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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自然的经济体系》是根据作者唐纳德•沃斯特1994年的修订版译出的，原书的第一版是1977年出版的。为了写这篇序，我不久前曾要求在美国的朋友为我查找一下新版出版后的书评或其他反映。朋友来信说，据图书馆的管理人员讲，在美国，修订版通常是不会有人再写书评的。但为了稳妥起见，这位先生还是为我的朋友查阅了索引，结果竟然发现了两篇评论。那位管理员先生大为惊奇，以致说道：“这大概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此言不差。20年来，这本关于生态思想史的书不仅一印再印，而且还陆续被译成了其他文字(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现在又有了中文版)。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娜•布拉姆韦尔(Anna Bramwell)1989年在她的《20世纪的生态学》一书中曾对这本书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同类著作中最富有见地的作品”；《美国历史评论》则认为沃斯特的书“为生态学历史的研究做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作者在他的两篇序(原序和中文版序)中都做了说明，我不再赘述。这里，我只想谈谈这本书的特点。
这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探讨生态学的渊源和变迁的著作。生态学是在本世纪60年代勃然兴起的一门新兴科学。作者曾在该书1985年剑桥版(塞拉俱乐部版为初版)的序言中谈到过他15年前开始对这门科学发生兴趣的起因：那是一个冬天，在康涅狄克州的一个树林里，他看到了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野生动物：“一只正在啄取坚硬树脂的长羽啄木鸟，一只红尾巴的飞得很低的，使那只啄木鸟恐惧地紧贴在树干上的秃鹰，一只正奔向灌木丛的狐狸和一只伏在石崖下冬眠的花鼠。”他被它们迷住了。不仅因为它们就住在他旁边，而且还因为它们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美丽的综合的典范！”对于他这个在现代大平原——那是被他称之为“一个野生动物几乎被农业消灭殆尽的‘生态沙漠’”——上长大的人来说，他所寄居的这个尽管已经砍伐过了和郊区化了的康涅狄克树林，仍然是一种奇观。这使他从自己所从事的历史和人文科学的“那个狭小的发着霉味的壁橱世界里”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由此，沃斯特发现了一个充满生命的活生生的世界，一个召唤他去进行探讨的无比广阔的空间。
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沃斯特的这本书可谓开风气之先。他认为，任何科学思想都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他摆脱了科学史中仅就人物的思想和概念论思想的惯例，在说明生态学历史的每个阶段时，都只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并把他们置于特定的历史画面之中。在探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时，也联系曾经影响或与其有关联的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来说明一种概念或观点的形成。在他看来，一种科学思想的产生绝对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能产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而不可能是在法国或美国；同样，克莱门茨的顶极理论也只能产生于美国中部的大平原，而不可能是南美或其他地方。
但是，作者并不因此而否定一种科学思想的连续性；相反，他尤其强调科学思想的传统对一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生态学是一门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科学，因此，沃斯特认为，就英美国家而言，生态学思想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狄亚式的，一种是帝国式的；前者以生命为中心，后者以人类为中心。因此，从实质上看，两者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样，这两种对立的传统在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中便很自然地延伸到伦理学之中，成为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和两条不同的道德标准：前者把自然看作是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后者则把自然看成是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
如此一来，环境保护的政策也就不能不是一定道德观念下的产物；而60－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也就逐渐变成了一项政治运动。生态学不仅从生物学中完全脱离出来，而且还演变为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甚至可以冠以各种前缀的学科，如文化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艺术生态学等。不同学科和不同价值观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着生态学，结果不仅使生态学本身变成了一门有着许多分支的学科，而且使它在观点上成为一种极不和谐的混合体。生态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它不可能总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纵然，这种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理论，使一向把生态学当作理论工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感到困惑，但沃斯特仍然坚信：“通过对不断变化的过去的认识，即对一个人类和自然总是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认识，我们能够在并不十全十美的人类理性的帮助下，发现我们珍惜和正在保卫的一切。”
我想，沃斯特的这本书最终想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这点；而我作为译者，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的目的也不外如此。我希望，当我们回顾生态学的历史时，我们会更清醒地认识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从而能够以一种平等而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大自然，对待那些在地球上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和伙伴。
