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FONT size=3><STRONG> 中译本前言</STRONG></FONT>
人们在探究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的深层奥秘时，都不可避免地追溯到东正教传统。而中国学界和大众对基督教的认知主要来自西方，对东正教方面则知之甚少。基督教三大派系的基本信条是共同的，但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历史进程的不同，东正教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它在对《圣经》与圣传的理解、教会观念、教义信条、圣事礼仪和宗教伦理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表现形式。现代俄国哲学家和东正教神学家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一书就是作者对东正教的这些基本特点的简要阐释。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71—1944)生于俄国奥廖尔省的利夫内古城的一个神父之家。在这里，他童年时代对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认识，都是通过教会和礼拜活动获得的。但这种自发的宗教信仰并未直接生成他后来的东正教世界观。他的生活道路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许多典型特征。少年时代的布尔加科夫也具有当时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观念——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进步理想、为人民服务和反抗政权。1888年，布尔加科夫离开了教会学校，进入普通中学，189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894年毕业于该校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从大学毕业到上个世纪末，是布尔加科夫世界观的“<STRONG>合法马克思主义</STRONG>”和社会民主主义时期。这时他的主要兴趣是政治经济学。
世纪之交，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进而走向东正教，这种转变也是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司徒卢威等一批俄国哲学家的共同经历。从世纪初到1917年，布尔加科夫积极参加了俄罗斯二十世纪初的宗教哲学复兴运动，出版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文集，1906)、《英雄主义与苦修精神》(载《路标》文集，1909)、《两城——社会理想的本质研究》(1911)、《经济哲学》(1912)、《不夜之光——直觉与思辨》(1917)等论著。1918—1920年布尔加科夫在克里米亚从事教学和著述，写了《哲学的悲剧》和《名称哲学》两部著作。这是布尔加科夫的<STRONG>哲学</STRONG>时期。
1922年底，布尔加科夫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途经君士坦丁堡转到布拉格，1925年以后一直住在巴黎，他在巴黎的东正教神学院任信条神学系主任，直到去世。这是布尔加科夫的神学时期，也是他东正教神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了大小“三部曲”，述及东正教神学的许多方面和题目。“小三部曲”有《烧不毁的荆棘》(1927)——对东正教圣母崇拜的教义解释；《新郎的朋友》(1927)——论东正教对先行者(施洗约翰)的崇拜；《雅各的梯子》(1929)——论天使。他在“大三部曲”中展开了自己的“神人论”正教神学体系：《上帝的羔羊》(1933)——论基督；《安慰者》(1936)——论圣灵；《羔羊的新娘》(1945)——论造物主与受造物、教会和末世论等。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一书最早于1933年在巴黎出版。这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概括性。现代东正教神学著作显然不如新教和天主教那样丰富系统。但布尔加科夫作为为数不多的现代东正教神学家之一，如西方评论者所言，“对现代东方教会学说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重新思考，并作了系统而独到的阐述”。这本书可算是布尔加科夫对东正教之理解和解释的总纲。第二，探讨性。布尔加科夫虽然具有深刻的“教会精神”，但他并不从属于正统东正教会，而是一位自由神学家。因此这本书不同于《简明教义问答》之类的教会著作，而是既对东正教信仰进行教义解释，又对某些神学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有时也诉诸哲学思想，如对教会真理和抽象真理概念的区分：抽象理性的真理概念把真理作为对象和认识规范；而教会真理“不是对象性的，当人在真理中的时候，他不是作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分离和对立的，而是和客体相统一的”(本书第82页)。作者也不回避神学所遇到的某些现代问题，比如对《圣经》的科学研究问题(本书第21—23，29页)。第三，比较性。书中常把基督教三大派系的思想加以对比，力图维护东正教思想的“正信”性，指出西方两派的片面性。当然，作者的观点未必完全公允，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东正教在培养宗教意志和调节日常生活上的弱点”，明确承认“在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方面，东正教不如西方教会更具有历史经验”(本书第213页)。
