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中的解释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序　　言

    让我从解释这本论述地理学中的解释的书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开头。往往有这种情形，为写作一本书而私下辩护和把它出版而公开辩护，多少有点不同。我写作这本书主要是教育自己。我想把它出版，因为我的确感到有许多地理学家，无论是年轻的和老的，与我开始写作以前处于相似的无知状态。假如他们读了这本书，能于我从写作中所获得的理解和洞察有所得的话，即便是一小部分，他们亦将获益。让我解释一下在我落笔以前，我所存在的自己的无知的性质。

    以华盛顿大学为革新中心的所谓“计量革命”缓慢地渗透进地理社团中去，在六十年代早期，在一批先锋人士中，以计算相关系数。进行“t”试验等等为时髦。不愿落在后面，我自然而然地沉溺于这个风尚之中，但我只落得积满了一抽斗未发表的和不可能发表的论文，我感到狼狈。我必须向几位有识见(也许他们有偏见)的编辑致谢，他们拒绝发表这些论文，无疑是保护我的学术声誉不致受未成熟的损害!我更感狼狈的是，发现我常常不能阐明自己分析的结果。最初我归咎于我没有统率统计学和数学的才能(从学校和大学中一种强烈的“文科”背景所产生的可悲状态)。缺乏一种适当训练，无疑说明了我著作中的许多技术的缺点(最显著的印刷出来的例子是一个回归方程计算完全错误——我不懂得倘若X被回归到r，得出的结果不同于从r回归到X)。但我愈钻研我的技术(它看来永无止境)，使我愈感到包含着更多的重要事物。所以我决定以某些时间致力于计量革命和它的含意的系统研究。我有幸得到允许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向大学生讲授地理学方法论的课程，我并愿意感谢连续几班的大学生在五、六年中间忍耐地听我暗中瞎摸，试图理出比较复杂的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我必须同样感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毕业生研究班，在1965—6年学期宽恕了我。从这一研究中产生了一个中心的对我说来是至关紧要的结论。计量革命含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思。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地把我引进死胡同。我没有掌握新的方法论的失败，完全是试图将新酒注入旧瓶的结果。我强迫将我的哲学态度转向一种不相容的方法论。我必须决定究竟是放弃我的哲学态度(从我在剑桥6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累积起来的)，还是放弃计量化。我极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惊奇地发觉当冒险走上计量化道路上的时候，我能够保留我所看重的大部分哲学见地。那些我必须放弃的我的地理哲学各方面，站在其他立场上，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摆脱。那种事物确实是独特的或是人类行为是不能量测的等等假定(常常是隐蔽的和含糊的)；当受到严格的思考之后，就转变成抑制并毫无意义。我也发觉我常常错误地阐述许多假定，它们必定奠定于统计方法之上，一旦去掉了错误阐述，则我的地理哲学和新的方法论之间的冲突也就烟消云散。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无所畏惧，在其中我们可以同样的语句谈论个体和群体，在其中我们可从同样的角度来概括类型和详论各种区位。关于传统地理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确它们要受到嘉奖和鼓励)，在我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事业，它要想办法处理，否则就有这样许多清规戒律为自己划地为牢，以致无法实现为自己设置的目的和任务。特别是，就总的说来，地理学家们不善于利用科学方法的神奇力量。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它蕴含在计量化之中。

    有些人对“科学方法”这术语可能畏缩不前，所以我得声明，我以一种极为宽广的意义来阐明它，即为了合理的论证而树立并加以遵守的合宜的智力标准。现在这点很明显，我们能遵守这些标准而无需耽溺于计量化之中。高明的地理学家始终遵守着它们。但奇怪的是计量化向我指明了我自己的标准是多么马虎——因此有那些不可能发表的论文。我以为计量化最重要的效果是强迫我们逻辑地和前后一贯地去思维，然而在以前，我们不是那样做的。这个结论引导我去改变我的方法的重点。虽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计量化正在迫使我们去提高论证的标准，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高标准而无需再提计量化。所以计量化的问题本身逐渐显现于背景之中。我对逻辑论证和推论中的标准和规范的一般性问题愈来愈感兴趣，这些问题为地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接受的。这些标准和科学作为整体不能相分离。总之，我对地理学中的科学方法(不管怎么想法)的作用感到兴趣。现在有许多人在科学的道路上已训练有素，以致看来在它的方法上无需再受正规的教导。向这辈人施教，似乎是他们对正规化是怎么一回事早已直觉地懂得。但有许多地理学家需要正规施教，因为他们像我一样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道路上。即便是已相当直觉地掌握科学方法的地理学家，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形式分析。一种直觉的掌握来自知觉对象和实例的传授。这样一类掌握常足以驾驭例行工作(大部分科学是例行的)。但它常常不能抓住新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没有前例的。在这点上，常常必需懂得科学方法作为整体的哲学支撑。

