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题记（1982）
这本书出版在四十年代之初，现在收入<汉语语法丛书>；借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关于这本书的撰写和修订经过。
这本书是受当时的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的嘱托，作为中学语文教师的参考书来写的。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是语体文和文言文都要学习，这就决定了这本书也得二者兼顾。<要略>出版之后，有人赞同这种写法，有人不以为然。我不准备为这种写法辩护，只是说明这是由于客观的需要。
其次，关于这本书的组织。语法书可以有两种写法：或者从听和读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形式(结构，语序，虚词等)为纲，说明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或者从说和写的人的角度出发，以语法意义(各种范畴，各种关系)为纲，说明所赖以表达的语法形式。这两种写法各有短长，相辅相成，很难说哪一种写法准比另一种写法好。一般语法书都是采取前一种写法，只有F．Brunot的大著La Pensée et la Langue(1922)是按后一种写法写的。后来O．Jespersen写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1933)，折衷于二者之间，按照他自己的理论，用“功能”来综合形式和意义，也跟通常的语法书不很一样。我写<要略>的时候考虑到写法问题，最后决定分成词句论和表达论两部分。不但是因为觉得综合起来写有不少技术性的困难，也因为自己当时对汉语的语法结构没有成熟的见解，分开来写便于将来修改。
修改的打算是有过的，那是在1949年。计划是上卷重写，下卷作必要的订补。由于种种原因，改写的计划没能实现，只在1956年印了一个修订本，删除一些枝节和例句，把原来的分订三册改为合订一册。经过请参阅1953年的题记和1956年的序。那篇序里有一段提到叶斯丕孙的理论，说是采用叶氏的三品说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当时的风气让这么说的。要是给叶氏的理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也只能说是“不解决问题”，谈不上有多大害处。
修订本出版也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改写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实在愧对读者。修订本里有些错字，凡是已经发现的都改正了，其中有些是俄译本主编鄂山荫先生提供的，于此致谢。此外还有些词语上的小修改，并删去个别例句。
吕 叔 湘
<STRONG> <FONT size=3>六版题记（1953）
</FONT></STRONG>
这部书出版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一个人的见解不可能不有些变动。起初是想局部修改，后来又决意全部重写。一九四九年春天，已经商得出版人同意，旧版售完之后不再印，等改写之后重排。四年以来一直忙于别的工作，改写云云，竟成虚愿。前年应出版人之请，抽换了一些例句，再版了一次，现在又要再版，不能不说几句话。这部书讲中国语法，兼及古今，比勘同异，除黎锦熙先生的<比较文法>外，同类的书还不多见。又，中下两卷，罗列事例，牵涉理论之处不多，作为资料，还有点用处。从这两点看，再版一次也还不是毫无意义。书里有的术语，有一部分比较生疏，但也并不难懂；立论有不妥处，除改写外，也无法补苴。至于第一章里讲到的文言和语体的应用，那是十多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已成陈迹，删除则书有缺页，只能留着当历史叙述来看了。总之，希望读者了解这部书的性质，在里面找着他所能找着的东西，而不求全责备，这是我诚恳的愿望。个别字句蒙商务印书馆编审处代为订正，附志谢忱。
文 集 自 序
自从我在1940年写成第一篇语言研究的论文以来，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也已经年届耄耋，很难再有多少作为。因此当商务印书馆建议给我出文集的时候，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回顾我从事语言研究的过程，五十年来颇多曲折。四十年代我主要是研究近代汉语，计划要写一本近代汉语语法史。由于当时的生活环境，未能全力从事，分出不少时间写了些‘为稻粱谋’的文章。
1949年以后，又应当时的需要，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提高文字水平，跟朱德熙先生合写了一本<语法修辞讲话>。这是一本颇有影响，同时也引起不少议论的书，是非功过只好留待后人评说。这本书的出现引起讨论语法问题的高潮，也引出了中学里教语法的问题，我也不由自主的牵连进去，说了一些话，写了一些文章。在这个期间，由于职务上的原因，我又参加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从1951年到1965年这十五年里，我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忙，可是在传统意义的学术研究上做的工作真是少而又少。