＊ ＊ ＊
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1941年，他出生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并在堪萨斯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嗣后，他于1970年和1971年分别取得了耶鲁大学的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和赫尔人文中心的教授，并享有赫尔荣誉教授称号。
沃斯特教授在美国学术界以多产著称，几乎每隔一年便有一部新书问世，同时还在许多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太平洋历史评论》、《环境历史》上发表文章。197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自然的经济体系》出版，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而1979年出版的《尘暴》，则不仅获得了1980年的美国历史学最高奖 ——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奖，而且从此奠定了他在美国环境史和西部史领域的学术地位。第二年，即1981年，沃斯特当选为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1981－1983)，1988年被选入美国历史学家协会。
环境史是60－7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也是学术在那个动荡时期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的一个结果。它突破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囹圄，在原来只有政治经济的美国史中，赋予自然以应有的地位。在这一史学革命中，沃斯特首当其冲，率先提出了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他特别强调，除了自然环境，这种研究还包括人类在以自然为前提的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即“技术环境”，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因此。他认为，在环境史研究中，人类的生产模式和人类的意识价值观对自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
沃斯特在他的《尘暴》一书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上，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生产模式和美国人滥用土地的文化传统对大平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为环境史这一新生的学科研究提了一个杰出的范例。
作为大平原的儿子，沃斯特对西部史一直情有独钟。但是，和环境史这个新生的学科相反，西部史却是美国史学中的传统学科，并且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特纳边疆学派占主导地位的研究领域。在传统的西部史中，充斥着白人英雄征服自然和印第安人的故事，以及白人在西部产生了美国民主的神话。尽管随着战后学术的多元化，这种西部史的研究开始出现危机，特纳的边疆学说也不断受到抨击，但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却未有多大的改观。80年代后期，随着环境史、社会史、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活跃。西部史的研究再也不能循着原来的轨道向前发展了。于是，在这个传统的学科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新西部史”(New West History)，其核心人物之一就是唐纳德•沃斯特。
关于新西部史，沃斯特在他的《在西部的天空下》一书中，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这个新的历史力求把西部搬回到世界共同体中去，不带有精神独具的幻影；并且，它还寻求重新唤起所有那些特纳想要忽略掉的严肃问题。”因此，这是一部“超越白人征服者传统意识，超越那种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原始感情需求，超越任何已有的并用以证明是确有其事和认为是合法的公共角色的历史。”显然，这是对传统西部史的理论基础的反叛。沃斯特是从一个环境史学家的角度，力图以生态学做为理论根据来探讨西部史的。他所注重的是西部地区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西部环境的特点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尤其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如《帝国的河流》（1985年）和《在西部的天空下》(1992年)中，都竭力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展示一个“新的西部，真正的西部”。沃斯特的新西部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沃斯特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曾多次应邀去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南非及法国等地进行讲学和参加会议等学术活动。今年5月，他又访问了中国，除在青岛大学讲学外，还游览了长城、三峡及西安、泰安、曲阜。美丽的山川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革后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更使他感叹不已。他衷心希望这个古老的国家不断地焕发青春。并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发挥她应有的作用。
＊ ＊ ＊
本书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由谭毅翻译；崔健协助译制了部分注释、参考书目及索引；全书由我修改定稿并请庄国泰同志对生态专业的内容作了审订。限于水平，尤其是涉及到许多非本专业知识范围的问题，定会有疏漏甚至错误。如有发现敬请热心的读者和专家指正。
在此，我谨向商务印书馆的方生、张伯幼先生以及侯玲女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此书是难以问世的。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那些青年朋友，青岛大学国际关系系93级的尹文博等同学。他们一向是我的忠实读者，这次又为誊写书稿而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向去年已经病逝的周汉林教授表示我真诚的怀念和感激。他曾以其渊博的学识，不厌其烦地解答了我在译文中的许多疑难和问题。