    科学方法提供我们锋利的工具。但任何工匠将会告诉你滥用锋利的工具时，它能够造成很大的危害。最锋利的工具是数学和统计学所提供的。前者向我们提供了用公式表示论点的严密而又简单的方法，而后者向我们提供了数据分析和以有关数据来试验假说的工具。我相信在地理学中，这些工具常被滥用或误解。我断然控诉有关这方面的罪过。如果我们在研究中控制地利用这些锋利的工具，我们必须理解运用它们哲学的和方法论的假说。自然，通过科学方法的分析，这些假说明确地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必须保证所接受的有关科学的特殊工具的假说，并不与为了合理论证和推论所树立的标准而使用的更为宽广的假说发生冲突。所以在计量技术和平常的合理论证及推论碰在一起的点上，合适的方法就见得加倍重要。因此计量化的重要就在于此。所以我们必须将假说顾及地理研究中的所有层次。我从探讨理解科学的某些有效工具的性质开始，而以理解过程的完整性结束，这些过程导致地理理解的获得和总其成。

    所以本书讲的是获得地理理解和知识的各种方法与合理论证及推论的种种标准，为了保证过程是合乎道理的，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判断一个论证是否有力，使用的技术是否得当，或者解释是否合理的指标，我想作些系统的讲述。我并不以为我详细讲述的这些指标是正确无误的。无知是相对的。和我五年以前的情况相比，现在我感觉更为精通和聪明，但是对我仍须学习，相对说来，我感觉到比以前更为无知。的确，自1968年6月结束这个手稿以来，我已改变了几处观点，并能识别在分析中的错误和不足。所以这是一个极为临时的报告——一个人在特定时刻的观点。我不指望它成为某些新的正统观念的基础，就一个人的意志说来，我肯定不会用这些名词来保卫它。我的目的是开放竞技的场所，而不是关闭它，使之脱离将来的发展。

    在构筑这一临时报告之中，我得到许多帮助。我以赖弗休尔姆奖学金在乌普萨拉大学度过1960—1年，并要感谢在我完成博士学位以后给我一年的经济资助，使我得以思考各类事情，而在以前是没有时间的。当我停留于乌普萨拉期间，我和根纳•奥尔森结成了永久的友谊，并在早期我们互相支援。在1964年夏，我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帮助，出席了西北大学的空间统计学会议，我并必须承认这一经历是一次外伤。在那次会议上，米克尔•达赛对我的思想给予巨大的刺激，此后他以未发表的材料供给我，并感谢他允许我从中摘引。沃尔多•托布勒同样送我未发表的材料，也感谢他允许我从中援引。我也必须感谢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阿仑•弗雷和巴利•加纳，提供了一种在思考和工作上都轻松愉快而又具有刺激的气氛。当我在宾州的那年，彼得•古尔德也给我充分思考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人对手稿和蕴藏其间的思想进行了挑疵索疤。阿仑•弗雷、阿特•格蒂斯、莱斯•金、阿仑•斯科特、罗吉•唐斯、博勃•科尔努特、鲁德•怀特、基思•巴塞特、康拉德•斯特拉克以及其他人提了建议，其中有一些我已采纳。不提英国地理学界的“可怕的挛生子”迪克•乔利和彼得•哈格特，感谢就难以完全。前者恰在我于1960年离开剑桥之前，向我介绍了统计方法，自此以后，继续给我最激励地投射思想。彼得•哈格特对我十分和善，特别是他成为布里斯托尔的教授以后，成为对我忠告和鼓励的永无休止的源泉。我受他们二人的大恩，我并且相信英国地理学界亦归功于他们。

