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二十多年来，写了若干讨论复句问题和跟复句问题相关的书文。本书后边附有“本书作者有关书文(1977—1999)”的目录，可以查检。
1997年，承担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系统和复句句式”。于是，一边研究一些新的问题，一边把所写的全部有关书文进行增补、修订和整合，成为一本书。接受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先生的建议，把书名定为《汉语复句研究》。
做点复句研究，应该特别提到《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经历了十多年。1965年7月下旬，写了短文《关于独词句充当分句》，约两千字，寄给《中国语文》。编辑部12月2日回信，肯定所说的现象“是个事实”，并且建议：“请你就这类所谓‘独词句，广泛地搜集一些材料，分析一下它的性质、功能之类，篇幅不妨适当扩大，不久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可我的钻研工作没有停顿。1973年8月，跟学生到工厂搞“开门办学”，利用午休时间，躲在厚厚的蚊帐里写成了《试论复句中定名分句与非定名分句的组合》，二万多字。1977年12月，又把文章重写一遍，成为《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一万多字，寄给了文革后复刊的《中国语文》，被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在1979年第1期上。当时，吕叔湘先生是主编。1979年9月28日，吕先生给我一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中国语文》的要求，吕先生的勉励，成了对我的为学督导。许多年过去了，自己总觉得有两点感触必须记录下来。这就是：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锲而不舍”的古训；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的格言。已经发表的有关复句的书文，数量不算太少。质量上，有的好点，有的就差一些。总的说来，自己还算努力，在“五重视”上下了点功夫：一是重视语法事实的发掘；二是重视逻辑基础的考察；三是重视“语表—语里—语值”的三角验证；四是重视句法格局对语词运用的制约；五是重视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当然，主观上的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是无庸讳言的事。令我深感温暖的是，各方面人士给了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编辑出版单位，给我的书文提供了篇幅；学界同仁，发表过好些鼓励性的评说；科研管理部门，多次给我的复句研究立项。在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之前，先后立项的还有三个：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研究”(1985)；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的深人研究”(1992)；国家汉办项目“现代汉语复句规律研究”(1996)。我要向各方面人士，用最朴素的三个字，诚挚地说：“谢谢了!”
研究工作无限艰辛。而且，越研究，问题越多，越有更多的糊涂。在本书第四编第十二章《转折句式总览》结尾处，这么写道：“转折句式和跟转折有关的种种问题，不是一两个章节的文字能够讲清楚的，也不是短期内所能全部回答的。到目前为止，笔者对许多问题仍然感到困惑。”这是由衷之言。这本《汉语复句研究》，其实内容很有限，遗留问题很多。且不说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包括共同语和方言，这本书只是把精力放在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复句研究上面。就是现代汉语共同语里的某些很普通的现象，我也还没有作出甚至还没有能力作出让自己满意的回答。比方说，在“更—还—也”这组词中，“更”表递进，“也”表并列，“还”是表递进还是表并列?“我想写点东西，还想早点发表出来。”这里的“还”似表递进。“今天到会的有市长、副市长，有各大工厂的厂长、副厂长，还有几个劳动模范。”这里的“还”似表并列。到底情况如何?“还”字的面貌怎样才能描写得全面而准确?又比方说，“无论”“不论”和“不管”，这三个词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完全相同，为什么它们都能存活，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如果不完全相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跟我的学生李宇明教授谈心。我说：“宇明啊，我怎么越研究越糊涂哇?”宇明说：“邢老师，您这是高级的糊涂!”宇明很会说话，回答得很巧妙，然而，再高级的糊涂毕竟也还是糊涂!晏殊《玉楼春》中有两句话，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说成：“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1990年前后，李临定兄几次对我说：“福义，你关于复句的书，应该给商务印书馆出。”对我来讲，这便成了一个“宿愿”。现在，在书稿已经整合完毕，即将送交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首先要感谢商务的抬爱，使我宿愿得偿。同时，我要说：这本书，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但是，句号只意味过去，却不代表终结。句号放大是个0。往前又是0起点!
