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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我跟随王均先生已经整整50年了!半个世纪的光阴，随着自己的成长，我逐步认识了(也许依旧肤浅)先生的学问和为人。
由于他勤奋过人，再加上他的天赋，他的确聪慧过人。
1952年秋，我们20多位同学被中国当代语言学奠基人罗常培大师招集到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罗先生不仅亲自讲授普通语音学，还屈尊兼任临时班主任。我们知道，罗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特级研究员。罗先生的名声、风度，令人仰慕，使我们这些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无知青年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了著名的学者、当代名流。王均先生则以北京大学兼任副教授的名衔，协助罗先生给我们班编写《普通语音学》讲义并授课。那时，他也就30岁，是他耐心细致的讲授和示范，带动和鼓励，给我这个当时学习并不十分投入的学生打下了听音、记音、从事语言田野调查的基础，是他给我们讲授了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传授了调查汉语方言的基本方法。那时他就已经是我心目中资质很高的学者了。
北大毕业以后，我们班的同学几乎全部进入语言研究所。从此又跟王均先生在一起学习和工作。他比我们的平均年龄可能年长还不到10岁。但是，从他问我们传授专业知识的时候起，5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导师和兄长。我们遇到的疑难和困惑好像他都经历过，他的答疑、解惑总是从容而有条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就是由于他时时学习、钻研、实践在前。他极富同情心，谁有什么困难和烦恼，只要知道了，他总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急切心情，设法给予帮助。例如，从印尼归国的曾崔鸿同学到所工作不久，留在乡下的妹妹就到北京投奔她。当时我们都住集体宿舍，她妹妹的住处就成了大问题。先生热情地把她妹妹接到他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作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是几十年如一日结下的情谊。
先生善于学习，时时抓紧学习。我们都知道他的英文程度不错——那是老底子；后来才知道，40年代初他就修习过俄文。1955年前后，《中国语文》杂志和《科学通报》上常有他的译文发表，有时一期当中还不止一篇。由于事业的发展，1956年，在原语言研究所第四组的基础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建成立。我和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随王均先生一起分到新所。他开始担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从此正式进入了一边做课题研究，一边做科研组织工作的“双肩挑”角色。在没分所之前(1954年)，他就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广西工作队副队长。“当时王均先生也就三十二、三岁，朝气蓬勃，动作敏捷，说话有条理，出口成章，调查组的同志们对他都很佩服。”(梁敏先生语)先生不仅参加和指导壮语的调查，并且是壮文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还亲自为壮文字母歌谱了曲。他主持壮侗语研究30年，指导《壮语方言研究》成书，但他不在书上署名。先生从1956年又兼任海南分队的副队长，一直指导黎语的调查工作。“1957年讨论黎语方言的划分和黎族文字方案以及编写《黎语调查报告》初稿的过程中，王先生都一直在指导我们工作。……在海南通什编写黎语调查报告时，我写‘黎语的声调问题’一节，在执笔之前我跟王先生已经研究好应该怎样写，观点是没问题了，但由于黎语的声调很复杂，很难表达清楚并让人看得懂，我费了很大力气写出来以后，还是很不好懂。王先生就在我的手稿上不厌其烦地修改，真是改得面目全非了。……他为了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了我们名分的工作里，……不是岀于对后学无私的提携之心，还能用什么话来解释呢?”(欧阳觉亚先生语)他主编的《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没有哪一篇不倾注着他的心血。他还常常自责著述不丰(其实相当可观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述而不作”的学者，其宝贵精力早已溶入所主持过的许多研究项目当中去了。本文集收入了《〈黎语调查研究〉评介》和《〈壮语方言研究〉序》，这两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序言，其中饱含深切的体验，颇多点睛之论。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壮族语言研究和新创文字的设计和推行。他发表了对壮语方言的划分、基础方言的选定、标准音的确定、词语的规范以及壮文的推行等问题的研究很有影响力的论文。本书收入的《壮文创制和修订中的若干问题》，《壮文工作漫话》，《壮语中的汉语借词》是其有代表性的论述。
王均先生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是大家公认的学科带头人。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研究室主任。他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一文中，回顾了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情况，综合评述了解放以来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特点，从11个方面介绍了这个学科的现状和成就，并提出今后研究工作的意见。这是一篇内容充实(其中提及的老一辈学者和当代学科带头人以及业务骨干160多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指导性文件。20多年以后，重读这篇文章，更加证实当时预见的正确性。在此期间，他带领我们几个学生辈的年轻人，配合傅懋勣先生筹建了《民族语文》杂志，旋即筹建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并代表民族语言学会参加了中国语言学会的筹建工作。他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工作身先士卒、雷厉风行的人。他在工作、学习时的忘我状态，致使他从30几岁就得了高血压病，但他从不以此为意。只要是研究所的事情，杂志社的事情，学会的事情，他都专心致志地去做。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工作往往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创新性的。他从理论上论述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和工作要求，有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特点，鼓舞人心，又发人深省。