    我也需要感谢各色各样的人，在撰写这本书的期间，他们帮助我，使我不致分心。马尔西亚、迈尔斯•戴维斯、约翰•科尔特腊恩、迪翁•华维克、比阿特雷斯、肖斯塔科维奇、泰特斯、菲尼亚斯•布勒斯特和杰克，在事情看来阴暗不如意时，他们帮助我维持内心的平衡。我也感谢马尔西亚帮助编制索引。向每一个愉快的同事们，我致以衷心的感谢。

　　　　　　　　　　　　　　　　　　　　　　　　　　　大卫•哈维
　　　　　　　　　　　　　　　　　　　　　　　于克里夫顿，布里斯托尔
　　　　　　　　　　　　　　　　　　　　　　　　　　　　　1969年3月

　　　　　　　　　                   译　者　前　言

　　　　　　　　　　　                     (一)

    本书作者哈维为英国人，1935年生，1957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60年以《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变迁》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后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继续进修，历时约一年，回国后执教于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这是当时英国主张革新地理学的一个中心。哈维开了一门新课，讲授地理学方法论，复于1965—1966年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主讲这门课。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并先后发表了八篇论述地理学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的论文，由轮廓性的概念上升到完整的理论体系，终于完成了这本《地理学中的解释》。他于1969年赴美，任霍替金斯大学教授至80年代末，近年返回英国任教。哈维著作不少，迄1982年，他已发表专著三部和论文五十多篇。

    《地理学中的解释》出版于1969年，有它一定的历史背景。

    哈特向在德国区域学派的基础上，于1939年提出地理学的任务就在于辨明地球表面的区域差异，这一学说对当时英美地理界影响极大，蔚为一大主流，然而此后停滞不前。迄五．六十年代之交，风云突变，空间组织论者一跃而上，强调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这一新技术针对着地理学的传统弱点，起到了纠偏补缺的作用。但他们像西谚所说的那样：“在把盆中污水泼出去的时候，也把婴儿倒掉了”。对于地理学中传统的合理部分弃而不顾，片面地以运用数量分析为时尚，以至一时思想混乱，新老两代之间发生了冲突。哈维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点，认为方法的革新必然地会导致学术思想随之更新；新方法虽然是一锋锐的利器，但必须对它有正确的理解和合理的运用，否则，误用、滥用只会形成混乱，引起不良后果。他将纠正这种偏差的任务担当起来，要将数量分析方法和地理学中传统的合理部分结合起来，因此萌发了写这本书的动机。

    哈维既然要作方法论的探讨，自然要从科学哲学方面寻找他所需要的理论武器，逻辑实证主义满足了他的要求。逻辑实证主义亦称逻辑经验主义，早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之初，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一辈哲学家就积极倡导这种学说，在学术论坛上异常活跃，以此被称为维也纳学派。迨纳粹当政以后，其成员即陆续西渡赴美，重整旗鼓，至五、六十年代又蔚然兴盛。本书广证博引的倡导科学语言分析的R.卡纳普和主张用历史方法补充逻辑方法的C.G.亨普尔等人，即属此派重要人物。此外，为克服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错误和局限，复于各派兼收并蓄，在否证论方面，有提倡批判精神的K.玻珀；在科学历史主义方面，有强调解释的最后界限的S.图尔明，和提出科学革命结构的T.S.库恩等。所以本书在科学哲学上的视野是较为宽广的。

　　　　　　　　　　　　　             (二)

    在本书作者看来，地理哲学家和方法论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关心的是主观的、推论的问题，而后者则着重于客观的、解释的逻辑。作者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其目的在于“我们将如何运用方法论来促进地理哲学的更见简明扼要”。

    本书结构，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在于发展方法论的坚硬内核——将解释作为一种形式程序来分析——和涉及哲学、思考、影像以及其它类似等等的一般的外围层”。按照这一说法，全书可平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十一章(第二章——第十二章)，主要论述科学的解释、理论，假说、定律和模型；第二部分也包括十一章(第十三——第二十三章)，阐述人工模型语言以及地理学中描述和解释模型的运用。第一章扼要叙述了地理哲学和方法论的关系，可作导言读；最后一章则是全书的总结。如果说，第三编是第一部分的核心，以前两编不过是它的铺垫，入门的向导；那么，最后的第六编可以说是后一部分的主脊，也是全书的压阵之作。

