神一振的开场白:叫我以实玛利吧。
这个宣告有意模棱两可,它是我们英雄的真名,还是某种方便的伪装?从这一宣告及其《圣经》隐喻开始,我们跟随着这个居无定所的年轻人,从曼哈顿—他在那里厌倦生活到想要杀人甚至自杀的地步—前往他选择的避难所海洋。以实玛利从新贝德福德扬帆出海,环绕世界追逐鲸。他的愿望既诗意又平凡。“我总是以水手身份出海,”他揶揄道,“是因为他们一定会为我的劳动付费,我从未听说他们会付给旅客一分钱的报酬。”
不过,对于他那位装了义肢的半疯癫的船长亚哈来说,“裴阔德号”的航程是对一头巨型抹香鲸复仇的延伸行为:那不是近海一只温文的须鲸,而是一头令人恐惧、有尖利牙齿的深海怪兽。这头巨兽损毁了亚哈的身体,未来还将夺走他其余的一切。哪怕是在这个新的工业世纪里,人类依旧恐惧自然环境。在艾米莉·勃朗特的书中,约克郡的荒野自成一个角色,同样,对梅尔维尔来说,鲸也是命运的邪恶手段。过往船舶“耶罗波安号”上那位疯狂的先知迦百列警告亚哈,说白鲸是“震教神的化身”,倒并不是没有道理。上帝派遣鲸救了约拿,而亚哈被魔鬼的鲸摧毁。只有以实玛利以“又一位孤儿”的身份幸存下来,这身份象征着殉难和重生,因为要赢得这个身份就必须失去生命。
《白鲸记》超越了其他一切书籍,因为它与其他任何书都决然不同。它从开篇起就独立于自身之外,由以实玛利的“等而下之的图书馆员”收集了许多有关鲸的历史名言,罗列在引言中。由此开始,梅尔维尔试图在全篇奇异的分类学描述中抓获他的主题,哪怕他书中的猎手们正试图用鱼叉叉住它。以实玛利甚至在自己叙述故事时都在回避叙述,他几乎是故意地持续转移话题或离题来干扰读者,将自己抽离在外,好插入关于地狱之火的训诫或音乐插曲,又或是解剖学的讽喻以及对鲸脑油的感性论述。
一章又一章,梅尔维尔梳理出新的传说,包裹住那个世界和那头鲸。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家族,他们执着地追逐那头鲸,他还从自己见证过的生命中挑选出了一个新的类别。他跳脱出油腻肮脏的捕鲸业,锻造了杰出的英雄事迹。在这个过程中,他将自己的海上经验与他对世界以及善恶本性的黑暗视角融合在一起,从他完美但渎神的创作中预见了自己国家的未来,就好像那头鲸是新时代的美国预言家一样。
现在,当我再次翻开《白鲸记》时,我将它看作一本因为鲸而神话化的书,同时它也反过来构建了鲸的神话。我们通过这一文学途径想象鲸,并想象一切与鲸相关的默认形象—从新闻漫画、儿童书籍,到鱼类、油炸食品店和色情明星。几乎无人能预知这本古怪的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它的作者。《白鲸记》第一版没能卖完,梅尔维尔在世时,它几乎被完全漠视。直到新世纪开启,它的优秀之处才得到人们的欣赏。1921 年,维奥拉·梅内尔宣称,“阅读并理解它是一个人阅读生涯的巅峰”,写到作者时说,“他的名气也许仍然受限,但犹如火焰,因为了解他就会有一部分永久地与他同化”。(她还写到,J. M. 巴里以亚哈为原型创造了胡克船长,而那只追着胡克船长、肚子里有时钟的鳄鱼的灵感来自白鲸。)两年后,D.H.劳伦斯在他不同凡响的修辞随笔集中写道,“他(梅尔维尔)远在未来主义还未得到描述前就已是一位未来主义者……一位神秘主义者及理想主义者”,他创作了“世上最奇怪且最美妙的书籍之一,封锁着它的神秘性与扭曲的象征性”。
《白鲸记》重新变成了伟大的美国小说。它还变成了某种圣典,一本每次只能读两页的书,一种先验论文本。我每次读它都好像是第一次读。我在地铁里研读它的微缩版本,就和我身边阅读《古兰经》的戴面纱的妇人一样心无旁骛。我每天都会意识到,它是我们集体想象的一部分:从如同亚哈一般追踪反恐战争的报业领袖,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它的名字来源于“裴阔德号”的第一任大副,顾客们坐在店里一边啜饮咖啡,一边聆听作者的侄孙理查德·梅尔维尔·霍尔创作的音乐,他更出名的名字是莫比。