20世纪80年代，王均先生奉调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业务科研工作和刊物。在国家语委的10多年，先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语文现代化方面。他参加并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定稿和英文译本的审阅定稿工作；为《汉语拼音词汇》修订本作最后定稿；主编了《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该书的权威性得到大家的公认。他还结合当前的时代特点组织论坛，自己也不断发表有关的论文，收入本文集的就有10篇文章。在《我对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几点看法》一文中，他明确阐述了“汉语拼音正词法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补充”，反复强调“以词为单位拼写汉语普通话”等重要主张。他始终认为这是信息时代有关语文现代化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先生特别关注语文教学改革和双语教学工作。他不遗余力地关心、支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亲自主持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并多次亲临各地教学实验学校考察、指导。他十分了解“注•提”实验的情况和经验，特别珍惜实验取得的成果。他大声呼吁，应该认识“淡化拼音”或降低拼音教学的要求，“是向时代要求前进还是后退的一种思想表现”。先生是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他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名誉”，在双语教学研究方面，有重要的论文发表，本文集收入以上两个方面的论文有4篇。
凡是跟先生有过较多接触的同人无不众口一词地说，先生待人“谦逊随和”，“对待晚辈宽严有度，爱护有加。”(詹伯慧先生语)“他对同志们却很宽容，有该批评的，也说得很委婉，生怕伤害了别人。……不过遇到一些重要问题，他还是坚持原则的。例如，对我国少数民族新创制的文字应该采用什么字母形式的问题，苏联顾问谢尔久琴科极力主张要使用斯拉夫字母，……王先生就根据政务院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字母设计五项原则的精神坚决反对，主张新创的民族文字要靠拢汉语拼音方案，要用拉丁字母。”(梁敏先生语)王均先生对于曲解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言论以及伪科学的胡言乱语是从来不调和的。“他对打着学术旗号干着非学术事情的人从不留情，不仅用学术之剑挑去一些人冒牌儿的‘学术’外衣，而且直指其终极目的和可能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当有人歪曲或攻击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时，他更是必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予以严词痛斥。他不仅形诸笔墨，而且当面对阵，正气凛然；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明自已的态度，就是私下言及也必义愤填膺，形之于色。学界中人都知道，其中绝无一丝个人因素，他是为学术的纯洁而战，为维护社会正气而战。这是性格使然，人品使然。”(许嘉璐先生语)关于这些方面，从本文集所收《开展百家争鸣与贯彻国家政策》《学术争鸣与科学辨伪》等文可见一斑。
王均先生不仅进行大量的课题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而且十分注重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王均先生热情支持新事物，善于吸收国内外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能有效地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他是语言文字学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工作不断与时俱进的表率。”(袁贵仁教授语)他和罗常培先生编写的《普通语音学纲要》经他做过两次修订，补充了许多新的理论分析和材料。本文集所收的第一篇论文《音系学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是他于1981年在西宁市讲学的讲稿。在“音位配列学”和“怎样描写语音变化”等节，他运用公式的形式归纳语言的音节构造和表述语音的变化生成，就地取材，以颇有特点的青海话作为分析的对象，通过生成音系学公式的运用，讲述西宁话与普通话以及它跟中古音的比较中共时和历时的语音变化，给学员展示了研究方法上的一片新天地。结合汉语的语音结构特点，作者特别指出：“声母和韵母由线性的音段音位构成；声调是非线性的超音段音位，它是附着在整个音节上面的。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上同时共现的语音表现。”这是把声韵调的音节结构立体化了。他的讲述当时在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进修班上给学员以耳目一新的启迪。
先生奖掖后学毫无门户之见。近几年来，不断有作者把书稿送到先生那里，求他作序。他不但认真通读书稿，而且严肃地为之写序。见到高论，不管是谁，他都不吝惜笔墨予以肯定，或在某些方面提出个人的观点，并且无私地为作者提供必要的学术资料。先生是语言研究和教学界共同的朋友，我以有这样的老师和朋友而知足和骄傲!