    纵观全书，既有概括性的论述，又有具体方法的探讨，先从哲学、逻辑学和方法论的角度上阐述理论、假说及定理的作用和意义，然后转入它们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结构比较紧凑，有一定的说服力。在阐述论证中，作者将各种流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一一铺陈于读者面前，然后指点评论，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贯穿本书始终的一个思想是构筑地理学理论，倡导地理学的抽象命题。这个思想切中了地理学发展的要害：正如本书第六章中指出，地理学历史悠久，但没有用更多力量去探索理论——演绎法，至今仍是“长于事实而短于理论”，这不仅使大多数地理学思考和活动只简单地归属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类，而且也限制了我们整理和分类的能力。因此本书通篇倡导理论，探讨构筑理论的策略，在论及方法时一再强调要以明晰的理论为基础，并以对理论的再次强调来结束全书：“广泛而富想象地构筑理论，必然是今后十年中我们的首要目标。正视这个任务需要勇气和独创性，但这并没有越出当代地理学家的才能和智慧”。

    贯穿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是逻辑的、连贯的科学方法。哈维总结地理学数量化方法，并没有限于孤立地分析各种数学技巧，而是把它放在哲学和方法论背景上给予评价。他在序言中指出：“数量化最重要的作用是强迫我们逻辑地和前后一贯地去思维”，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地理学中的科学方法”。他既抨击怀疑派“被革出教门”的担心，也反对盲从派玩技巧赶时髦的倾向。在论及地理学中运用数学(第十三章)、几何学(第十四章)、概率论(第十五章)、数量化观测(第十七章)、数量分类方法(第十八章)、抽样方法(第十九章)和系统分析(第二十三章)等等时，总是强调地理学自身要有精确的概念和命题，要有明晰的理论；地理学必须在语义上形式化、严密化，才能运用应用数学的语义系统和纯数学的句法系统，从而“利用演绎逻辑的力量作严密且前后连贯的普遍陈述”；“使用科学模型的合理性最终必须以它的作用和有效性来判断”。

    本书的另一个主导思想是力图打破地理学与科学哲学和整个科学发展的隔膜。“数量革命”时期的地理学家们频繁地从相邻学科如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数学中引入概念、模型、方法和理论，本书对此作了周详的考察，同时把科学哲学的思想引入地理学方法论的思考中。作者指出：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建立，必须考虑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与地理学实践的关系和与其它学科解释形式的关系(第六章)；从相邻学科中引入派生概念并非轻而易举，如果行之不当，还会使地理学家落入根据对其它学科一知半解的肤浅解释来赶“知识时髦”的陷阱，借用派生概念应当促进相邻学科的理论发展(如天文学之于物理学)，“或许地理学‘孤立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未能向其它学科提出挑战性的问题”(第九章)。本书以科学哲学为基础，并在科学整体发展的背景上讨论地理学方法论，于建立地理学科学理论和方法无疑是有益的。

    本书既然以论述方法论为目的，当然会使没有涉猎过科学哲学的读者感到沉闷，有时可能会感到不易透彻理解、把握整体，但只需耐心读下去，就会有所受益。如第九章第二节，对于地理学中运用最广的五种解释形式，要言不烦，就总结得很好，使人易于领悟。又如第十四章，从哲学、几何学的不同角度来讨论空间，就为读者开拓了视野。有些精辟的立论散见于全书之中，富有启迪意义：如本书第十七章中指出，量和质并不是对立的，定量是定性的一种高级形式，见解新颖；如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繁多，且彼此之间的分离也愈见明显；在区域地理的研究和写作之中，科学与艺术的分界线究竟应当如何划分？这些经常困惑着我们的问题书中部有一定论述，虽然有的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答案。总之，本书所论都是地理学中的重大问题，通过从方法论上探讨，会有益于我们提高鉴别、分析的能力。

　　　　　　　　　　　　             (三)

    本书在国外出版后，立即在地理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有影响的地理学家纷纷著文，给予本书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第一本关于‘新地理学’哲学的重要著作，是一本受到广泛喝彩的书”(约翰斯顿，1979)；是“对地理学中实证主义方法论第一次作出的充分说明和论证”(约翰斯顿，1983)：是“自哈特向的经典著作《地理学的性质》发表以来，关于这个主题的最权威、最富教益的说明”(肯尼迪，1970)；“是地理学中若干年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不愧为这一领域向理性化发展的里程碑，……不仅对富于思索的地理学者，而且对任何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中关心理论建设的学者，都是一部必读书”(泽林斯基，1971)。更有甚者，称之为“新(理论)地理学的圣经”(皮特，1977)。苏联在1974年出版了本书的俄译本，苏联地理学家们对这本书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在地理学理论基础的诸多方面比阿努钦的《地理学理论问题》要高出一筹”(萨乌什金，1975)。对这些评价和本书的论述，相信我国读者有能力加以分析鉴别。

