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4>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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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琦博士的这篇论文涉及到空间经济学的重大课题。趁她的论文公开出版之际，我想针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发表一点想法。
市场经济既有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负效应。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扩大，反映的正是市场经济的负效应。这可以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来说明。与新古典均衡理论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相反，“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状况相对恶化并延续其进一步发展，由此导致不平等状态的强化”。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初期，赋予沿海地区在财政、税收、利用外资、价格、信贷等方面特殊的政策优惠。由此产生的发展效应是投资布局向发展能力强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虽然现在东西部地区的政策已经趋向一致，但先行得到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收获期。许多已经投在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相当部分也自发地流到了东部地区，比如国家每年安排给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投资的40％以上回流到东部。与此同时，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西部地区的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效益好、投资回报高的发达地区流动。在这种回流效应的作用下，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并没有趋向生产率和收入的平等，而是趋向于不均衡。
就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能力来说，地区间差距不仅反映在各自的要素存量差别上，还反映在各自对要素的吸引能力及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力上。目前关于西部地区对外部生产要素吸引力的讨论，一般都是突出其基础设施建设及优惠政策的吸引力。而实际上，虽然这些要素在现阶段还会起作用，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吸引力。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准低，高科技人才就留不住、进不来，也不可能有高科技的风险投资进入。因此，对西部地区来说，虽然需要东部地区各种方式的支持，但最为根本的途径是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调整的主题应是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由于现阶段东西部产业结构联系弱化，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改变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主要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的基础产业结构，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特别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从吸引先进生产要素考虑，发展的服务业首先是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
同时对东部地区来说，也应该抓住时机根据现代化的目标推进产业升级，其基本要求是国际分工结构由目前的比较利益结构转向谋求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进入新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的应对路径只可能是发挥后发优势，瞄准现代最新技术和产业，直接发展现代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事实证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产业具有强烈的知识外溢效应，正是目前各国竞相发展的重点。因此，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应该以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为参照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可能实现工业化的跨越，直接进入现代技术时代。
要克服地区差距，关键是解决好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指一个区域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其核心是西部中心城市的建设；二是指一个大的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的关系。其核心是东部与西部的经济联系的建设。
西部发展的支撑点是本地区的增长极。发展极理论认为，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心，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经济活动的区位相互接近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和收益的提高，从而使生产要素和企业聚集，形成一个地区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向心力的作用是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四周聚集着日益增多的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和辅助性厂商。其增长的势头又把技术、资金、组织、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周围地区扩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这样，克服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出路在于建设发展极、强化发展极对周围地区的扩展效应。这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一理论，发展极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城市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城市是带动其外围地区发展的增长极，中心城市是带动其整个区域作为外围发展的发展极。彼此建立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对中心还是对外围都是大有益处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地区差距的主要说明因素，西部经济落后就落后在其城市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西部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增加城市供给，特别是增加中心城市供给。
中心与外围对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其内容是针对过强的回流效应采取有效的弱化回流效应，强化扩展效应的措施。我国的东部地区自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来，实际上一直把自己作为发达国家的外围，而没有真正承担其国内部发达地区发展的中心的职能。对中心来说，其发展对外围有很强的依赖性，外围地区不仅为它提供原材料，还为它提供市场。对外围来说，中心是至关重要的发展极，中心向外围扩散资金、技术、信息是外围地区发展的捷径。现代经济增长有个趋势：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将越来越多地离开中心进入其外围地区。留在中心的将是以金融、国内外贸易、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部门为主的行业，以市场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作为周围地区的发展极。中心和外围经济的一体化将成为趋势。对外围地区来说，应主动寻找带动本地发展的发展极，主动吸引和接受中心扩散的要素，主动进入中心地区的市场，主动进入以中心为龙头的一体化的经济体系。
这里特别要强调交通、通讯建设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对接作用。交通在连接中心与外围地区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发展经济学中也一直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看做是经济起飞的先行投资。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许多地区就是落后在交通和通讯建设上，交通闭塞必然是自给自足，也就不可能进入市场经济，也就不能接受中心地区的辐射。即便是一些离工业中心很近的地区也会因交通、通讯的落后而接受不到发展极的辐射而陷于落后。因此重视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缩短中心和外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放大发展极的扩展效应，应该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先行条件。