刘照雄
2002年12月18日
由于他勤奋过人，再加上他的天赋，他的确聪慧过人。
1952年秋，我们20多位同学被中国当代语言学奠基人罗常培大师招集到北京大学语言专修科。罗先生不仅亲自讲授普通语音学，还屈尊兼任临时班主任。我们知道，罗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特级研究员。罗先生的名声、风度，令人仰慕，使我们这些刚刚踏进大学校门的无知青年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了著名的学者、当代名流。王均先生则以北京大学兼任副教授的名衔，协助罗先生给我们班编写《普通语音学》讲义并授课。那时，他也就30岁，是他耐心细致的讲授和示范，带动和鼓励，给我这个当时学习并不十分投入的学生打下了听音、记音、从事语言田野调查的基础，是他给我们讲授了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知识，传授了调查汉语方言的基本方法。那时他就已经是我心目中资质很高的学者了。
北大毕业以后，我们班的同学几乎全部进入语言研究所。从此又跟王均先生在一起学习和工作。他比我们的平均年龄可能年长还不到10岁。但是，从他问我们传授专业知识的时候起，5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导师和兄长。我们遇到的疑难和困惑好像他都经历过，他的答疑、解惑总是从容而有条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就是由于他时时学习、钻研、实践在前。他极富同情心，谁有什么困难和烦恼，只要知道了，他总是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急切心情，设法给予帮助。例如，从印尼归国的曾崔鸿同学到所工作不久，留在乡下的妹妹就到北京投奔她。当时我们都住集体宿舍，她妹妹的住处就成了大问题。先生热情地把她妹妹接到他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作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是几十年如一日结下的情谊。
先生善于学习，时时抓紧学习。我们都知道他的英文程度不错——那是老底子；后来才知道，40年代初他就修习过俄文。1955年前后，《中国语文》杂志和《科学通报》上常有他的译文发表，有时一期当中还不止一篇。由于事业的发展，1956年，在原语言研究所第四组的基础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组建成立。我和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随王均先生一起分到新所。他开始担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从此正式进入了一边做课题研究，一边做科研组织工作的“双肩挑”角色。在没分所之前(1954年)，他就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广西工作队副队长。“当时王均先生也就三十二、三岁，朝气蓬勃，动作敏捷，说话有条理，出口成章，调查组的同志们对他都很佩服。”(梁敏先生语)先生不仅参加和指导壮语的调查，并且是壮文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还亲自为壮文字母歌谱了曲。他主持壮侗语研究30年，指导《壮语方言研究》成书，但他不在书上署名。先生从1956年又兼任海南分队的副队长，一直指导黎语的调查工作。“1957年讨论黎语方言的划分和黎族文字方案以及编写《黎语调查报告》初稿的过程中，王先生都一直在指导我们工作。……在海南通什编写黎语调查报告时，我写‘黎语的声调问题’一节，在执笔之前我跟王先生已经研究好应该怎样写，观点是没问题了，但由于黎语的声调很复杂，很难表达清楚并让人看得懂，我费了很大力气写出来以后，还是很不好懂。王先生就在我的手稿上不厌其烦地修改，真是改得面目全非了。……他为了帮助我们，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了我们名分的工作里，……不是岀于对后学无私的提携之心，还能用什么话来解释呢?”(欧阳觉亚先生语)他主编的《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没有哪一篇不倾注着他的心血。他还常常自责著述不丰(其实相当可观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述而不作”的学者，其宝贵精力早已溶入所主持过的许多研究项目当中去了。本文集收入了《〈黎语调查研究〉评介》和《〈壮语方言研究〉序》，这两篇文章不是一般的序言，其中饱含深切的体验，颇多点睛之论。他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于壮族语言研究和新创文字的设计和推行。他发表了对壮语方言的划分、基础方言的选定、标准音的确定、词语的规范以及壮文的推行等问题的研究很有影响力的论文。本书收入的《壮文创制和修订中的若干问题》，《壮文工作漫话》，《壮语中的汉语借词》是其有代表性的论述。
王均先生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是大家公认的学科带头人。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研究室主任。他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一文中，回顾了解放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情况，综合评述了解放以来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特点，从11个方面介绍了这个学科的现状和成就，并提出今后研究工作的意见。这是一篇内容充实(其中提及的老一辈学者和当代学科带头人以及业务骨干160多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指导性文件。20多年以后，重读这篇文章，更加证实当时预见的正确性。在此期间，他带领我们几个学生辈的年轻人，配合傅懋勣先生筹建了《民族语文》杂志，旋即筹建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并代表民族语言学会参加了中国语言学会的筹建工作。他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工作身先士卒、雷厉风行的人。他在工作、学习时的忘我状态，致使他从30几岁就得了高血压病，但他从不以此为意。只要是研究所的事情，杂志社的事情，学会的事情，他都专心致志地去做。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工作往往是开创性的、奠基性的、创新性的。他从理论上论述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和工作要求，有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特点，鼓舞人心，又发人深省。