本书的内容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一至六)集中阐述东正教的教会学说，后半部分(七至十八)分别说明东正教的其他诸方面特点。布尔加科夫强调教会的神圣本质，即由圣灵所推动的基督之体，教会是可见教会与不可见教会的统一。不能把教会只看作是社会历史中存在的团体；但另一方面，教会也不是人生和社会之外的“自在之物”，它具有时空形式和界限。教会作为超世界的神性在世界上的体现，就是“象征”，象征是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是“天”、“地”之间的桥梁。东正教注重“教会传统”：历史形式的教会是从基督和使徒一脉相承的，此传统是现实教会的精魂。《圣经》只有在教会和教会传统中才是《圣经》，亦即“上帝之道”。离开了教会传统，把《圣经》当作书本，它就不再是《圣经》，基督教就不再是精神的和生命的宗教，而成为书本的宗教。
基督教的根本问题在于寻求人与神，世界与天国之间的道路。西方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习惯于给这条道路赋予<STRONG>知识</STRONG>形式。东正教则拒绝这种知识的中介，重东方的<STRONG>直觉</STRONG>之路。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正教首先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道路”；“在诸多宗教类型中，东正教的特点是没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外部表现，但正因为如此，其中基督启示的天上真理最少被歪曲”。东正教的教义神学和宗教实践，其许多特点都出自这种精神直觉。而精神直觉是一种非知识性的内在体验，不是经验上可证实的中介形式。所以东正教信仰在神与人之间的张力更大，东正教灵魂在“天”与“地”之间更难于安身，其表现是，一方面直接把人生提升到神境，融入“天国”，这就是东正教理想的“神圣性”和苦修精神；另一方面又直接使神境贴近“大地”，加入人世，这就是东正教礼拜的宗教现实主义和对圣母、圣徒及圣像的崇拜。
东正教的神圣性是“非此世性”。东正教之心所领受的基督形象不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而是活在世间的温和谦逊的基督。东正教的人格理想不是强悍的英雄，而是软弱的“神人”，他没有舒适的“此世之城”，而是世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拒绝自己的人的理性，具有愚拙的外表，是为基督而生活的“圣愚”；东正教的僧侣生活“采取了天使方式”，亦即脱离尘世，为世界而祈祷和苦修，而不是为在世上彰显主的荣耀而战斗；东正教的伦理学也从属于这种神圣性。
正如东正教堂圆顶的柔和亲切不同于天主教堂的直冲云霄一样，东正教心灵没有“天”、“地”距离的不可克服之感，而是善于在“大地”上直接洞见神灵境界。在东正教礼拜的华丽形式背后，是一种“敬神如神在”的“宗教现实主义”：“全部礼拜活动都具有神的生活的意义，而教堂就是神的生活之地”(本书第162页)。东正教徒在为神的威严感到恐惧的时候，可以躲到圣母和圣徒的庇护之下，因为他们是人的同类，他们能在审判者面前为人求情。“如果教堂中没有表示圣徒在场的圣像，那么在这样的教堂中是多么令人空虚和孤独啊!我们的灵魂也将和这些裸露的墙壁一样变得苍白和贫乏”(本书第151页)。
本书中《圣经》引文和《圣经》人名的汉译，主要采用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印行的《新旧约全书》“和合本”的经文和译名，也参照了中国天主教会的汉语版《圣经》。译者对个别俄文经文与汉语经文有较明显不同之处作了适当注释，对原书中《圣经》引文出处的标注错误作了勘正。
本书的汉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东正教在俄罗斯有深远历史，这使俄语中所表述的东正教神学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概念术语。如果说汉语基督教研究在叙述新教和天主教神学方面已有一定经验，那么，在译述俄语表达的东正教思想方面，则相当缺乏经验。译者根据自己在俄罗斯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和教学中对东正教思想的理解，对本书中许多概念术语的翻译进行了反复推敲酌定，但仍觉有些不甚确切。此外，也因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徐凤林
1999年2月25日