侯 文 蕙
1998年11月20日于青岛大学
此言不差。20年来，这本关于生态思想史的书不仅一印再印，而且还陆续被译成了其他文字(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现在又有了中文版)。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安娜•布拉姆韦尔(Anna Bramwell)1989年在她的《20世纪的生态学》一书中曾对这本书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同类著作中最富有见地的作品”；《美国历史评论》则认为沃斯特的书“为生态学历史的研究做了良好的开端”。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作者在他的两篇序(原序和中文版序)中都做了说明，我不再赘述。这里，我只想谈谈这本书的特点。
这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探讨生态学的渊源和变迁的著作。生态学是在本世纪60年代勃然兴起的一门新兴科学。作者曾在该书1985年剑桥版(塞拉俱乐部版为初版)的序言中谈到过他15年前开始对这门科学发生兴趣的起因：那是一个冬天，在康涅狄克州的一个树林里，他看到了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野生动物：“一只正在啄取坚硬树脂的长羽啄木鸟，一只红尾巴的飞得很低的，使那只啄木鸟恐惧地紧贴在树干上的秃鹰，一只正奔向灌木丛的狐狸和一只伏在石崖下冬眠的花鼠。”他被它们迷住了。不仅因为它们就住在他旁边，而且还因为它们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美丽的综合的典范！”对于他这个在现代大平原——那是被他称之为“一个野生动物几乎被农业消灭殆尽的‘生态沙漠’”——上长大的人来说，他所寄居的这个尽管已经砍伐过了和郊区化了的康涅狄克树林，仍然是一种奇观。这使他从自己所从事的历史和人文科学的“那个狭小的发着霉味的壁橱世界里”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由此，沃斯特发现了一个充满生命的活生生的世界，一个召唤他去进行探讨的无比广阔的空间。
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看，沃斯特的这本书可谓开风气之先。他认为，任何科学思想都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因此，他摆脱了科学史中仅就人物的思想和概念论思想的惯例，在说明生态学历史的每个阶段时，都只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并把他们置于特定的历史画面之中。在探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时，也联系曾经影响或与其有关联的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来说明一种概念或观点的形成。在他看来，一种科学思想的产生绝对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定的文化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能产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而不可能是在法国或美国；同样，克莱门茨的顶极理论也只能产生于美国中部的大平原，而不可能是南美或其他地方。
但是，作者并不因此而否定一种科学思想的连续性；相反，他尤其强调科学思想的传统对一门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生态学是一门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科学，因此，沃斯特认为，就英美国家而言，生态学思想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狄亚式的，一种是帝国式的；前者以生命为中心，后者以人类为中心。因此，从实质上看，两者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样，这两种对立的传统在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中便很自然地延伸到伦理学之中，成为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和两条不同的道德标准：前者把自然看作是需要尊重和热爱的伙伴；后者则把自然看成是供人类索取和利用的资源。
如此一来，环境保护的政策也就不能不是一定道德观念下的产物；而60－70年代兴起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也就逐渐变成了一项政治运动。生态学不仅从生物学中完全脱离出来，而且还演变为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甚至可以冠以各种前缀的学科，如文化生态学、城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艺术生态学等。不同学科和不同价值观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着生态学，结果不仅使生态学本身变成了一门有着许多分支的学科，而且使它在观点上成为一种极不和谐的混合体。生态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它不可能总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纵然，这种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理论，使一向把生态学当作理论工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感到困惑，但沃斯特仍然坚信：“通过对不断变化的过去的认识，即对一个人类和自然总是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认识，我们能够在并不十全十美的人类理性的帮助下，发现我们珍惜和正在保卫的一切。”
我想，沃斯特的这本书最终想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这点；而我作为译者，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的目的也不外如此。我希望，当我们回顾生态学的历史时，我们会更清醒地认识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从而能够以一种平等而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大自然，对待那些在地球上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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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1941年，他出生在堪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并在堪萨斯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嗣后，他于1970年和1971年分别取得了耶鲁大学的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堪萨斯大学历史系和赫尔人文中心的教授，并享有赫尔荣誉教授称号。
