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杂稿订存 平装

　　“八马同槽”，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黄云眉教授一生学术成绩的总结之作

 

• 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是史学大家。
• 涉及到了《明史》《汉书》《宋史》的考证，研究“二十四史”必读，是黄云眉教授学术思考的总结之作。
• 《邵二云先生年谱》是关于清代著名学者邵晋涵年谱的经典之作，对于研究清代学术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港台曾多次翻印单行此书。

　　黄云眉(1897-1977)，字半坡。浙江余姚人。1919年任余姚县立小学教员。1930年后，历任金陵大学研究员、世界书局辞林编辑厅主任编辑、上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上海临时大学新中法商学教授。1951年2月后历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曾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山东大学古史研究室主任、山东省历史学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明史考证》、《今古伪书考补证》、《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史学杂稿订存》、《史学杂稿续存》、《鲒埼亭文集选注》等。

　　《史学杂稿订存》为山东大学历史系“八马同槽”之一的黄云眉先生一生学术成绩的总结之作，包括《邵二云先生年谱》、《明史编纂考略》、《杂论》三个部分。《邵二云先生年谱》是关于清代学者邵晋涵最经典的年谱著作，港台曾有翻印单行本，《明史编纂考略》对《明史》的编纂过程，进行了详细而绵密的考证，是研究《明史》必读之作。《杂论》部分收录了8篇论文，《李卓吾事实辨证》廓清纠正了李贽研究的一些错误观点，《从主编者意图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和《清代纂修官书草率之一例——康熙字典》对清代官修的这两部大书的失误，一一指摘，对于读者利用这两部书，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辨宋祁汉书校语》对旧传宋祁《汉书》校语进行了考证，指出并非宋祁所校，这对研究《汉书》版本很有参考价值。《与夏瞿禅论改修宋史诸家书》则对学术史上涉及到的改修《宋史》的著作，进行了梳理，此外，还收录了若干篇其他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黄先生为老一辈史学名家，这些论文集中体现了黄云眉先生擅长考证的治学风格，是黄先生一生治学的菁华。

邵二云先生年谱 ...... 1
《明史》编纂考略 ...... 87
杂论 ...... 139
李卓吾事实辨正 ...... 141
读《广论语骈枝•微子篇》质章太炎先生 ...... 164
与夏瞿禅论改修《宋史》诸家书 ...... 170
从主编者意图上估计《四库全书》之价值 ...... 176
清代纂修官书草率之一例 —《康熙字典》...... 186
续蔡氏《人表考校补》...... 197
辨宋祁《汉书》校语 ...... 212
略论《周礼》五史与《礼记》左右史 ...... 216

 

辨宋祁《汉书》校语

　　宋庆元本《汉书》 有宋祁校语， 明监本引之寥寥， 清殿本又据以补入， 读者颇尊信之， 其实乃不学者所依托， 非出宋祁也。

　　考校语十之七八， 为以意增删虚字， 强班、 颜简质之文以就顺习。 子京修《唐书》， 言艰思苦， 当时或笑为摹古太过， 何独于校书之顷， 反疑古人之文必语语顺习乎？ 其矛盾不应如此。 然虚字增删，虽属多事， 未至不通。 若《礼乐志》“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史记·乐书》：“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 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礼·乐记》 同。 荀子《乐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之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祁云，“善心而当作善心也”；《食货志》“治田勤谨， 则畮益三升”， 祁云，“治田勤谨， 当作劝谨”；“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 祁云，“自天子当作自天下”；《地理志》“痛乎道民之道， 可不慎哉！” 祁云，“慎疑作愤”；《张良传》“良少未宦事韩”（《史记》 同）， 祁云，“宦疑是尝字”；《主父偃传》，“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公等皆安在”） 祁云，“皆字疑作比”；《杨恽传》，“默而息乎， 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 祁云，“息乎疑作自守（此据李善《文选》， 五臣本亦作‘息乎’）， 之义疑作之善”；《丙吉传》，“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 吾窃陋焉”， 祁云，“陋疑作狭”；《夏侯胜传》，“光让安世以为泄语， 安世实不言”， 祁云，“言字疑作泄”；《李寻传》，“夫以喜怒赏罚”， 祁云，“罚疑作诛”；《韩延寿传》，“令丞啬夫三老， 亦皆自系待罪”， 祁云，“自字疑作同字”； 《东平思王宇传》，“流言纷纷”， 祁云，“下纷字当作然”；《王莽传》，“聘诸贤良以为掾史”， 祁云，“聘诸当作聘请” 之类， 或不必改而改，或改而文义转不可晓， 是诚咄咄怪事， 岂子京除增删虚字外， 竟不能有一语之刊正邪？ 其鄙陋又不应如此。