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人们在探究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的深层奥秘时，都不可避免地追溯到东正教传统。而中国学界和大众对基督教的认知主要来自西方，对东正教方面则知之甚少。基督教三大派系的基本信条是共同的，但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历史进程的不同，东正教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它在对《圣经》与圣传的理解、教会观念、教义信条、圣事礼仪和宗教伦理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表现形式。现代俄国哲学家和东正教神学家布尔加科夫的《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一书就是作者对东正教的这些基本特点的简要阐释。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71—1944)生于俄国奥廖尔省的利夫内古城的一个神父之家。在这里，他童年时代对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认识，都是通过教会和礼拜活动获得的。但这种自发的宗教信仰并未直接生成他后来的东正教世界观。他的生活道路反映了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许多典型特征。少年时代的布尔加科夫也具有当时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观念——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进步理想、为人民服务和反抗政权。1888年，布尔加科夫离开了教会学校，进入普通中学，189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894年毕业于该校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从大学毕业到上个世纪末，是布尔加科夫世界观的“<STRONG>合法马克思主义</STRONG>”和社会民主主义时期。这时他的主要兴趣是政治经济学。
世纪之交，布尔加科夫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进而走向东正教，这种转变也是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司徒卢威等一批俄国哲学家的共同经历。从世纪初到1917年，布尔加科夫积极参加了俄罗斯二十世纪初的宗教哲学复兴运动，出版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唯心主义》(文集，1906)、《英雄主义与苦修精神》(载《路标》文集，1909)、《两城——社会理想的本质研究》(1911)、《经济哲学》(1912)、《不夜之光——直觉与思辨》(1917)等论著。1918—1920年布尔加科夫在克里米亚从事教学和著述，写了《哲学的悲剧》和《名称哲学》两部著作。这是布尔加科夫的<STRONG>哲学</STRONG>时期。
1922年底，布尔加科夫被苏维埃政府驱逐出境，途经君士坦丁堡转到布拉格，1925年以后一直住在巴黎，他在巴黎的东正教神学院任信条神学系主任，直到去世。这是布尔加科夫的神学时期，也是他东正教神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了大小“三部曲”，述及东正教神学的许多方面和题目。“小三部曲”有《烧不毁的荆棘》(1927)——对东正教圣母崇拜的教义解释；《新郎的朋友》(1927)——论东正教对先行者(施洗约翰)的崇拜；《雅各的梯子》(1929)——论天使。他在“大三部曲”中展开了自己的“神人论”正教神学体系：《上帝的羔羊》(1933)——论基督；《安慰者》(1936)——论圣灵；《羔羊的新娘》(1945)——论造物主与受造物、教会和末世论等。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一书最早于1933年在巴黎出版。这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概括性。现代东正教神学著作显然不如新教和天主教那样丰富系统。但布尔加科夫作为为数不多的现代东正教神学家之一，如西方评论者所言，“对现代东方教会学说的所有问题都进行了重新思考，并作了系统而独到的阐述”。这本书可算是布尔加科夫对东正教之理解和解释的总纲。第二，探讨性。布尔加科夫虽然具有深刻的“教会精神”，但他并不从属于正统东正教会，而是一位自由神学家。因此这本书不同于《简明教义问答》之类的教会著作，而是既对东正教信仰进行教义解释，又对某些神学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有时也诉诸哲学思想，如对教会真理和抽象真理概念的区分：抽象理性的真理概念把真理作为对象和认识规范；而教会真理“不是对象性的，当人在真理中的时候，他不是作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相分离和对立的，而是和客体相统一的”(本书第82页)。作者也不回避神学所遇到的某些现代问题，比如对《圣经》的科学研究问题(本书第21—23，29页)。第三，比较性。书中常把基督教三大派系的思想加以对比，力图维护东正教思想的“正信”性，指出西方两派的片面性。当然，作者的观点未必完全公允，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东正教在培养宗教意志和调节日常生活上的弱点”，明确承认“在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方面，东正教不如西方教会更具有历史经验”(本书第213页)。