在说明我对地区不平衡和协调的基本观点后，再来评价一下梁琦博士的这本专著。该书以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借鉴国外有关产业集聚的最新研究成果，紧密结合我国近年来越发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运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实际案例，对产业集聚发生和持续的机制、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产业集聚与公司定位和专业分工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书应用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建模的方式将产业集聚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化，同时在实证分析中也使用了大量的计量分析方法，从而可以对产业集聚现象做出更加准确、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该书是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下讨论公司定位和产业区位问题的，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相比，无疑更加贴近于真实世界。
该书以新的证据解释产业集聚的三大基本因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外在性，在此基础上，继续考察了市场因素，包括地方需求、产品差别化、市场关联和贸易成本对集聚的重要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产业集聚中的知识溢出问题。这是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影响因素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该书在讨论产业集聚中的公司定位时，从传统的公司选址和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选址这两个问题切入。首先创造性地在传统的公司选址模型中加入成本因素，从而体现了影响产业集聚的市场因素对公司选址的决定作用。而后在讨论跨国公司多国生产和海外投资额空间分布时，又提出集聚经济，特别是产业关联和需求—成本联系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这相对于以往认为优惠政策和资源优势是吸引FDI的最主要的因素的观点是一大突破，对我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一反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中比较优势决定专业化模式的观点，大胆提出集聚优势是专业化生产模式的决定因素，认为贸易成本的降低可能使比较优势决定的专业化模式发生逆转。书中以严格的证明和翔实的论据论证了这一观点，言之成据。
该书的选题具有强烈的理论前瞻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作者依靠其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和数量分析能力，对中国产业集聚的研究贡献了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我特为本书作序，向广大的经济界的专家、学者，企业界和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有志于空间经济学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推荐。
洪银兴
2003年5月于南京大学
<FONT size=4> 序 二</FONT>
梁琦博士的《产业集聚论》是她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在答辩中获得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也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现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我作为她的导师表示祝贺。
博士论文的选题十分重要，既要新颖、有意义，又要有理论上的突破，还要能对现实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过去的十多年中，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说，而产业集聚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这篇论文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国际前沿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自从1990年和1991年美国两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名学者重要文献的刊出，引发了人们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关注。第一篇重要文献是迈克尔•波特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该文是同年波特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专著中的最核心部分；另一篇更有影响和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是保罗•克鲁格曼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克鲁格曼的论文建立了一个简明而有效的关于中心—外围的模型，并通过这个模型说明空间或地理在要素配置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心与外围模式的形成及其效率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克鲁格曼开始把区位问题与规模经济、竞争、均衡等问题结合在一起，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同年，麻省理工学院还出版了克鲁格曼的一本著作——《地理与贸易》，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来成为空间集聚研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空间经济和产业集聚的论文和专著，从而树立起新经济地理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集聚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地位。1995年克鲁格曼出版了《发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一书，该书既是他在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又是他对空间集聚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克鲁格曼和另外两位著名学者合作，还在1999年出版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经济基本模型。这部著作在美国经济学界有较高的地位，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能见到该书的书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空间集聚的文章频繁地刊登于国际上一些最挑剔的经济学期刊上，如《美国经济评论》、《欧洲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国际经济学杂志》等。作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集聚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出现繁荣的局面。
无论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集聚都是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集聚现象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学术理论上，空间集聚的研究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些研究既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又丰富了产业经济的相关理论。同时，又成功地把规模经济、外部性、竞争与垄断、产业关联这些经济概念应用到区域经济的研究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使得空间集聚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涉及面很广，某一具体内容又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一些学者根据提高效率和灵活性的机制，追溯产生集聚模式的作用力，而另一批学者则根据动态的进步、学习和创新，将其重点放在产业集聚的利益上；一些学者模拟公司彼此接近可能产生的金融收益，而其他学者则强调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结构在产业集聚的作用；有些学者根据经营战略来理解产业集聚，将集聚看做是改进公司绩效的媒介，而其他学者则根据空间发展战略来理解产业集聚，将空间集聚看做是可被解释的现象；有些学者认为集聚力作用的空间规模局限在地方，而其他学者则认为集聚力作用的空间规模可能在区域乃至国家。