    地理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其重要著作按时间先后屈指可数的有B.A.阿努钦的《地理学理论问题》(1960)、W.邦奇的《理论地理学》(1962)和P.哈格特的《人文地理学中的区位分析》(1965)三书。而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没有把理论地理学局限于具体理论、方法或学科性质，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开拓地理学理论，开创理论地理学研究的新局面。为此，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于1972年以“吉尔纪念奖”(Gill Memorial Award)授予哈维，表彰他“对理论地理学的诸多贡献”。哈维在1982年还得到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授予的荣誉奖，嘉奖他“在发展人文地理学分析方法和行为研究的哲学基础方面，以及在基于经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城市地理现象提供新的解释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本书对西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至今仍然很明显。尽管七、八十年代科学哲学界已普遍认识到逻辑实证主义的不足，科学哲学已有新的发展；西方地理学在关注福利、贫困、社会公正、决策等问题时，也看到了价值观念和人的主观性等因素的作用，从而引入了现象学、理念论、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但有关论著在地理学理论上的影响，远不能与本书同日而语，而在指导西方地理学研究方面，当今的主流仍是哈维在本书中所总结并发展了的那些方法论。至今本书仍是西方地理学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权威教本。

　　　　　　　　　　　              　(四)

    本书初版至今已有二十年，科学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今天，我们在把它推荐给我国学术界时，也应当指出它的缺陷和不足。

    本书最大的缺点是：虽然哈维已洞察到数量运动割断了地理学的历史发展，但他仍然大大地忽略了地理学中长期使用的合理的传统方法。例如，对于区划方法，本书仅在第153页上引述别人的论点，认为区划无非是分类的特殊方式，因此就略而不顾。事实上区划与分类固然有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而是有更多的区别，作为方法论专著而如此忽略地理学中这一重要研究方法是很不应该的。又如，本世纪之初，戴维斯就提出“解释性描述”，后来在工作中一直被奉为圭臬，影响深远，但本书虽然论及认识性描述，对这一准则却未加剖析，认为它与解释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就一笔掠过；比较方法可以说是地理学的看家本领，而本书虽然提到了，但未作详细论述，这些都不能不令人失望。

    在哲学和方法论的关系上，哈维的观点是比较含混的。就全书看来，他似乎主张二者相互联系，不能分离。但本书开头却又声称方法论和哲学可以分离，在方法论上采取某种立场并不一定要在哲学上采取一致的立场。关于地理学的性质，他开头引用的是哈特向的区域分异，后来(在第九章)他又悄悄地放弃了，而偏重于空间组织。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不会不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本书的立论基础。

    哈维在本书中的方法论立场，基本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这使他对历史、社会因素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评价不足。此类因素在地理学中的作用远胜于其它自然科学，本书既为地理学方法论专著，却未予充分重视，不能不说是又一不足之处。此外，这一方法论立场，使本书在充分认识到从演绎到理论的方法的意义时，对从观察到归纳、到理论的方法却不够重视；在偏重逻辑思辩的同时，对现实世界固有的客观规律、对理论如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开拓前进、对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对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都损害了本书的完整性。

    哈维在本书初版后，也逐渐认识到地理学实证主义基础的局限，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并将其主要关注从科学方法论思辩转向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他在1973年出版了第二本书——《社会公正与城市》(Secial Justice aud the City)，是一束研究巴尔的摩城市问题的论文。1982年又出版了第三本书——《资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考察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应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研究中。他在1984年还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历史唯物主义宣言》(O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Geography：An Historical Materialist Manifesto)的文章。哈维这种方法论立场和研究主题的转变，反映了当代西方地理哲学已从数量革命时期的实证主义一统天下向多元化发展。

    译者三人是这样分工的：序言、第一、二两编六章由高泳源翻译；第三、四两编的九章为刘立华翻译；五、六两编的八章和末尾一章由蔡运龙翻译(署名按各人所译章节顺序排列)。三人先在彼此之间相互校阅了部分译稿，最后全书经高泳源统校。小部分插图由叶池清绘。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缺点、错误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高泳源 刘立华 蔡运龙
　　　　　　　　　　　　　　　　　　　　　　　　　　　　　1991年3月