本书的内容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一至六)集中阐述东正教的教会学说，后半部分(七至十八)分别说明东正教的其他诸方面特点。布尔加科夫强调教会的神圣本质，即由圣灵所推动的基督之体，教会是可见教会与不可见教会的统一。不能把教会只看作是社会历史中存在的团体；但另一方面，教会也不是人生和社会之外的“自在之物”，它具有时空形式和界限。教会作为超世界的神性在世界上的体现，就是“象征”，象征是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是“天”、“地”之间的桥梁。东正教注重“教会传统”：历史形式的教会是从基督和使徒一脉相承的，此传统是现实教会的精魂。《圣经》只有在教会和教会传统中才是《圣经》，亦即“上帝之道”。离开了教会传统，把《圣经》当作书本，它就不再是《圣经》，基督教就不再是精神的和生命的宗教，而成为书本的宗教。
基督教的根本问题在于寻求人与神，世界与天国之间的道路。西方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习惯于给这条道路赋予<STRONG>知识</STRONG>形式。东正教则拒绝这种知识的中介，重东方的<STRONG>直觉</STRONG>之路。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正教首先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道路”；“在诸多宗教类型中，东正教的特点是没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外部表现，但正因为如此，其中基督启示的天上真理最少被歪曲”。东正教的教义神学和宗教实践，其许多特点都出自这种精神直觉。而精神直觉是一种非知识性的内在体验，不是经验上可证实的中介形式。所以东正教信仰在神与人之间的张力更大，东正教灵魂在“天”与“地”之间更难于安身，其表现是，一方面直接把人生提升到神境，融入“天国”，这就是东正教理想的“神圣性”和苦修精神；另一方面又直接使神境贴近“大地”，加入人世，这就是东正教礼拜的宗教现实主义和对圣母、圣徒及圣像的崇拜。
东正教的神圣性是“非此世性”。东正教之心所领受的基督形象不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而是活在世间的温和谦逊的基督。东正教的人格理想不是强悍的英雄，而是软弱的“神人”，他没有舒适的“此世之城”，而是世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拒绝自己的人的理性，具有愚拙的外表，是为基督而生活的“圣愚”；东正教的僧侣生活“采取了天使方式”，亦即脱离尘世，为世界而祈祷和苦修，而不是为在世上彰显主的荣耀而战斗；东正教的伦理学也从属于这种神圣性。
正如东正教堂圆顶的柔和亲切不同于天主教堂的直冲云霄一样，东正教心灵没有“天”、“地”距离的不可克服之感，而是善于在“大地”上直接洞见神灵境界。在东正教礼拜的华丽形式背后，是一种“敬神如神在”的“宗教现实主义”：“全部礼拜活动都具有神的生活的意义，而教堂就是神的生活之地”(本书第162页)。东正教徒在为神的威严感到恐惧的时候，可以躲到圣母和圣徒的庇护之下，因为他们是人的同类，他们能在审判者面前为人求情。“如果教堂中没有表示圣徒在场的圣像，那么在这样的教堂中是多么令人空虚和孤独啊!我们的灵魂也将和这些裸露的墙壁一样变得苍白和贫乏”(本书第151页)。
本书中《圣经》引文和《圣经》人名的汉译，主要采用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印行的《新旧约全书》“和合本”的经文和译名，也参照了中国天主教会的汉语版《圣经》。译者对个别俄文经文与汉语经文有较明显不同之处作了适当注释，对原书中《圣经》引文出处的标注错误作了勘正。
本书的汉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东正教在俄罗斯有深远历史，这使俄语中所表述的东正教神学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概念术语。如果说汉语基督教研究在叙述新教和天主教神学方面已有一定经验，那么，在译述俄语表达的东正教思想方面，则相当缺乏经验。译者根据自己在俄罗斯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和教学中对东正教思想的理解，对本书中许多概念术语的翻译进行了反复推敲酌定，但仍觉有些不甚确切。此外，也因译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徐凤林
1999年2月25日
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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