梅尔维尔的白鲸完全不同于《海豚的故事》或《人鱼童话》里那些令人愉悦的拟人化的鲸类,比如微笑的海豚和会表演的逆戟鲸,也不同于吟唱的座头鲸和“拯救鲸鱼”运动,这些形象都以各自的方式承载着我们自己的愧疚。准确地说,就如在亚哈眼中,白鲸莫比·迪克不祥的形态和离奇的青白色代表了《启示录》中的利维坦,这位复仇天使有着弯曲的下颌,上面挂满了其他猎手徒劳掷出的鱼叉。这头鲸不只是一头真实的动物,还是一条龙,而亚哈将会是杀死它的人。
捕鲸时代使人们与这些动物近距离接触—无论此前还是此后,再也没有比那会儿更近过。鲸代表了钱、食物、生计、贸易,但它也意味着某些更黑暗、更超自然的东西,因为人在捕猎它们时赌上了性命。鲸就是未来、现在以及过去,它们融为一体,而人的命运此时与其他种族的命运没什么区别。这个行业提供了支配权、财富和权力,哪怕它代表着死亡与灾难,因为人与怪兽直面相对,用脆弱的小船迎战强劲的尾鳍,并且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现代世界也许是在鲸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我们任何人对这一点都没有足够的认知。文明的未来曾危如累卵,飘摇于自历史伊始人类与自然最残酷的对决中。既然这些动物为这种相遇付出了几近灭绝的代价,我们便要问问自己,我们的精神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在这样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鲸的概念何以能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第十一章 忧郁的鲸
1958 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告诉《巴黎评论》,他曾追捕过一群抹香鲸,数量有 50 头,并用鱼叉射中了一头“近 60 英尺长的,但被它逃脱了”。他孤独地吹嘘着美国英雄主义的往昔岁月。捕鲸如今已是其他国家的职权,他们的努力将把鲸逼入绝境,其程度远远超过扬基舰队曾做的一切。事实上,捕鲸业是在我出生以后发展到巅峰的。仅在 1951 这一年,即梅尔维尔的著作问世 100 年后,全世界被杀死的鲸的数量已超过新贝德福德在一个半世纪里的捕鲸量。
我的《动物百科图册》由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展厅负责人集体编辑,用了馆藏的色彩暗淡的透视画作为插图。不过我要高兴地说,那幅一头抹香鲸与一头巨乌贼搏斗的实物大小的透视画没有选用,它真的叫人毛骨悚然。这本书承认了 20 世纪 50 年代鲸类学的局限性。就如同回应以实玛利的问题一般:“鲸会缩小吗?”作者们做出了迟缓的回应:“除非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些深海哺乳动物,否则我们无法期望有很多结论。我们正在认真努力获得这个信息。”
这本书见证了一个前生态时代。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是“来自鲸的最重要产物”,文中陈述“最近的一个南极捕鲸季生产了 2158173桶鲸油”,但是在另一个标题“鲸已濒危”下,它报告“捕鲸者在一个季节中就猎杀了 6158 头蓝鲸、17989 头长须鲸、2108 头座头鲸、2566 头抹香鲸……其中并不包括俄罗斯人猎杀的 2459 头鲸”。
