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赵勇同志的力作《城乡良性互动战略》付梓之际，邀我为本书作序。说实话，我本人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的确缺乏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就难以为此书写出真正有见地的序。或许是因为赵勇同志在北大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我作为合作导师，与其在学术上有较多的交流，尤其是这部力作本身又是其博士后出站的主要研究报告，因而，围绕其中的基本命题，我们、同时也多次邀请多方面的老师和朋友进行过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所以，我较为了解赵勇同志研究这一问题的初衷，较为理解赵勇同志投入这一研究的热情，我也特别尊重支持作者执着研究这一命题背后的历史责任感。因而也就很高兴以作序的方式，将我所感受到的和理解到的这部著作的价值做一扼要的阐释，也算是与其他读者间的一种交流吧。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历史、一个长期以农立国并且至今仍拥有着最大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乡间如何实现协调、均衡的良性互动，事实上是构成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艰辛的命题。因为，这命题当中所包含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内涵太丰富，所蕴藏的矛盾冲突太尖锐。在处理这一复杂凝重的历史命题过程中，既要协调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产业与其他非农产业间的结构矛盾运动关系，又要特别考虑在这种结构矛盾运动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要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又要特别注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对农业这一相对弱质产业及耕地的必要保护；既要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距，又要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得不承认客观存在的差距以保证效率优先的原则得以贯彻；既要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城乡间的一元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程度，尤其应至少使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相统一，同时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国情的约束，在城市化的方式、路径、速度等方面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等等。也正因为经济发展中城乡关系命题的复杂、艰辛，才使得处理这一命题成为实现真正意义上发展的关键。
我们经常说，经济增长不同于或不等于经济发展。因为，增长是数量上的扩张，或者说，增长可以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通过增大要素投入量而实现的数量扩张，而发展至少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实质性的演变。其实几乎所有表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经济范畴都是结构差异意义上的，而不是简单的增长数量方面的。比如，我们说一国处于落后的传统经济状态，称其为农业国，指的是在结构上该国经济仍然以农业占据优势比重；我们说一国完成了工业化，是工业化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样也指的是在结构上该国工业制造业替代了传统农业占据优势比重的地位；我们说一国是发达国家，往往在结构上称其为后工业化国家，指的也是在结构上非物质产品生产的服务业占据优势比重。因而，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变化又必然是长期累积而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进展，因此，以结构演变为本质特征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是发展不同于简单的增长的重要方面。数量上的增长在短期内，甚至在年度之间就可以有显著的变化，比如GDP年递增率可能超过10％，但结构变化上，比如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多长时间才能下降10％，恐怕绝不是年度间可能实现的。正因为结构演变构成发展的实质，而城乡结构关系的变化恰恰又构成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根本。所以，城乡结构变动，本质上构成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根本。
既然城乡关系问题是实现发展最为困难的症结所在，同时又是实现发展的最为本质的根本所在，自然也就激发了相当多的学者解释和分析这一命题的兴趣。而在这些研究、探索者中，但凡能够有所成就的，大都首先是那些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自己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赵勇同志这部著述的突出价值，便在于著作中所体现出的作者深厚的历史责任感，而这种历史责任感首先又源于对我国广大农村的深入了解和热爱。这种了解和热爱并不仅仅因为作者曾经有过长时期的农村生活和工作经历，更为重要的在于作者对中国农村、中国农业、中国农民难以割舍的理论关怀。当然，这种理论关怀如果仅仅站在农村、农业、农民的立场上，根本无以得出科学的认识，因此，必须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出发系统地加以考虑；这种对乡村的热爱如果仅仅出于激情，也难以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因此，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展开深入的理性分析。赵勇同志的这部著作，应当说是这种激情和科学精神努力结合的成果。事实上，赵勇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兴趣极浓，而且由来已久，他的博士论文及博士后工作报告，始终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又极为重视探索城乡良性互动的具体方式。我想，高昂的热情和冷静的科学态度相结合，质朴的尊重实际与系统的理论分析相统一，构成赵勇同志这部学术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形成人们对这部著作以及透过著述所体现出的作者的研究态度和学风应予以尊重的缘由。我想，我们若都以这样的态度和学风来对待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那么，无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多么复杂和艰巨，以我们伟大民族的智慧，是完全可以寻找到解的。
