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出这本文集的想法是我在1983年时产生的。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学家》杂志25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纪念做法：刊登一些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反映其人生哲学的文章。这个系列专栏——第一篇发的是保罗•A．萨缪尔森的文章——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由于经济学界自传体作品极少，我们由此得到启发，下—步肯定是要为经济学家中那些创造性的人物结个自传集了。
正如生理学家勒内•迪博所说：“造就科学的原材料不只是科学家们的观察、实验和计算，还有他们的强烈愿望、梦想和愚蠢。”许多经济学界的人士认为，人们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概念行事的，这些概念是从经济行为的心理和政治方面抽象出来的；他们忽略了个人和社会因素在形成经济话语的过程中的作用。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他们发明了描述没有个性的个人的体系。然而，约瑟夫•熊彼特指出，经济学家所做的分析和研究的问题都受到他们个人经历的影响。
本书的内容包括22篇自传体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能以亲近的眼光来看本世纪中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那些以其工作改变了这个学科的方向的学者。为什么是22篇文章呢？本书原来计划为七万字。由于文章的平均长度被限制在每篇3000字，就主观地定为22篇文章了。其中的14篇是专为这本文集而写作的，其他文章曾在《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中刊出过；我们作了少许修改重刊在这里。
这些“自画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经济学家私人生活和专业生活的详细情况，倘若没有这些文章，我们或许就不会了解这些事情；这些文章也抓住了每个人整体的重要特性，使人们能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由此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家能做什么和能成为什么人的看法。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希望分享名人生活的渴望。我们对他们的成就、动机，以及使他们进入其工作的原因怀有无限好奇。我们也想了解科学家生活的内情。我们的兴趣在于“怎么会”和“为什么”，这种兴趣引导我们去发现创造动机的源泉。保罗•萨缪尔森问道：如果让我们了解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过程，让我们阅读他们的自传体读物，“我们难道不愿付出任何代价吗？”数年前，有消息说，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些私人文件正在准备出版。这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纽约时报》的—篇社论《天才之源》宣称，这些文件属于美国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们有可能提高我们对天才的认识。不幸的是，据迈伦•科勒说，我们目前对创造性的认识只能达到相当于第谷•布拉赫最初考察行星运动的阶段。但是，正如托马斯•卡莱尔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弗劳德说过的：“在我们能掌握一种事物的科学之前，我们必须先有这种事物。”
这里应该谈一谈编者对本书的感情。编辑本书的过程特别令人激动，因为我自童年起就一直是各种各样回忆录和传记的热心读者。这类书籍使我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到遥远的地方旅行，并且对各种事件和人物逐渐熟悉起来。我心里记着许多我曾遇到过的历史人物说过的话，那些话语曾深深打动过我。正如肖伯纳所说：“我以为，读传记很像到外国旅行。你到了一个与你自己的国家很不相同的国家，你了解了一些那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你的生活就因这种经历而改变了。”换言之，在我们了解许许多多别人的生活时，我们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传记作品产生了兴趣。我用我那时惟—能得到的一本书自学识字。那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传记，—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联安全局“契卡”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中，我借着躲避纳粹的机会把这本书读了又读，读了无数遍。对我来说，好的传记成了小说、诗歌和历史的综合体。
作为本书的编者，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粗略谈一谈我认为适当的范围。这一范围把在连载标题中隐含的思想之外的东西也包括了进来。当时我没有规定文章的结构。每位作者都可自由选择他自己要写的内容和方法。有几篇文章，我曾要求作者对某些方面的讨论进行澄清或增删。因此，每篇文章的差异，与其说是在长度上，还不如说是在分析的深度和侧重上。我从我给作者的信中抄录一段话，使读者能够对我们要做些什么作出评价，并对其实现的程度作出判断：
关于文章的内容，撰稿人肯定有解释其题目并对其作出相应反应的自由。但是，除了通常的传记外，文章中最好还应加入一些哲学问题，加入一些对生活本质和世界本质的某种看法，以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我们鼓励撰稿人通过个人的生活轶事，思考和描述出身和成长怎样形成了他们的态度、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这些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政治倾向，他们对最初研究领域、有关方法、理论模型的选择。教师和同事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非常有理由相信，在构造理论的过程中，这些要素都不是完全独立和相互无关的。