看看这些数字在整个 20 世纪如何飙升是有益的。1910 年,1303头长须鲸和 43 头抹香鲸被捕杀;1958 年,数字增加至 32587 头长须鲸和 21846 头抹香鲸。政治使这一势头加剧恶化。从 1951 年至 1970年,苏联的捕猎数量超出了国际协议的范围,猎杀了超过 3000 头的南露脊鲸,上报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的却只有 4 头。IWC 的总部位于英国剑桥,首次会议于 1946 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召集人是杜鲁门总统,大会提出了进一步限制捕鲸的渐进步骤,但商业压力和非可持续性的限额压倒了良好的意图。
在这场大屠杀中,受难最为深重的是座头鲸。俄罗斯人声称只捕杀了 2000 头,但数字显示他们杀死的座头鲸超过了 48000 头。年轻的鲸、母鲸和幼仔、受保护的物种被无差别地杀死,而且数据被篡改了。抹香鲸也是一大受害者。在 19 至 20 世纪之交,新的机械化舰队开始追逐须鲸,抹香鲸因此享受了一段幻觉般的缓刑期。但是在“二战”之后,随着须鲸种群规模的迅速萎缩,鱼叉又再次瞄准了抹香鲸,那时它们的数量刚刚开始恢复。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东西方彼此敌意最盛的时期,每年平均有 25000 头抹香鲸死去,成为维生素补剂或动物饲料。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伯金可谓是苏联时代的托马斯·比尔,他的书中有一些模糊的鲸病理学及解剖插图,他指出:“煮熟的抹香鲸肉可以被用来饲养毛皮动物。”他的同胞们还用鲸头中的肌腱来制作胶水,仅在1956 年这一年,一家俄罗斯工厂中就加工了 980 吨鲸皮,它们被鞣制、染色、制成鞋底。人们在踩着鲸走路。
冷战被引入鲸的海洋堡垒。自 1935 年起就受到法令保护的北大西洋露脊鲸因苏联的屠杀而减至 100 头,苏联还杀死了 372 头更稀有的北太平洋露脊鲸。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海岸,南露脊鲸早已减至仅剩数十头,而北极的弓头鲸在那些分裂的国家手下遭受着相似的苦难。
人类重新对这个行业产生兴趣,自然是因为财政。捕鲸迅速成为新跨国公司的主业。到了 1957 年,鲸油一吨可以卖到 90 英镑;这一年在奥斯陆,联合利华公司从挪威、日本和英国的船上采购了125000 吨鲸油,但是被质询时,这家公司拒绝对其购买行为发表评论。几年后,鲸每年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产值约有 5000 万英镑。人们在南冰洋使用直升机来寻找鲸,一艘捕鲸船在那里进行了一次王室社交。当时菲利普亲王从皇家游艇“不列颠号”登上了“南方收割号”,人们从桅顶悬吊下来一个篮子,让这位贵族乘篮升空横越,一头 50 英尺长的抹香鲸在两艘船之间提供了缓冲器。(稍后,亲王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评论道:“鲸有它独特的气味。”)
1958 年,IWC 在海牙召开第十次会议,发布了新的限令,扩大了北大西洋和北极部分海域禁猎座头鲸的区域,并限制在南极猎捕座头鲸。但这样的限令对那些没有签署协议的国家来说毫无用处。《泰晤士报》在 1959 年 1 月的一篇社论中直截了当地指出,“捕鲸业重现噩梦:鲸的灭绝”,并预见了“下一季在南极的大屠杀”。它要求派出中立观察员,并强制禁止建造新的捕鲸船。“英国作为调解者的角色值得赞赏。但它作为利益相关方,很难担当起这项工作,而没有其他各方的配合这项工作也不可能完成。”正如另一位科学家指出的,“保护行动失败主要是因为鲸不属于任何人,照顾它们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直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