20世纪80年代，王均先生奉调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主管业务科研工作和刊物。在国家语委的10多年，先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语文现代化方面。他参加并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定稿和英文译本的审阅定稿工作；为《汉语拼音词汇》修订本作最后定稿；主编了《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该书的权威性得到大家的公认。他还结合当前的时代特点组织论坛，自己也不断发表有关的论文，收入本文集的就有10篇文章。在《我对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几点看法》一文中，他明确阐述了“汉语拼音正词法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重要补充”，反复强调“以词为单位拼写汉语普通话”等重要主张。他始终认为这是信息时代有关语文现代化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先生特别关注语文教学改革和双语教学工作。他不遗余力地关心、支持“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亲自主持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并多次亲临各地教学实验学校考察、指导。他十分了解“注•提”实验的情况和经验，特别珍惜实验取得的成果。他大声呼吁，应该认识“淡化拼音”或降低拼音教学的要求，“是向时代要求前进还是后退的一种思想表现”。先生是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的名誉理事长，他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名誉”，在双语教学研究方面，有重要的论文发表，本文集收入以上两个方面的论文有4篇。
凡是跟先生有过较多接触的同人无不众口一词地说，先生待人“谦逊随和”，“对待晚辈宽严有度，爱护有加。”(詹伯慧先生语)“他对同志们却很宽容，有该批评的，也说得很委婉，生怕伤害了别人。……不过遇到一些重要问题，他还是坚持原则的。例如，对我国少数民族新创制的文字应该采用什么字母形式的问题，苏联顾问谢尔久琴科极力主张要使用斯拉夫字母，……王先生就根据政务院关于少数民族文字字母设计五项原则的精神坚决反对，主张新创的民族文字要靠拢汉语拼音方案，要用拉丁字母。”(梁敏先生语)王均先生对于曲解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的言论以及伪科学的胡言乱语是从来不调和的。“他对打着学术旗号干着非学术事情的人从不留情，不仅用学术之剑挑去一些人冒牌儿的‘学术’外衣，而且直指其终极目的和可能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当有人歪曲或攻击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时，他更是必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予以严词痛斥。他不仅形诸笔墨，而且当面对阵，正气凛然；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明自已的态度，就是私下言及也必义愤填膺，形之于色。学界中人都知道，其中绝无一丝个人因素，他是为学术的纯洁而战，为维护社会正气而战。这是性格使然，人品使然。”(许嘉璐先生语)关于这些方面，从本文集所收《开展百家争鸣与贯彻国家政策》《学术争鸣与科学辨伪》等文可见一斑。
王均先生不仅进行大量的课题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而且十分注重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王均先生热情支持新事物，善于吸收国内外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并能有效地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去。他是语言文字学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工作不断与时俱进的表率。”(袁贵仁教授语)他和罗常培先生编写的《普通语音学纲要》经他做过两次修订，补充了许多新的理论分析和材料。本文集所收的第一篇论文《音系学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是他于1981年在西宁市讲学的讲稿。在“音位配列学”和“怎样描写语音变化”等节，他运用公式的形式归纳语言的音节构造和表述语音的变化生成，就地取材，以颇有特点的青海话作为分析的对象，通过生成音系学公式的运用，讲述西宁话与普通话以及它跟中古音的比较中共时和历时的语音变化，给学员展示了研究方法上的一片新天地。结合汉语的语音结构特点，作者特别指出：“声母和韵母由线性的音段音位构成；声调是非线性的超音段音位，它是附着在整个音节上面的。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上同时共现的语音表现。”这是把声韵调的音节结构立体化了。他的讲述当时在民族语言调查研究进修班上给学员以耳目一新的启迪。
先生奖掖后学毫无门户之见。近几年来，不断有作者把书稿送到先生那里，求他作序。他不但认真通读书稿，而且严肃地为之写序。见到高论，不管是谁，他都不吝惜笔墨予以肯定，或在某些方面提出个人的观点，并且无私地为作者提供必要的学术资料。先生是语言研究和教学界共同的朋友，我以有这样的老师和朋友而知足和骄傲!
刘照雄
2002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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