十年动乱期间，我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只能无所作为。从七十年代后期到现在的十多年，一半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一半出于‘收之桑榆’的愿望，又写下了不少东西。这一时期所写可以称之为论文的东西也没有多少，主要是写了些札记性质的短篇。读书看报，乃至枕上随想，偶有所得，就欣然命笔，应时发表。后来印成<语文杂记>，得到一部分读者谬许。八十老翁所能做的恐怕也就只有这类事情了。
这次编文集，并没有把所有写过的文字一概收入。有些散篇，有些单刊，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没有收进去。文集共有六卷。第一卷是<中国文法要略>，第二卷是<汉语语法论文集>，这两卷都是已经出过单行本的。第三卷是<汉语语法论文续集>，收进去的是原来已经作为单行本刊行的<近代汉语指代词>和1980年以后写的语法论文。第四卷是<语文散论>，以1983年印的<吕叔湘语文论集>为基础，又加进去1983年以后的非专门性质的文章，同时也做了些增删分合的变动。第五卷包含四种语文单刊，就是<语文常谈>、<语文杂记>、<古书标点评议>、<中国人学英语>。第六卷是<译文集>，就是1983年出版的<吕叔湘译文集>。
末了，我也跟大多数作者一样，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书里得到一些多少有益而不是全然无用的东西。这是我的虔诚的愿望。
商务印书馆张万起同志对全书做了大量校勘工作，山东大学蒋维崧教授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一并致谢。
吕 叔 湘
1989年1月1日
修订本序（1956）
本书问世已经十多年了(上卷1942初版，中卷、下卷1944初版)，早就感觉有修订的必要，尤其是上卷，简直非重写不可。1949年已经商得出版人同意，可是老没能着手，一再迁延，直到现在。去年出版人准备重排，问我是否乘这个时机修改一下，我反而踌躇起来了。六年前以为只需要有一定的时间，现在才知道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定的主意。关于汉语的语法结构，有许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自己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也有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但是调查研究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不敢轻易下结论。考虑了许久，决定只作小范围的修改，主要是删除一部分例句和一些多余的枝节，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改动。可是我愿意借这个机会指出本书的一些缺点，对读者可以有些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心安些。
首先，古汉语和近代汉语在语法结构上是有些出入的。本书把文言和白话放在一处讲，就下卷(原中、下两卷)而论，以范畴统摄表达形式，这样比较古今同异也还有一定的用处。上卷论词句结构，虽然也作了些比较，但是采用了同一个间架，这就不能反映汉语的历史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正确的认识。这个缺点特别表现在构词法和词类的处理上。汉语的词的构成古今颇有差异，词类体系也不尽相同，本书都是笼统说去，没有好好分辨。例如2．1节说：「又如『健』和『康』原来都是形容词，『涵』和『养』原来都是动词，可是『健康』和『涵养』都是用作名词的时候多，用作形容词和动词的时候少，我们究竟把他们划在哪一类呢？这个很不容易，或者也无须。」其实这里第一句话的前半句是指文言说，后半句是指白话说，如果分别对待，又何至于在划分词类上为难呢？如果分别对待，正可以用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健康」是白话里采取文言的两个形容词合成一个兼属形容词和名词两类的词，「涵养」在文言里是由两个动词合成的复合动词，在白话里只用作名词。但是我没有这样分辨。我不但没有这样分辨，还有意把词类分别说成无关重要。因为汉语的词本身没有形式上的特征，我就沿用旧说，用意义做分类的标准，并且有「种种分类都无非是方便说法，不可看死」之说。这样对待词类问题是不严肃的。
在词类问题上以及句法问题上我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无批判地采用了叶斯丕孙的词级说(三品说)和词组、词结说。我第一次看到叶氏的著作是二十年前在中学教英语的时候。那时候叶氏的<英语语法要义>新出版，偶然看到，觉得比<纳氏文法>之类的书高明得多，于是不但用来做教学上的参考，并且费了不少时间把它译出来交给书店出版。(我始终没有见到译本，但是有人告诉我，是出版了的，就在「八一三」前几天。)在我写<要略>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汉语语法还不久，胸中并无成竹，处处遇到困难。因为词类活用问题不好处理，认为叶氏的词级说可以渡过难关，就拿来用上。其实词级说并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而本身的缺点极其严重。第一，在修饰关系(限制关系)的结构中，词是可以分等级的；把主谓结构中的主语定为甲级，谓语定为乙级，把动宾结构中的动词定为乙级，宾语定为甲级，那就是牵强傅会，完全是唯心的理论了。其次，汉语里词类和句子成分的关系错综复杂，断断不是词级说所能概括，本书在「词的等级」(今删)一节之后不能不再来一节讲「词类的活用」就是明证。但是我当时却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叶氏语法学说的另一要点是把词和词的关系归结为组合(修饰)和结合(主谓)两种。这两种句法关系是重要，这是可以承认的，但是这决不足以概括句法上的一切关系。可是我在讲「词的配合」的时候就采用了这个说法(2．31—2．42)，只加上联合关系，共为三种，把动词和宾语的关系勉强塞在结合关系里边(今删)，至于动词或形容词和补语的关系就根本没有提到。