是为序。
刘 伟
2004年6月6日于北大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历史、一个长期以农立国并且至今仍拥有着最大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乡间如何实现协调、均衡的良性互动，事实上是构成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为艰辛的命题。因为，这命题当中所包含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内涵太丰富，所蕴藏的矛盾冲突太尖锐。在处理这一复杂凝重的历史命题过程中，既要协调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产业与其他非农产业间的结构矛盾运动关系，又要特别考虑在这种结构矛盾运动中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要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又要特别注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对农业这一相对弱质产业及耕地的必要保护；既要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距，又要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得不承认客观存在的差距以保证效率优先的原则得以贯彻；既要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城乡间的一元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程度，尤其应至少使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相统一，同时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国情的约束，在城市化的方式、路径、速度等方面摸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等等。也正因为经济发展中城乡关系命题的复杂、艰辛，才使得处理这一命题成为实现真正意义上发展的关键。
我们经常说，经济增长不同于或不等于经济发展。因为，增长是数量上的扩张，或者说，增长可以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通过增大要素投入量而实现的数量扩张，而发展至少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实质性的演变。其实几乎所有表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经济范畴都是结构差异意义上的，而不是简单的增长数量方面的。比如，我们说一国处于落后的传统经济状态，称其为农业国，指的是在结构上该国经济仍然以农业占据优势比重；我们说一国完成了工业化，是工业化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同样也指的是在结构上该国工业制造业替代了传统农业占据优势比重的地位；我们说一国是发达国家，往往在结构上称其为后工业化国家，指的也是在结构上非物质产品生产的服务业占据优势比重。因而，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变化又必然是长期累积而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进展，因此，以结构演变为本质特征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是发展不同于简单的增长的重要方面。数量上的增长在短期内，甚至在年度之间就可以有显著的变化，比如GDP年递增率可能超过10％，但结构变化上，比如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多长时间才能下降10％，恐怕绝不是年度间可能实现的。正因为结构演变构成发展的实质，而城乡结构关系的变化恰恰又构成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根本。所以，城乡结构变动，本质上构成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根本。
既然城乡关系问题是实现发展最为困难的症结所在，同时又是实现发展的最为本质的根本所在，自然也就激发了相当多的学者解释和分析这一命题的兴趣。而在这些研究、探索者中，但凡能够有所成就的，大都首先是那些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自己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赵勇同志这部著述的突出价值，便在于著作中所体现出的作者深厚的历史责任感，而这种历史责任感首先又源于对我国广大农村的深入了解和热爱。这种了解和热爱并不仅仅因为作者曾经有过长时期的农村生活和工作经历，更为重要的在于作者对中国农村、中国农业、中国农民难以割舍的理论关怀。当然，这种理论关怀如果仅仅站在农村、农业、农民的立场上，根本无以得出科学的认识，因此，必须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出发系统地加以考虑；这种对乡村的热爱如果仅仅出于激情，也难以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因此，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展开深入的理性分析。赵勇同志的这部著作，应当说是这种激情和科学精神努力结合的成果。事实上，赵勇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兴趣极浓，而且由来已久，他的博士论文及博士后工作报告，始终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又极为重视探索城乡良性互动的具体方式。我想，高昂的热情和冷静的科学态度相结合，质朴的尊重实际与系统的理论分析相统一，构成赵勇同志这部学术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形成人们对这部著作以及透过著述所体现出的作者的研究态度和学风应予以尊重的缘由。我想，我们若都以这样的态度和学风来对待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那么，无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多么复杂和艰巨，以我们伟大民族的智慧，是完全可以寻找到解的。
是为序。
刘 伟
2004年6月6日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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