选择撰稿人的理由很简单，根据的是因获得科学奖项和当选为各学会主席而得到的对作者的承认。总之，正如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讲演中所说，学者只为值得获取的铜板即同仁的赞许而工作。起初，我试图不按年龄来挑选参选人，但是，在同几位较年轻的著名经济学家沟通之后，我决定集中挑选老—辈人。否则，从年轻的专业人员中挑选撰稿人就会反映我个人的好恶。年轻的经济学家们觉得自己还太年轻，不应有这样的荣誉，要求五六年后再来邀请他们。或许，他们觉得尚不能在写下自己的成就时不受到狂妄自大的指责。这种自己写自己的写作对于有才智的青年学者并非易于耕耘的松软土地。有位年轻学者提议，成为名流，如被授予诺贝尔奖，或许是他觉得可以来论述自己的人生哲学的标准。然而，他并不想寄希望于获奖，尽管他将在下个十年中获该奖的呼声很高。有个关于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故事。他是1921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他对自己能获奖极有信心，以至在1919年就答应把诺贝尔奖的奖金作为赡养费交给已与他分居的妻子。另一位年轻经济学家对老一辈参选者怀有敬畏之情，不肯把自己与他们放在同一本书中。他建议我再编一本类似的文集，专收著名青年经济学家。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位经济学家未接受我的撰文邀请。他们中有几位是因为有其他任务，赶不上结稿日期的要求。有一位写道，邀请他是他的荣幸，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人生哲学。这使我想起约翰•M．凯恩斯在其最重要的著作的结尾处，对那些声称自己对任何理论都不买账的决策者的著名评语。凯恩斯说，这些人是过了时的理论的奴隶。另一位受到邀请的人感到，倘若他试图搞清楚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就会遇到麻烦。他用那个有名的长胡子的人的寓言来解释此事。有人问那个长胡子的人，他睡觉时是把胡子放在毯子上面还是放在毯子下面，结果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睡过安稳觉了。有两位经济学家由于年事已高而不能完成写作；还有—位，曾因其对本学科的方向直言不讳的看法而知名，辩称对他的人生哲学的阐述得要写五百多页纸。
我也邀请了一位著名的东欧经济学家为本书撰文，他热情地接受了任务；但是后来他在到西方访问时与我联系。对我说，由于东欧现在正在发生的变故，从他的立场看，最好不要公开表述其人生哲学。他说，在东欧，人生哲学是个敏感的话题；而他宁愿避开在这时有可能会干扰其科学研究的矛盾和冲突。我对他的困境表示同情。毕竟有这样一种风险，现在在东欧的花园中允许开放的极少花朵有可能也会枯萎凋谢。而这也应引起我们注意到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与他或她的价值体系的冲突。
一位美国中西部的经济学家要求为他的文章支付1万美元的稿费。借用乔治•斯蒂格勒在萨缪尔森出版其畅销的教科书时对后者的看法来说，这位受邀的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一些名望，现在要找机会发财了”。由于我认为受邀而作的这些文章都是无价之宝，我拒绝了他的要求，继续寻找同样著名但是较为慷慨的作者。保罗•A．萨缪尔森要求将他从出版商处得到的稿费捐给美国大学中的“经济学优秀人才奖评会（Honor Society in Economics）”。
显然还会有一些遗漏，而且我的选择也不会使每位读者都满意。我编完本书之后，注意到了一本简装书，依据那本书可以看出，这样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个人的选择。那本书的条目中列选了100位大经济学家。但是，198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没有被收进那个条目中。
正如生理学家勒内•迪博所说：“造就科学的原材料不只是科学家们的观察、实验和计算，还有他们的强烈愿望、梦想和愚蠢。”许多经济学界的人士认为，人们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概念行事的，这些概念是从经济行为的心理和政治方面抽象出来的；他们忽略了个人和社会因素在形成经济话语的过程中的作用。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他们发明了描述没有个性的个人的体系。然而，约瑟夫•熊彼特指出，经济学家所做的分析和研究的问题都受到他们个人经历的影响。
本书的内容包括22篇自传体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能以亲近的眼光来看本世纪中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那些以其工作改变了这个学科的方向的学者。为什么是22篇文章呢？本书原来计划为七万字。由于文章的平均长度被限制在每篇3000字，就主观地定为22篇文章了。其中的14篇是专为这本文集而写作的，其他文章曾在《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中刊出过；我们作了少许修改重刊在这里。
这些“自画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经济学家私人生活和专业生活的详细情况，倘若没有这些文章，我们或许就不会了解这些事情；这些文章也抓住了每个人整体的重要特性，使人们能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由此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家能做什么和能成为什么人的看法。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希望分享名人生活的渴望。我们对他们的成就、动机，以及使他们进入其工作的原因怀有无限好奇。我们也想了解科学家生活的内情。我们的兴趣在于“怎么会”和“为什么”，这种兴趣引导我们去发现创造动机的源泉。保罗•萨缪尔森问道：如果让我们了解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过程，让我们阅读他们的自传体读物，“我们难道不愿付出任何代价吗？”数年前，有消息说，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些私人文件正在准备出版。这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纽约时报》的—篇社论《天才之源》宣称，这些文件属于美国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们有可能提高我们对天才的认识。不幸的是，据迈伦•科勒说，我们目前对创造性的认识只能达到相当于第谷•布拉赫最初考察行星运动的阶段。但是，正如托马斯•卡莱尔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弗劳德说过的：“在我们能掌握一种事物的科学之前，我们必须先有这种事物。”
