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散论

　　启坤1991年由西安交通大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主攻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与其他研究生不同，他于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皆修学中国古代史，对文学比较生疏，但对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历史知识则相对优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他确定三年中研究之重心为《诗经》。《诗经》既是最早之文学，又是儒家之重要经典。儒家经典是我国学术、思想、文化之源头，是一切学问之根基，前辈有成就之学者，其治学未有不始于经，未有不先从经学入手者。清杭世骏云：“古人为学，先根柢而后枝叶，先经史而后词章。”未有不致力于根柢，而能成就其学问者也。启坤将研究之重心置之于《诗经》，可谓准确把握了学问之根柢，探得治学之正确门径。

　　遵循这一门径，他刻苦读书，废寝忘食，于文字训诂则求之于《说文》，于典章制度则考之于史传，穷其旨要，达其宏通，然后豁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撰写成学位论文《诗经与西周、春秋社会》。此论文最大之特点，即与一般文学研究者把《诗经》仅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同，而是将其视为“饱含丰富内容与其产生时代的政治、文化紧密相联系的文学典籍”，“是西周、春秋时代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所凝结的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文明载体，是西周、春秋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一面镜子，是那个时代中国文明为我们留下的最完整、最生动的硕果之一”。他充分发挥了其精通历史之优势，以丰富的史实论述了《诗经》产生的社会背景、兴观群怨之社会作用、祭祀诗与饮宴诗之政治意义、《诗经》所反映之周代社会思想之变迁及所表现的周代区域文化之特点等，从历史角度深层次地发掘其丰富之内涵。古人治学原是文史不分的，因为评价文学作品不能仅从字面上求其义，而应结合其时代历史以证其义。一般地讲，对历史了解愈透彻，对与之相应的文学之内涵的发掘愈丰富、深入，这一点在启坤的论文中表现得很明显。如对兴、观、群、怨之论述，对祭祀诗、宴饮诗之阐发，皆穷源尽委，枝叶扶疏，得出新的结论和创见。又古人云：“六经皆史。”启坤的论文也体现了这种精神，这更明显地表现在对《诗经》于周代社会思想之变迁的论述中。他紧密地结合周代社会政治思想之演变，说明《诗经》中不同的内容是周代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思想变化的反映，是一部周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史。启坤着眼于历史研究《诗经》，比仅从文学作品之角度评价《诗经》，揭示出《诗经》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启坤于《诗经》，讽籀极熟，讲贯极精，对每一问题、每一事项，皆考镜源流以穷其变化，勘明体例以究其本义，毛举栉别，细入无间，其用力之勤，亦追慕前人之治经史者。书成，于今出版，索序于我。我与启坤情兼师友，论文中某些论点曾讨论及之，故不辞为之序。

　　　　　　　　　　　　　　　　　　　　　　　　　　　　聂石樵

　　　　　　　　　　　　　　　　　　　　　　　　　　2001年3月29日

　　1991年9月，我从西安交通大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聂石樵教授攻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对于我的学业，先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于我在大学本科和攻读硕士期间学的是历史专业，转考入中文系，不免有些生疏，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先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告诉我文史不分家，尤其是上古，学历史出身有自己的优势，正可以弥补学文学出身的一些劣势。在选择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时，先生让我选择大的方向，不怕别人研究过，也不求博士论文一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只要通过作博士论文，使自己终身受益即可。因此，我选择了《诗经》。

　　题目确定之后，便是阅读《诗经》，搜集材料，整理思路。虽然是学上古史出身，初读《诗经》我仍然有些力不从心。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从较浅近易懂的朱熹《诗集传》入手，再逐步上溯。真正阅读进去以后，我才知道研究《诗经》是多么的艰难，却又是多么的有意味！每一首诗，每一个字，几乎都要仔细揣摩。有时面对几家解法，常常不知所从。孔颖达的《毛诗注疏》、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都是半懂不懂、懵懵懂懂地啃了过来。后来意识到，只读古人或现代人的有关著作，很难找到新的突破。自古说经如聚讼，《诗经》聚讼更甚。基本理解了《诗经》各诗的字面含义之后，要正确理解其思想和艺术，还是要将《诗经》放到它产生、结集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去考察。这时，我才体会到了先生所说的学历史出身的“优势”。也因为如此，《尚书》，特别是《左传》和《国语》成了我一段时间的主攻目标。当我将《左传》等与《诗经》的产生、运用密切相关的著作研读数过之后，新的思路才逐渐生成，于是便有了我的博士论文，便有了这本小书。

　　我忘不了撰写论文的那段艰苦的日子，对《诗经》的探索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晚上临睡前想的是《诗经》，早上醒来眼睛还未睁开，第一个跳入脑海的仍然是《诗经》。十几万字的论文写下来，头发明显稀疏了许多，每次洗头，水盆里便漂着一层掉下来的头发，发质变得又黄又软，以致完成论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发三天不洗便不成样子。我也永远忘不了，将论文草稿呈给先生之后，先生在草稿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圈点和批语。每一个章节，每一个观点，先生都和我商兑，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修改意见，就这样一直持续到答辩日期已近，不得不暂时定稿。我也永远不忘先生的告诫，论文的完成只代表着一个阶段，而学术之路永远没有尽头。

　　我经常庆幸自己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两位好恩师。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求学时，蒙默先生教会了我认真读书，不浮躁，不急功近利，打好基础，来日方长，只要努力，便会有成绩。而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年，先生不仅教我怎样做学问，更言传身教，让我在潜移默化之中懂得什么叫谦谦君子，什么叫淡泊名利，什么叫为人师表，什么叫传道、授业、解惑，什么叫慈祥，什么叫诲人不倦。而这些，正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受到赵世超老师的许多启发。在河南大学读书的时候，赵世超老师为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他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文献功夫受到我们由衷的钦佩。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赵老师也入川大师从徐中舒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我到西安交通大学工作，赵老师也到了西安，在陕西师大任教。那两年，是我生活中最苦闷的日子，赵老师的家，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师徒二人喝酒聊天，无话不谈，减轻了我许多痛苦和压力。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谈起对西周、春秋社会的许多看法，赵老师将其专著《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赠送于我，使我拜读之后，在撰写博士论文时，许多思路豁然开朗，论文也得以顺利写成。因此，当本书付梓之际，一并在此对远在西安的赵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祝福。

　　本书成于数年前，不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这次付印，只作了一点补充，基本上还是当年答辩时的样子。其中第一章的基本观点摘自赵世超老师的《周代国野制度研究》。本应删去，但考虑到它是本书的立论基础，而且目前大部分《诗经》研究者不读、或只读少数历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专家的观点多因时代所限而早已过时，所以还是将其保留。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雒启坤

　　　　　　　　　　　　　　　　　　　　　　　2000年9月于北京通州乡居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我国先秦重要文化典籍《诗经》，作者从《诗经》创作时的西周、春秋社会结构入手，深入探讨“诗”的作者所深之阶层，诗与西周、春秋贵族政治思想及其变迁轨迹《诗经》所反映的西周、春秋地域文化的特点。作者认为《诗经》是西周、春秋时代中国文明为我们留下的最完整、最生动的硕果之一，它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序

绪言

第一章　《诗经》的母体——西周、春秋社会

第二章　《国风》作者辨析

第三章　诗言志与兴、观、群、怨

第四章　《诗经》祭祀诗与周代贵族政治思想

第五章　《诗经》宴饮诗论

第六章　《诗经》与周代社会思想之变迁

第七章　《国风》与西周、春秋地域文化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