梁琦博士是一个对新事物比较敏锐、兴趣又比较广泛的学者，两年前她有心选择这一课题时，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非常少。我之所以支持和鼓励她专心致力于这一课题，不仅是因为这是国际经济学的前沿课题之一，也是因为看到了她的研究潜力。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的衣钵传人，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追踪克鲁格曼的研究是需要有一定的功底的。梁琦博士从纯数学到应用数学、再从管理学到经济学的求学经历和职业生涯，以及曾经在英国的学习经历，使得她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这两年来，尽管我国学者也对产业集聚的内容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比如产业集聚现象和影响因素、产业簇群与区域发展、区域企业集聚发展、外商投资与产业发展、集聚公共政策等等，但总的来说，与国外的集聚理论研究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也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梁琦博士的研究，沿着克鲁格曼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实践，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将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融合，通过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系统分析，建立起产业集聚的理论体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系统而深入地揭示出产业集聚过程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实证分析，从而形成了这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当然，我们欢迎同行们对这本著作进行评点和指教。
中国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行了完全计划式的产业布局，其结果是产业效率的丧失和竞争力的低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使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聚有了发展的基础。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各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形态，本书站在国际经济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理论，不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向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及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对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我国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区域均衡性和协调性发展、引进外资“走进来”、引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开发西部，均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
最后我还想要说的是，“高素质、高知识、高情操、高追求”是我们培养博士生的目标，治学先治人是我们的一贯追求。梁琦博士的刻苦钻研、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的执著追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这本专著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博士已经成长起来，正在开创新的学风和研究方法。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一研究队伍之中，共同促进我国国际经济学领域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刘厚俊
2003年5月于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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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琦博士的这篇论文涉及到空间经济学的重大课题。趁她的论文公开出版之际，我想针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问题发表一点想法。
市场经济既有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负效应。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扩大，反映的正是市场经济的负效应。这可以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来说明。与新古典均衡理论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相反，“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在存在地区间不平等的条件下，“经济力和社会力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状况相对恶化并延续其进一步发展，由此导致不平等状态的强化”。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初期，赋予沿海地区在财政、税收、利用外资、价格、信贷等方面特殊的政策优惠。由此产生的发展效应是投资布局向发展能力强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虽然现在东西部地区的政策已经趋向一致，但先行得到沿海开放政策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收获期。许多已经投在中西部地区的资金相当部分也自发地流到了东部地区，比如国家每年安排给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投资的40％以上回流到东部。与此同时，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西部地区的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效益好、投资回报高的发达地区流动。在这种回流效应的作用下，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并没有趋向生产率和收入的平等，而是趋向于不均衡。
就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能力来说，地区间差距不仅反映在各自的要素存量差别上，还反映在各自对要素的吸引能力及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力上。目前关于西部地区对外部生产要素吸引力的讨论，一般都是突出其基础设施建设及优惠政策的吸引力。而实际上，虽然这些要素在现阶段还会起作用，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吸引力。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准低，高科技人才就留不住、进不来，也不可能有高科技的风险投资进入。因此，对西部地区来说，虽然需要东部地区各种方式的支持，但最为根本的途径是进行自身的结构调整，调整的主题应是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由于现阶段东西部产业结构联系弱化，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改变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主要为东部地区提供资源的基础产业结构，加大加工工业的比重，特别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从吸引先进生产要素考虑，发展的服务业首先是金融、保险、运输、贸易等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
同时对东部地区来说，也应该抓住时机根据现代化的目标推进产业升级，其基本要求是国际分工结构由目前的比较利益结构转向谋求竞争优势。在发达国家进入新经济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的应对路径只可能是发挥后发优势，瞄准现代最新技术和产业，直接发展现代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事实证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产业具有强烈的知识外溢效应，正是目前各国竞相发展的重点。因此，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应该以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为参照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可能实现工业化的跨越，直接进入现代技术时代。
