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本书试图科学地阐明最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现象。即是说，试图把这些现象纳入从配第开始和在马克思那里达到其最高表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我们后面将详细说明，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
笼罩一般资本关系的神秘现象，在这里是最难看透的。金融资本的特有运动看似独立的，其实不过是一种反映。它借以实现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离性和独立化，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过程。特别是在迅速增长和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现阶段所起的影响越来越强有力，不掌握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的知识就不可能理解目前的经济趋势从而任何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的时候，尤其如此。
因此，对这些过程的理论分析，必然导致对这些现象相互联系的探索，从而导致对银行资本及其同其他资本形式关系的分析。必须研究产业企业借以创建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也许有助于阐明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但是，在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中，只能看到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基本形式所能揭示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信用的作用和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只有在弄清货币的作用时才能回答。后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重要：自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提出以来，首先由荷兰、奥地利和印度形成的货币制度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的货币理论似乎还没有找到任何答案。这种情况使敏锐地认识到现代货币现象的症结的克纳普，试图放弃任何经济的说明而代之以法律术语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不能说明什么，即不能提供科学意义上的理解，但看来至少提供了一种无偏见和预断地加以记述的可能性。较深入地论述这些货币问题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在货币问题上仅仅用经验正确地证明经济学体系基础的价值理论是不够的，同时也因为只有从货币的正确分析中才能认识信用的作用，从而认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这部著作的内容划分便由自身而产生了。在货币的分析之后是信用的研究，接着是股份公司的理论及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所占的地位的分析。这就导致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的研究，而由于商品交易所体现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关系，因而必须受到特别的考察。随着产业集中的进展，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有必要对在卡特尔和托拉斯中达到顶点的这些集中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加以研究。奢望形成垄断联盟以“调节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奢望它特别对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起巨大作用，也使对危机及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必要；理论部分以此而告结束。但是，因为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发展同时对社会阶级划分发生巨大影响，所以在最后一篇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各大阶级的政策的主要影响加以探索，看来是适当的。
马克思主义常常受到指责，说它忽视了对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指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不乏其客观的正当理由。但是，也同样必须指出，这种疏忽是很容易解释的。由于应该加以研究的现象极其复杂，政治经济学理论肯定属于最困难的科学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特殊，他们被排除于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时间的大学之外，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空闲时间内从事科学工作。但是，要求战斗者构筑科学大厦的工作进展得像安定的泥瓦匠那样快，是不公平的，是对他们的工作能力的不尊重。
在最近一个时期进行的大量的方法论论争之后，即使对经济政策不需要加以论证，但作一个简短的说明还是必要的。有人说，政策是一种规范学说，归根结底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因为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是科学的事情，所以政策的论述便被置于科学考察的范围之外。深入研究认识论对规范科学和规律科学即目的论和因果论的关系的解释，这里自然是不可能的。当麦克斯•阿德勒在《马克思研究》第一卷中详细研究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之后，我更应该放弃这样作。这里只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策考察的目的也只能是揭示因果联系。对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的认识，同时指明了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阶级意志如何决定，是科学的即记述因果联系的政策的任务。像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是独立于价值判断的。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在内部和外部(intra et extra muros)都十分流行。因为从逻辑上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即撇开它的历史作用不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表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不是对实际行动的指示，因为认识的一种必然性同献身于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两码事。某人坚信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献身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总是给予掌握了它的人以优势；但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中间，那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人，肯定是最危险的。
但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是容易理解的。维护阶级统治是与使服从于这种统治的人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统治的暂时性的认识本身，就是克服这种统治的一个原因。统治阶级对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不可遏制的厌恶，即由此而来。此外，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复杂性，也要求花费很大精力去进行研究，只有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结论的有害无益的人才能承担。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上科学的、客观的和摆脱了价值判断的科学，按照自己的历史地位，必然为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支持其胜利的阶级的代表所掌握。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客观的普遍适用性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基本要点，在四年之前已经大体就绪。外部的情况却一再推迟了它的完成。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论述货币问题的那几章，在克纳普的著作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只是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和批判性的增补而已。这一章也极容易造成一些困难，因为遗憾的是，在货币问题上，不仅兴致极易消失，而且理论的理解力也极易消耗殆尽。此外，富拉顿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忧郁地说：“的确，这不是一个能有效地或直接地诉之于广大公众的题目。它是这样一个题目，对它的认识的进展过去总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也必将总是非常缓慢的。”自那时以来，情况也的确没有变得更好些。因此，我们得立即作出保证：在读懂最初的说明之后，下面的研究可望不会引起不耐烦的读者对难懂的特别抱怨。柏林一弗里德瑙