　　盖造此校语者， 读书甚少， 廑一村儒伎俩， 如以勃海郡之千童为平童； 不知渐江为浙江； 以出右北平俊靡县灅水为出雁门阴馆之㶟水（并见《地理志》）， 则是未读《水经注》 并未读《说文》 也。《地理志》 师古注， 引《诗·秦风·四臷》（《诗》 今本作“驷铁”） 曰：“ 车鸾 ， 载猃猲 。”“猲 ”，《诗》 今本作“歇骄”。（《释文》，“歇， 文又作猲。 骄， 本又作 ”） 毛《传》：“猃、 歇骄， 田犬也。 长喙曰猃， 短喙曰歇骄。”《释文》：“猃， 长喙田小犬也。” 张衡《西京赋》 亦作“载猃猲 ”。 猃与猲 ， 并田犬之名， 解诗者未有异义，而校云“载猃当作载敛”， 则是未读《诗传》 与《西京赋》 也。《杨胡朱梅云传赞》：“昔仲称不得中行， 则思狂狷 ”， 师古《注》：“《论语》 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 此皆《论语》 文， 下始为师古自解， 而校云“进取下应添於道二字”。 接《孟子》（《尽心》） 引此， 但改“行” 为“道”，亦无“於道” 二字， 校者殆误认进取语乃师古文， 故辄加二字以为辞足义显， 是则虽《论语》、《孟子》 亦未熟读矣。“先生” 之称， 或称“先”， 或称“生”， 不必二字并称。《史记·晁错传》，“学申、 商刑名于张恢先”，《汉书》 作“张恢生”。《史记·晁错传》，“上招贤良， 公卿言邓公”，《汉书》 作“邓先”。《汉书·叔孙通传》，“叔孙生圣人”，《梅福传》，“叔孙先非不忠也”， 皆谓叔孙先生。《高帝纪》，“以魏地万户封生”，《陆贾传》，“至生来， 令我日闻所不闻”，“生揣我何念”，《蒯通传》，“生且休矣”，《贡禹传》，“朕以生有伯夷之廉”， 亦皆先生之简称也。 而校者于《公孙刘车等传赞》，“闻汝南朱生言”， 云“朱” 下当添“先” 字， 似不知生为先生之简称， 岂其于前后称生称先之文， 概忽焉未加之意邪？（《蒯通传》 称东郭先生，《邹阳传》 称枚先生、 王先生，《宣和六王传》 称驷先生等， 皆与称生或先者同， 非有轩轾于其间） 是则虽于所校之书亦未能熟读矣。 此类历历可指， 要之无非笑柄， 妄人借名射利， 无以掩其不学， 而读者懵焉勿察以为真宋祁， 使祁而不学如此， 则其所修《唐书》， 乃廑一酱瓿上物， 又何劳吴缜之纠弹邪！

　　或谓《张良传》，“忠言逆耳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校云，“逆耳苦口， 疑作逆于耳， 苦于口”， 此据《史记·淮南王安传》 及刘向《说苑·正谏篇》， 则其所校非尽苟焉者， 未可谳其必伪。 按《史记·留侯世家》 亦无两于字， 惟《淮南王安传》 有四于字，《汉书》皆删之。 援用古语， 但求不失原义， 裁剪固可由我，《史记》 两传异辞，《汉书》 或承或否， 皆不烦更为损益。 若以《说苑》 亦有四于字，则伪《家语·六本篇》 又有两而字， 校者亦将据以补入乎？ 故此两语之校， 使尝检《史记》、《说苑》 而云然， 则未知古语之无妨裁剪， 可谓不善读书， 而拟议其辞， 挟诈示慎， 转觉可恶； 使无所据而云然，则此为校者以意增删虚字之一例， 谓其虽属多事， 未至不通， 犹之可也， 必欲以证所校之善而非出依托， 相去殊远。

　　抑此校语之伪， 全祖望亦尝设五可疑以辨之矣： 谓景文身预《史记》、 前后《汉书》 三史刊误之役， 不应引景祐刊误本俨如易代前辈之书。 阳夏公者， 谢希深也。 景文为欧公前辈， 希深、 欧公之友， 景文即引其语， 何至尊称若此； 景文卒于嘉祐六年， 于刘原父亦为前辈， 不应频引三刘《汉隶》 而驳之； 司马公身后始赠温公， 以景文引其语何以亦称温公？ 朱子文， 南渡以后人， 景文又安得引其论《汉书》 之语？（节《鲒埼亭集外编》 卷四十八《辨宋祁〈汉书〉 校本》）盖皆从子京之辈行前后， 以勘定依托者称引之乖舛， 且因以断其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 无非伪造， 可谓确凿不移。 然吾甚怪子京长司马光二十岁， 先光死二十余年， 不特如谢山云不应称光为温公， 并不应引光之语， 即引其语， 亦不应引及光于子京死后二十余年始成之《通鉴》 或其《考异》， 此固荒谬之尤显然者。 而主校殿本《汉书》 之齐召南， 渊博不亚谢山， 何以竟无所睹， 居然奉一白腹村儒， 以与师古抗席， 则知官书鹘突， 古今一辙， 可叹哉！

　　挽近流布旧籍， 蔚为风气， 殿本二十四史之重印， 坊问屡见不一见。 窃以为谢山之文， 尚在殿本校刻之前， 当时既未注意及之； 后之读《汉书》 者， 因以殿本采入宋本校语， 乃经几许翰苑耆宿之审阅，不容更致疑于真伪， 其尝见谢山文者， 又以谢山所辨， 或出后人搀杂。 夫物之眯目， 则嫫姆倭傀， 戴皎日而有遁丑， 伪校语之颇为读者尊信殆以此。 故吾更从依托者之不学， 摘其尤可发噱之处， 以取验于读者， 俾读者知其鄙陋不通， 虽稍读书者亦不至此， 不特辈行称引之乖舛已也。 抱流布古籍之愿者， 倘以吾文庶几谢山之后劲， 于重印殿本《汉书》 时， 能毅然削此伪校语而勿留只字， 雪古人之污， 绝方来之惑， 则谢山与吾为不徒辨矣。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一二九期及《国学论衡》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