要克服地区差距，关键是解决好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指一个区域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其核心是西部中心城市的建设；二是指一个大的区域内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地区的关系。其核心是东部与西部的经济联系的建设。
西部发展的支撑点是本地区的增长极。发展极理论认为，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中心，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和企业会产生强大的凝聚力，经济活动的区位相互接近所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和收益的提高，从而使生产要素和企业聚集，形成一个地区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向心力的作用是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四周聚集着日益增多的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和辅助性厂商。其增长的势头又把技术、资金、组织、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周围地区扩散，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这样，克服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出路在于建设发展极、强化发展极对周围地区的扩展效应。这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一理论，发展极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城市化。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城市是带动其外围地区发展的增长极，中心城市是带动其整个区域作为外围发展的发展极。彼此建立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对中心还是对外围都是大有益处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是地区差距的主要说明因素，西部经济落后就落后在其城市供给严重不足。因此西部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增加城市供给，特别是增加中心城市供给。
中心与外围对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其内容是针对过强的回流效应采取有效的弱化回流效应，强化扩展效应的措施。我国的东部地区自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来，实际上一直把自己作为发达国家的外围，而没有真正承担其国内部发达地区发展的中心的职能。对中心来说，其发展对外围有很强的依赖性，外围地区不仅为它提供原材料，还为它提供市场。对外围来说，中心是至关重要的发展极，中心向外围扩散资金、技术、信息是外围地区发展的捷径。现代经济增长有个趋势：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将越来越多地离开中心进入其外围地区。留在中心的将是以金融、国内外贸易、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部门为主的行业，以市场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作为周围地区的发展极。中心和外围经济的一体化将成为趋势。对外围地区来说，应主动寻找带动本地发展的发展极，主动吸引和接受中心扩散的要素，主动进入中心地区的市场，主动进入以中心为龙头的一体化的经济体系。
这里特别要强调交通、通讯建设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对接作用。交通在连接中心与外围地区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发展经济学中也一直把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看做是经济起飞的先行投资。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许多地区就是落后在交通和通讯建设上，交通闭塞必然是自给自足，也就不可能进入市场经济，也就不能接受中心地区的辐射。即便是一些离工业中心很近的地区也会因交通、通讯的落后而接受不到发展极的辐射而陷于落后。因此重视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施建设，缩短中心和外围的空间和时间距离，放大发展极的扩展效应，应该成为协调区域经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先行条件。
在说明我对地区不平衡和协调的基本观点后，再来评价一下梁琦博士的这本专著。该书以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借鉴国外有关产业集聚的最新研究成果，紧密结合我国近年来越发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运用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实际案例，对产业集聚发生和持续的机制、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产业集聚与公司定位和专业分工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研究的空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书应用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建模的方式将产业集聚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化，同时在实证分析中也使用了大量的计量分析方法，从而可以对产业集聚现象做出更加准确、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该书是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下讨论公司定位和产业区位问题的，这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相比，无疑更加贴近于真实世界。
该书以新的证据解释产业集聚的三大基本因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外在性，在此基础上，继续考察了市场因素，包括地方需求、产品差别化、市场关联和贸易成本对集聚的重要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产业集聚中的知识溢出问题。这是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影响因素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该书在讨论产业集聚中的公司定位时，从传统的公司选址和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选址这两个问题切入。首先创造性地在传统的公司选址模型中加入成本因素，从而体现了影响产业集聚的市场因素对公司选址的决定作用。而后在讨论跨国公司多国生产和海外投资额空间分布时，又提出集聚经济，特别是产业关联和需求—成本联系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最主要的驱动力，这相对于以往认为优惠政策和资源优势是吸引FDI的最主要的因素的观点是一大突破，对我国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一反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中比较优势决定专业化模式的观点，大胆提出集聚优势是专业化生产模式的决定因素，认为贸易成本的降低可能使比较优势决定的专业化模式发生逆转。书中以严格的证明和翔实的论据论证了这一观点，言之成据。
该书的选题具有强烈的理论前瞻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作者依靠其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和数量分析能力，对中国产业集聚的研究贡献了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因此，我特为本书作序，向广大的经济界的专家、学者，企业界和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有志于空间经济学研究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推荐。
洪银兴
2003年5月于南京大学
<FONT size=4> 序 二</FONT>
梁琦博士的《产业集聚论》是她申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在答辩中获得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博士论文，也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现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我作为她的导师表示祝贺。