鲁道夫•希法亭
于1909年圣诞节
笼罩一般资本关系的神秘现象，在这里是最难看透的。金融资本的特有运动看似独立的，其实不过是一种反映。它借以实现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离性和独立化，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过程。特别是在迅速增长和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现阶段所起的影响越来越强有力，不掌握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的知识就不可能理解目前的经济趋势从而任何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的时候，尤其如此。
因此，对这些过程的理论分析，必然导致对这些现象相互联系的探索，从而导致对银行资本及其同其他资本形式关系的分析。必须研究产业企业借以创建的那些法律形式是否具有特殊的经济意义，这也许有助于阐明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但是，在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中，只能看到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基本形式所能揭示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信用的作用和本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只有在弄清货币的作用时才能回答。后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重要：自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提出以来，首先由荷兰、奥地利和印度形成的货币制度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的货币理论似乎还没有找到任何答案。这种情况使敏锐地认识到现代货币现象的症结的克纳普，试图放弃任何经济的说明而代之以法律术语的解释。这种解释虽然不能说明什么，即不能提供科学意义上的理解，但看来至少提供了一种无偏见和预断地加以记述的可能性。较深入地论述这些货币问题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在货币问题上仅仅用经验正确地证明经济学体系基础的价值理论是不够的，同时也因为只有从货币的正确分析中才能认识信用的作用，从而认识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
因此，这部著作的内容划分便由自身而产生了。在货币的分析之后是信用的研究，接着是股份公司的理论及银行资本对产业资本所占的地位的分析。这就导致对作为“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所的研究，而由于商品交易所体现了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关系，因而必须受到特别的考察。随着产业集中的进展，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有必要对在卡特尔和托拉斯中达到顶点的这些集中现象及其发展趋势加以研究。奢望形成垄断联盟以“调节生产”从而使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奢望它特别对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起巨大作用，也使对危机及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必要；理论部分以此而告结束。但是，因为试图从理论上把握这种发展同时对社会阶级划分发生巨大影响，所以在最后一篇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各大阶级的政策的主要影响加以探索，看来是适当的。
马克思主义常常受到指责，说它忽视了对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指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不乏其客观的正当理由。但是，也同样必须指出，这种疏忽是很容易解释的。由于应该加以研究的现象极其复杂，政治经济学理论肯定属于最困难的科学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特殊，他们被排除于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时间的大学之外，不得不在政治斗争的空闲时间内从事科学工作。但是，要求战斗者构筑科学大厦的工作进展得像安定的泥瓦匠那样快，是不公平的，是对他们的工作能力的不尊重。
在最近一个时期进行的大量的方法论论争之后，即使对经济政策不需要加以论证，但作一个简短的说明还是必要的。有人说，政策是一种规范学说，归根结底是由价值观决定的。因为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是科学的事情，所以政策的论述便被置于科学考察的范围之外。深入研究认识论对规范科学和规律科学即目的论和因果论的关系的解释，这里自然是不可能的。当麦克斯•阿德勒在《马克思研究》第一卷中详细研究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问题之后，我更应该放弃这样作。这里只需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政策考察的目的也只能是揭示因果联系。对商品生产的社会规律的认识，同时指明了决定社会各阶级意志的决定性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揭示阶级意志如何决定，是科学的即记述因果联系的政策的任务。像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是独立于价值判断的。
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在内部和外部(intra et extra muros)都十分流行。因为从逻辑上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即撇开它的历史作用不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表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不是对实际行动的指示，因为认识的一种必然性同献身于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两码事。某人坚信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献身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总是给予掌握了它的人以优势；但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中间，那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体会最深的人，肯定是最危险的。
但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也是容易理解的。维护阶级统治是与使服从于这种统治的人相信这种统治的必然性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对这种统治的暂时性的认识本身，就是克服这种统治的一个原因。统治阶级对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的不可遏制的厌恶，即由此而来。此外，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复杂性，也要求花费很大精力去进行研究，只有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结论的有害无益的人才能承担。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逻辑上科学的、客观的和摆脱了价值判断的科学，按照自己的历史地位，必然为它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支持其胜利的阶级的代表所掌握。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并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一切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客观的普遍适用性的要求。
这部著作的基本要点，在四年之前已经大体就绪。外部的情况却一再推迟了它的完成。不过，我想指出的是，论述货币问题的那几章，在克纳普的著作出版之前就已经完成，只是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和批判性的增补而已。这一章也极容易造成一些困难，因为遗憾的是，在货币问题上，不仅兴致极易消失，而且理论的理解力也极易消耗殆尽。此外，富拉顿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忧郁地说：“的确，这不是一个能有效地或直接地诉之于广大公众的题目。它是这样一个题目，对它的认识的进展过去总是非常缓慢的，而且也必将总是非常缓慢的。”自那时以来，情况也的确没有变得更好些。因此，我们得立即作出保证：在读懂最初的说明之后，下面的研究可望不会引起不耐烦的读者对难懂的特别抱怨。柏林一弗里德瑙
鲁道夫•希法亭
于1909年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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