沃斯特教授在美国学术界以多产著称，几乎每隔一年便有一部新书问世，同时还在许多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太平洋历史评论》、《环境历史》上发表文章。1977年，他的第一部专著《自然的经济体系》出版，使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而1979年出版的《尘暴》，则不仅获得了1980年的美国历史学最高奖 ——班克罗夫特美国历史奖，而且从此奠定了他在美国环境史和西部史领域的学术地位。第二年，即1981年，沃斯特当选为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1981－1983)，1988年被选入美国历史学家协会。
环境史是60－7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也是学术在那个动荡时期从单一走向多元化的一个结果。它突破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囹圄，在原来只有政治经济的美国史中，赋予自然以应有的地位。在这一史学革命中，沃斯特首当其冲，率先提出了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他特别强调，除了自然环境，这种研究还包括人类在以自然为前提的条件下所创造出来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即“技术环境”，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因此。他认为，在环境史研究中，人类的生产模式和人类的意识价值观对自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
沃斯特在他的《尘暴》一书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上，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生产模式和美国人滥用土地的文化传统对大平原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为环境史这一新生的学科研究提了一个杰出的范例。
作为大平原的儿子，沃斯特对西部史一直情有独钟。但是，和环境史这个新生的学科相反，西部史却是美国史学中的传统学科，并且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特纳边疆学派占主导地位的研究领域。在传统的西部史中，充斥着白人英雄征服自然和印第安人的故事，以及白人在西部产生了美国民主的神话。尽管随着战后学术的多元化，这种西部史的研究开始出现危机，特纳的边疆学说也不断受到抨击，但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却未有多大的改观。80年代后期，随着环境史、社会史、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活跃。西部史的研究再也不能循着原来的轨道向前发展了。于是，在这个传统的学科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新西部史”(New West History)，其核心人物之一就是唐纳德•沃斯特。
关于新西部史，沃斯特在他的《在西部的天空下》一书中，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这个新的历史力求把西部搬回到世界共同体中去，不带有精神独具的幻影；并且，它还寻求重新唤起所有那些特纳想要忽略掉的严肃问题。”因此，这是一部“超越白人征服者传统意识，超越那种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原始感情需求，超越任何已有的并用以证明是确有其事和认为是合法的公共角色的历史。”显然，这是对传统西部史的理论基础的反叛。沃斯特是从一个环境史学家的角度，力图以生态学做为理论根据来探讨西部史的。他所注重的是西部地区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及其之间的关系，以及西部环境的特点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尤其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如《帝国的河流》（1985年）和《在西部的天空下》(1992年)中，都竭力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来展示一个“新的西部，真正的西部”。沃斯特的新西部史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沃斯特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曾多次应邀去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南非及法国等地进行讲学和参加会议等学术活动。今年5月，他又访问了中国，除在青岛大学讲学外，还游览了长城、三峡及西安、泰安、曲阜。美丽的山川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革后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更使他感叹不已。他衷心希望这个古老的国家不断地焕发青春。并为人类共同的事业发挥她应有的作用。
＊ ＊ ＊
本书的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由谭毅翻译；崔健协助译制了部分注释、参考书目及索引；全书由我修改定稿并请庄国泰同志对生态专业的内容作了审订。限于水平，尤其是涉及到许多非本专业知识范围的问题，定会有疏漏甚至错误。如有发现敬请热心的读者和专家指正。
在此，我谨向商务印书馆的方生、张伯幼先生以及侯玲女士表示诚挚的谢意，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此书是难以问世的。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那些青年朋友，青岛大学国际关系系93级的尹文博等同学。他们一向是我的忠实读者，这次又为誊写书稿而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向去年已经病逝的周汉林教授表示我真诚的怀念和感激。他曾以其渊博的学识，不厌其烦地解答了我在译文中的许多疑难和问题。
侯 文 蕙
1998年11月20日于青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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