博士论文的选题十分重要，既要新颖、有意义，又要有理论上的突破，还要能对现实起到一定的指导性作用。过去的十多年中，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说，而产业集聚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这篇论文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国际前沿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一些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自从1990年和1991年美国两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名学者重要文献的刊出，引发了人们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关注。第一篇重要文献是迈克尔•波特的《论国家的竞争优势》，该文是同年波特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专著中的最核心部分；另一篇更有影响和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是保罗•克鲁格曼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克鲁格曼的论文建立了一个简明而有效的关于中心—外围的模型，并通过这个模型说明空间或地理在要素配置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心与外围模式的形成及其效率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克鲁格曼开始把区位问题与规模经济、竞争、均衡等问题结合在一起，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同年，麻省理工学院还出版了克鲁格曼的一本著作——《地理与贸易》，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后来成为空间集聚研究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空间经济和产业集聚的论文和专著，从而树立起新经济地理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集聚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地位。1995年克鲁格曼出版了《发展、地理学与经济地理》一书，该书既是他在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又是他对空间集聚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克鲁格曼和另外两位著名学者合作，还在1999年出版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该书概述了过去十年来关于空间经济及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最新成果，不仅将经济的空间定位与克鲁格曼早期的“新贸易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也建立了严谨而精致的空间经济基本模型。这部著作在美国经济学界有较高的地位，在重要的学术期刊上能见到该书的书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空间集聚的文章频繁地刊登于国际上一些最挑剔的经济学期刊上，如《美国经济评论》、《欧洲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国际经济学杂志》等。作为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研究领域，集聚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被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出现繁荣的局面。
无论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集聚都是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集聚现象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学术理论上，空间集聚的研究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些研究既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又丰富了产业经济的相关理论。同时，又成功地把规模经济、外部性、竞争与垄断、产业关联这些经济概念应用到区域经济的研究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使得空间集聚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涉及面很广，某一具体内容又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观点。比如，一些学者根据提高效率和灵活性的机制，追溯产生集聚模式的作用力，而另一批学者则根据动态的进步、学习和创新，将其重点放在产业集聚的利益上；一些学者模拟公司彼此接近可能产生的金融收益，而其他学者则强调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结构在产业集聚的作用；有些学者根据经营战略来理解产业集聚，将集聚看做是改进公司绩效的媒介，而其他学者则根据空间发展战略来理解产业集聚，将空间集聚看做是可被解释的现象；有些学者认为集聚力作用的空间规模局限在地方，而其他学者则认为集聚力作用的空间规模可能在区域乃至国家。
梁琦博士是一个对新事物比较敏锐、兴趣又比较广泛的学者，两年前她有心选择这一课题时，国内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非常少。我之所以支持和鼓励她专心致力于这一课题，不仅是因为这是国际经济学的前沿课题之一，也是因为看到了她的研究潜力。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的衣钵传人，又是经济学的建模大师，追踪克鲁格曼的研究是需要有一定的功底的。梁琦博士从纯数学到应用数学、再从管理学到经济学的求学经历和职业生涯，以及曾经在英国的学习经历，使得她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这两年来，尽管我国学者也对产业集聚的内容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比如产业集聚现象和影响因素、产业簇群与区域发展、区域企业集聚发展、外商投资与产业发展、集聚公共政策等等，但总的来说，与国外的集聚理论研究相比，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也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索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梁琦博士的研究，沿着克鲁格曼的思想并结合我国的实践，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将国际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融合，通过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系统分析，建立起产业集聚的理论体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系统而深入地揭示出产业集聚过程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产业集聚现象的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实证分析，从而形成了这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当然，我们欢迎同行们对这本著作进行评点和指教。
中国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实行了完全计划式的产业布局，其结果是产业效率的丧失和竞争力的低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使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聚有了发展的基础。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各类经济行为和经济形态，本书站在国际经济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理论，不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向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及各地区的产业发展显得非常重要，而且对知识经济背景下的我国产业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区域均衡性和协调性发展、引进外资“走进来”、引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开发西部，均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
最后我还想要说的是，“高素质、高知识、高情操、高追求”是我们培养博士生的目标，治学先治人是我们的一贯追求。梁琦博士的刻苦钻研、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的执著追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这本专著的问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博士已经成长起来，正在开创新的学风和研究方法。希望她能一如既往，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一研究队伍之中，共同促进我国国际经济学领域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刘厚俊
2003年5月于南京大学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