这里应该谈一谈编者对本书的感情。编辑本书的过程特别令人激动，因为我自童年起就一直是各种各样回忆录和传记的热心读者。这类书籍使我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到遥远的地方旅行，并且对各种事件和人物逐渐熟悉起来。我心里记着许多我曾遇到过的历史人物说过的话，那些话语曾深深打动过我。正如肖伯纳所说：“我以为，读传记很像到外国旅行。你到了一个与你自己的国家很不相同的国家，你了解了一些那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你的生活就因这种经历而改变了。”换言之，在我们了解许许多多别人的生活时，我们也充实了自己的生活。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对传记作品产生了兴趣。我用我那时惟—能得到的一本书自学识字。那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传记，—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苏联安全局“契卡”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中，我借着躲避纳粹的机会把这本书读了又读，读了无数遍。对我来说，好的传记成了小说、诗歌和历史的综合体。
作为本书的编者，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粗略谈一谈我认为适当的范围。这一范围把在连载标题中隐含的思想之外的东西也包括了进来。当时我没有规定文章的结构。每位作者都可自由选择他自己要写的内容和方法。有几篇文章，我曾要求作者对某些方面的讨论进行澄清或增删。因此，每篇文章的差异，与其说是在长度上，还不如说是在分析的深度和侧重上。我从我给作者的信中抄录一段话，使读者能够对我们要做些什么作出评价，并对其实现的程度作出判断：
关于文章的内容，撰稿人肯定有解释其题目并对其作出相应反应的自由。但是，除了通常的传记外，文章中最好还应加入一些哲学问题，加入一些对生活本质和世界本质的某种看法，以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我们鼓励撰稿人通过个人的生活轶事，思考和描述出身和成长怎样形成了他们的态度、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这些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政治倾向，他们对最初研究领域、有关方法、理论模型的选择。教师和同事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非常有理由相信，在构造理论的过程中，这些要素都不是完全独立和相互无关的。
选择撰稿人的理由很简单，根据的是因获得科学奖项和当选为各学会主席而得到的对作者的承认。总之，正如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讲演中所说，学者只为值得获取的铜板即同仁的赞许而工作。起初，我试图不按年龄来挑选参选人，但是，在同几位较年轻的著名经济学家沟通之后，我决定集中挑选老—辈人。否则，从年轻的专业人员中挑选撰稿人就会反映我个人的好恶。年轻的经济学家们觉得自己还太年轻，不应有这样的荣誉，要求五六年后再来邀请他们。或许，他们觉得尚不能在写下自己的成就时不受到狂妄自大的指责。这种自己写自己的写作对于有才智的青年学者并非易于耕耘的松软土地。有位年轻学者提议，成为名流，如被授予诺贝尔奖，或许是他觉得可以来论述自己的人生哲学的标准。然而，他并不想寄希望于获奖，尽管他将在下个十年中获该奖的呼声很高。有个关于艾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故事。他是1921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他对自己能获奖极有信心，以至在1919年就答应把诺贝尔奖的奖金作为赡养费交给已与他分居的妻子。另一位年轻经济学家对老一辈参选者怀有敬畏之情，不肯把自己与他们放在同一本书中。他建议我再编一本类似的文集，专收著名青年经济学家。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几位经济学家未接受我的撰文邀请。他们中有几位是因为有其他任务，赶不上结稿日期的要求。有一位写道，邀请他是他的荣幸，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人生哲学。这使我想起约翰•M．凯恩斯在其最重要的著作的结尾处，对那些声称自己对任何理论都不买账的决策者的著名评语。凯恩斯说，这些人是过了时的理论的奴隶。另一位受到邀请的人感到，倘若他试图搞清楚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就会遇到麻烦。他用那个有名的长胡子的人的寓言来解释此事。有人问那个长胡子的人，他睡觉时是把胡子放在毯子上面还是放在毯子下面，结果他从此就再也没有睡过安稳觉了。有两位经济学家由于年事已高而不能完成写作；还有—位，曾因其对本学科的方向直言不讳的看法而知名，辩称对他的人生哲学的阐述得要写五百多页纸。
我也邀请了一位著名的东欧经济学家为本书撰文，他热情地接受了任务；但是后来他在到西方访问时与我联系。对我说，由于东欧现在正在发生的变故，从他的立场看，最好不要公开表述其人生哲学。他说，在东欧，人生哲学是个敏感的话题；而他宁愿避开在这时有可能会干扰其科学研究的矛盾和冲突。我对他的困境表示同情。毕竟有这样一种风险，现在在东欧的花园中允许开放的极少花朵有可能也会枯萎凋谢。而这也应引起我们注意到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与他或她的价值体系的冲突。
一位美国中西部的经济学家要求为他的文章支付1万美元的稿费。借用乔治•斯蒂格勒在萨缪尔森出版其畅销的教科书时对后者的看法来说，这位受邀的经济学家“已经取得了一些名望，现在要找机会发财了”。由于我认为受邀而作的这些文章都是无价之宝，我拒绝了他的要求，继续寻找同样著名但是较为慷慨的作者。保罗•A．萨缪尔森要求将他从出版商处得到的稿费捐给美国大学中的“经济学优秀人才奖评会（Honor Society in Economics）”。
显然还会有一些遗漏，而且我的选择也不会使每位读者都满意。我编完本书之后，注意到了一本简装书，依据那本书可以看出，这样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个人的选择。那本书的条目中列选了100位大经济学家。但是，198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没有被收进那个条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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