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这部《科学中的革命》,对四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探讨和分析研究。这么复杂的一个课题,由于所涉及的事件、人物以及思想等等如此之广,因而似乎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大量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一下从一种富有革命性的思想的萌动开始到相当多的科学家们接受并运用一门新科学为止这一过程中,科学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于科学中的某一组特定的事件是否构成一场革命这类问题的判断,肯定是因人而异的。而我,则为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提出了一组判断标准——一组以历史证据为依据的标准。我所说的那些阶段和标准(本书的第2章和第3章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概述),构成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本人运用这一框架,批判地考察了现代科学存在以来的四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科学革命。导论部分所论述的是,这四个世纪各个时期的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以及当时革命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因为我发现,在科学语境范围内,“革命”这个词的出现,总是既反映了一些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流行理论,又反映了人们对实际当中业已发生的革命的某些认识。所以,我对这里所讨论的每一场科学革命的思考,都是以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作为背景知识的。
我们必须把历史上人们对革命的看法与历史学家对革命的看法区别开。前一部分所包含的是,人们在革命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时期中的观点,这一部分都是一些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资料;而后一部分所包含的则是,人们目前的一些主观的看法。当然,对于本书所讨论的每一场革命,我也作过一番主观的、史学家式的评价。不过,我在每一个例子中也都强调了历史证据的重要性。几乎在每一个事例中,这两方面都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些通过了历史证据检验的革命,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眼中,仍会被看成是革命。不过,通过历史证据与历史学家所作判断的比较,也揭示出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异常现象。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历史证据的研究表明,科学革命这一概念,像革命这一概念本身一样,并不是、也没有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例如,本书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就证明了:在科学进步是以渐进增长的方式为主还是一系列革命的结果这一问题上,科学家们和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不断变化的。除了对科学革命总的看法方面有变动外,人们在判断某些特定的事件是否具有革命性这方面的观点,也是不断变化的。哥白尼革命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那种认为随着1543年《天体运行论》的出版天文学出现了一场革命的看法,只不过是18世纪天文学家们幻想的产物而已;这种看法曾流行一时,以致于哥白尼革命一度成了科学革命的范式。然而,史学家们对历史证据的批判性考察证明,那根本不是什么哥白尼革命,它充其量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伽利略和开普勒革命。
……
本书通篇所论述的,就是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这一概念与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应该对这个课题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早在17世纪,甚至在现代的非循环意义的革命概念得到普及之前,许多作者就寻求用政治类比来解释科学的进展。当然也存在着相反的论题,即科学和科学革命有可能对政治革命产生影响,这个论题我曾提到过,但未加以探讨。众所周知,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把他们的革命运动看作是“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些术语,经常在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苏联的)文献中出现,不过,据我所知,对于“科学的”这个词的此种用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科学界通常理解的“科学”这一概念的用法,尚无严格的估价。
……
我在前面引用了托马斯•曼和其他人说过的一句拉丁文名言,以表明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书有书之命,书籍的产生是由研究和写作内在的逻辑决定的。正值本书付梓之际,我意外地发现了对这种现象来说更为全面、更为确切的这样一句话,它出自特伦西努斯•莫鲁斯的《论贺拉斯作品多变的音节和格律》(第1286行):“Pro captu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elli.”它的意思是说,有谁能否认书的未来取决于读者对它们的承认呢?我希望,本书能使读者得到一定的满足,当然也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以便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如果这个富有魅力的有关革命的课题能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那么本书潜在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I.伯纳德•科恩
本人运用这一框架,批判地考察了现代科学存在以来的四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科学革命。导论部分所论述的是,这四个世纪各个时期的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以及当时革命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因为我发现,在科学语境范围内,“革命”这个词的出现,总是既反映了一些有关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流行理论,又反映了人们对实际当中业已发生的革命的某些认识。所以,我对这里所讨论的每一场科学革命的思考,都是以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作为背景知识的。
我们必须把历史上人们对革命的看法与历史学家对革命的看法区别开。前一部分所包含的是,人们在革命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时期中的观点,这一部分都是一些客观的历史事实和资料;而后一部分所包含的则是,人们目前的一些主观的看法。当然,对于本书所讨论的每一场革命,我也作过一番主观的、史学家式的评价。不过,我在每一个例子中也都强调了历史证据的重要性。几乎在每一个事例中,这两方面都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些通过了历史证据检验的革命,在今天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眼中,仍会被看成是革命。不过,通过历史证据与历史学家所作判断的比较,也揭示出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异常现象。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历史证据的研究表明,科学革命这一概念,像革命这一概念本身一样,并不是、也没有成为固定不变的东西。例如,本书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就证明了:在科学进步是以渐进增长的方式为主还是一系列革命的结果这一问题上,科学家们和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不断变化的。除了对科学革命总的看法方面有变动外,人们在判断某些特定的事件是否具有革命性这方面的观点,也是不断变化的。哥白尼革命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那种认为随着1543年《天体运行论》的出版天文学出现了一场革命的看法,只不过是18世纪天文学家们幻想的产物而已;这种看法曾流行一时,以致于哥白尼革命一度成了科学革命的范式。然而,史学家们对历史证据的批判性考察证明,那根本不是什么哥白尼革命,它充其量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伽利略和开普勒革命。
……
本书通篇所论述的,就是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这一概念与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我也充分地意识到,应该对这个课题进行更为全面的探讨。早在17世纪,甚至在现代的非循环意义的革命概念得到普及之前,许多作者就寻求用政治类比来解释科学的进展。当然也存在着相反的论题,即科学和科学革命有可能对政治革命产生影响,这个论题我曾提到过,但未加以探讨。众所周知,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把他们的革命运动看作是“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些术语,经常在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苏联的)文献中出现,不过,据我所知,对于“科学的”这个词的此种用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科学界通常理解的“科学”这一概念的用法,尚无严格的估价。
……
我在前面引用了托马斯•曼和其他人说过的一句拉丁文名言,以表明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书有书之命,书籍的产生是由研究和写作内在的逻辑决定的。正值本书付梓之际,我意外地发现了对这种现象来说更为全面、更为确切的这样一句话,它出自特伦西努斯•莫鲁斯的《论贺拉斯作品多变的音节和格律》(第1286行):“Pro captu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elli.”它的意思是说,有谁能否认书的未来取决于读者对它们的承认呢?我希望,本书能使读者得到一定的满足,当然也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以便促进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如果这个富有魅力的有关革命的课题能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那么本书潜在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
I.伯纳德•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