在<要略>上卷出版之后不久，<国文杂志>上有严伯常君的一篇书评就谈到这两个问题。「……(二)作者分别语词入句时有甲乙丙三级，这也是根据叶斯丕孙之说。……但笔者觉得三级说最适用于作者所谓『词组』的场所，在『词结』里，如『马逸』，『马』和『逸』似乎地丑德齐，何以『马』要算是甲级，『逸』要算是乙级？在『马之逸』里不就成了『马』乙而『逸』甲了吗？(三)词组和词结的分别当然很有用，如上所说。但『骑牛』的格式是词组还是词结，作者没有详细讨论。又如『快走』是附加关系，『走快些』是否仍是附加关系，抑或和『飞得不高』及『王之好乐甚』一样，是一种特殊的词结，作者也没有说明。」这个评论可说是击中了要害。
以上是本书的主要缺点，次要的当然还有不少。如果这本书的重点是在讲构词和词类，实在不该重印了。但是这一部分在全书只占极小的篇幅。这本书至今还有人愿意翻翻，我想主要该是因为在下卷里搜集的用例还相当多，安排得还有些条理，就是上卷讲句法的部分(第三章起)，虽然不见得都妥帖，对于读者也还可以有些启发。关于后者，上面所引书评中也提到。「作者把『主语』和『起词』分为两件事，一个就句子讲，一个就对动词关系讲……颇有意放宽主语的观念，打算用来包涵前置的止词等等，也颇合汉语的心理……。余如第六章讲『词和句的转换』，特别是讲『者』和『所』的作用，第七章讲『致使句』和『意谓句』，第八章讲有无句式和判断句式的利用，也都时有新意……」。书评还说是本书例句与讨论并重，不仅以罗列例句为已足，白话和文言并列，于两者句法歧异处都有较详的说明，认为这些都是本书的优点。这倒使我有点惭愧，我虽然的确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并没有很好地做到。
总之，这是一本不很成熟的书，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严密的语法体系，主要还是类集用例，随宜诠释，稍加贯通，希望对于读者的理解和运用各种语法格式能有一些帮助。这也就是前人写书讲虚字和句读的精神，在书成十年之后我才觉察自己无意之中继承了这个传统，虽然在全书的组织上比前人多费了点心思，因而面貌很不相同。还用1953年重印时候所写「题记」里边的话来说，「希望读者了解这部书的性质，在里面找着他所能找着的东西，而不求『全』责『备』这是我诚恳的愿望。」
这本书讲的是汉语语法，却以「中国文法」命名，这也是当时通例，现在也不去更改，免得误会是另外一本书。写这本书的时候，<马氏文通>以次讲语法的书，当时手头有的，都曾参考，解说和例句都有所采择，难于逐处注明，补记于此。又，当初写书为供中学教师参考，取例于课本为多(特别是上卷)，对于今日的读者反而是一种不便，也很觉得歉然。
吕叔湘 1956．2．10，北京
<STRONG> <FONT size=3>中国文法要略上卷
初版例言（1942）
</FONT>
</STRONG> 一、这是一本供中学教师作教学上参考的书，叙述虽力求正确，解说却无法详尽。至于中国文法上的种种问题，自然更不宜在此地讨论。
二、现行中学课程，国文一科兼习语体和文言，本书势须兼顾，挂漏自所不免；倘能借此引发读者研究的兴趣，于愿已足。
三、书中举例，文言较多，因白话较易收举一反三之效也。例句尽可能引用通行教科书中选文，并且为节省篇幅计，各篇著者姓名皆从略，篇名亦往往节去数字，书后附有篇目表以备检查。
四、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拿文言词句和文言词句比较，拿白话词句和白话词句比较，这是一种比较。文言里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假如能时时应用这个比较方法，不看文法书也不妨；假如不应用比较的方法，看了文法书也是徒然。谨以此语献于读者。
文集自序
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初版例言(1942)
六版题记(1953)
修订本序(1956)
重印题记(1982)
上卷 词句论
第一章 字和词
第二章 词的种类和配合
第三章 叙事句:(1)起词和止词
第四章 叙事句:(2)补词2
第五章 表态句,判断句,有无句
第六章 句子和词组的转换
第七章 繁句
第八章 句法的变化
下卷之上 表达论:范畴
第九章 数量
第十章 指称(有定)
第十一章 指称(无定)
第十二章 方所
第十三章 时间
第十四章 正反•虚实
第十五章 传信
第十六章 传疑
第十七章 行动•感情
下卷之下 表达论:关系
第十八章 离合•向背
第十九章 异同•高下
第二十章 同时•先后
第二十一章 释因•纪效
第二十二章 假设•推论
第二十三章 擒纵•衬托
常引书名篇名表
词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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