邢福义
2000年2月19日龙年元宵节于华中师范大学
1997年，承担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系统和复句句式”。于是，一边研究一些新的问题，一边把所写的全部有关书文进行增补、修订和整合，成为一本书。接受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先生的建议，把书名定为《汉语复句研究》。
做点复句研究，应该特别提到《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经历了十多年。1965年7月下旬，写了短文《关于独词句充当分句》，约两千字，寄给《中国语文》。编辑部12月2日回信，肯定所说的现象“是个事实”，并且建议：“请你就这类所谓‘独词句，广泛地搜集一些材料，分析一下它的性质、功能之类，篇幅不妨适当扩大，不久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可我的钻研工作没有停顿。1973年8月，跟学生到工厂搞“开门办学”，利用午休时间，躲在厚厚的蚊帐里写成了《试论复句中定名分句与非定名分句的组合》，二万多字。1977年12月，又把文章重写一遍，成为《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一万多字，寄给了文革后复刊的《中国语文》，被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在1979年第1期上。当时，吕叔湘先生是主编。1979年9月28日，吕先生给我一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中国语文》的要求，吕先生的勉励，成了对我的为学督导。许多年过去了，自己总觉得有两点感触必须记录下来。这就是：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锲而不舍”的古训；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的格言。已经发表的有关复句的书文，数量不算太少。质量上，有的好点，有的就差一些。总的说来，自己还算努力，在“五重视”上下了点功夫：一是重视语法事实的发掘；二是重视逻辑基础的考察；三是重视“语表—语里—语值”的三角验证；四是重视句法格局对语词运用的制约；五是重视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当然，主观上的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是无庸讳言的事。令我深感温暖的是，各方面人士给了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编辑出版单位，给我的书文提供了篇幅；学界同仁，发表过好些鼓励性的评说；科研管理部门，多次给我的复句研究立项。在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之前，先后立项的还有三个：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研究”(1985)；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的深人研究”(1992)；国家汉办项目“现代汉语复句规律研究”(1996)。我要向各方面人士，用最朴素的三个字，诚挚地说：“谢谢了!”
研究工作无限艰辛。而且，越研究，问题越多，越有更多的糊涂。在本书第四编第十二章《转折句式总览》结尾处，这么写道：“转折句式和跟转折有关的种种问题，不是一两个章节的文字能够讲清楚的，也不是短期内所能全部回答的。到目前为止，笔者对许多问题仍然感到困惑。”这是由衷之言。这本《汉语复句研究》，其实内容很有限，遗留问题很多。且不说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包括共同语和方言，这本书只是把精力放在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复句研究上面。就是现代汉语共同语里的某些很普通的现象，我也还没有作出甚至还没有能力作出让自己满意的回答。比方说，在“更—还—也”这组词中，“更”表递进，“也”表并列，“还”是表递进还是表并列?“我想写点东西，还想早点发表出来。”这里的“还”似表递进。“今天到会的有市长、副市长，有各大工厂的厂长、副厂长，还有几个劳动模范。”这里的“还”似表并列。到底情况如何?“还”字的面貌怎样才能描写得全面而准确?又比方说，“无论”“不论”和“不管”，这三个词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完全相同，为什么它们都能存活，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如果不完全相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跟我的学生李宇明教授谈心。我说：“宇明啊，我怎么越研究越糊涂哇?”宇明说：“邢老师，您这是高级的糊涂!”宇明很会说话，回答得很巧妙，然而，再高级的糊涂毕竟也还是糊涂!晏殊《玉楼春》中有两句话，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说成：“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1990年前后，李临定兄几次对我说：“福义，你关于复句的书，应该给商务印书馆出。”对我来讲，这便成了一个“宿愿”。现在，在书稿已经整合完毕，即将送交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首先要感谢商务的抬爱，使我宿愿得偿。同时，我要说：这本书，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但是，句号只意味过去，却不代表终结。句号放大是个0。往前又是0起点!
邢福义
2000年2月19日龙年元宵节于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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