　　本书是西方地理学的一本当代名著，专门论述方法论的系统著作。全书共六编二十四章，讨论了哲学与方法论的关系，地理学解释中理论、定理和模型的作用，地理学解释中的语言等，是地理工作者为提高理论水平，掌握西方当代地理学方法的一本必读书。

序　言

　　　　　　　　　第一编　哲学、方法论与解释

第一章　地理学的哲学和方法论
第二章　解释的意义
　Ⅰ．解释的意义
　Ⅱ．经验、语言和解释
　Ⅲ．解释作为一种活动

　　　　　　　　　第二编　方法论背景与地理学中的解释

第三章　地理学与科学——方法论背景
第四章　科学的解释——自然科学的模型
　Ⅰ．通往科学解释之路
　Ⅱ．推理的演绎方式和归纳方式
第五章　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的解释问题
　Ⅰ．研究的技术
　Ⅱ．解释的概念内容
　Ⅲ．解释的逻辑结构
　Ⅳ．证实——为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陈述提供可靠的支持
　Ⅴ．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中的解释——一个结论
第六章　地理学中的解释——几个一般性问题
　Ⅰ．科学哲学，地理学方法论和地理学中的解释——几个基本关系
　Ⅱ．地理学方法论的某些争论
　Ⅲ．地理学中的解释

　　　　　　　第三编　地理学解释中理论、定律和模型的作用

第七章　理论
　Ⅰ．科学理论的结构
　Ⅱ．科学理论的主题
　Ⅲ．不完善的理论——部分形式化问题
第八章　假说和定律
　Ⅰ．定律表述的普遍性
　Ⅱ．定律和理论的关系
第九章　地理学中的定律和理论
　Ⅰ．地理学中的定律
　Ⅱ．地理学中的理论
第十章　模型
　Ⅰ．模型的作用
　Ⅱ．模型的定义
　Ⅲ．模型运用的逻辑问题
　Ⅳ．模型运用的程序问题
　Ⅴ．模型的类型
　Ⅵ．模型应用问题
第十一章　地理学中的模型
第十二章　地理学解释中的理论、定律和模型——结论
　Ⅰ．目的
　Ⅱ．形式
　Ⅲ．策略

　　　　　　　　　第四编　地理学解释的模型语言

第十三章　数学——科学的语言
　Ⅰ．构建的语言系统的结构
　Ⅱ．数学语言
　Ⅲ．数学语言的运用
第十四章　几何学——空间形式的语言
　Ⅰ．空间的概念
　Ⅱ．空间概念的形式表达
　Ⅲ．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和形式空间语言
第十五章　概率论——或然性语言
　Ⅰ．概率的涵义
　Ⅱ．概率运算
　Ⅲ．地理学的概率语言

　　　　　　　　　　　黑体>第五编　地理学中的描述模型

第十六章　观测
第十七章　观测模型——定义和度量
　Ⅰ．定义
　Ⅱ．度量
第十八章　分类
　Ⅰ．分类的逻辑
　Ⅱ．分类的目的
　Ⅲ．特性的选择以及分类步骤
　Ⅳ．分类中的计量技术
　Ⅴ．分类——一个结论性评价
第十九章　地理学中数据的收集和表示
　Ⅰ．地理学者的数据矩阵
　Ⅱ．填充数据矩阵——抽样
　Ⅲ．数据表示——地图
　Ⅳ．数据表示——图形的数学表示

　　　　　　　　　　黑体>第六编　地理学中的解释模型

第二十章　因果模型
　Ⅰ．因果分析的逻辑结构
　Ⅱ．因果模型的应用
　Ⅲ．原因系统
　Ⅳ．因果和地理学中的决定论
　Ⅴ．地理学研究中的因果分析
第二十一章　地理学中解释的时间模型
　Ⅰ．时间
　Ⅱ．时间解释模式
第二十二章　功能解释
　Ⅰ．功能分析的逻辑
　Ⅱ．功能主义哲学
　Ⅲ．“总体”
　Ⅳ．方法论功能主义
第二十三章　系统
　Ⅰ．系统分析
　Ⅱ．系统模拟和普通系统论
第二十四章　地理学中的解释——总结评论
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