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

<STRONG><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FONT></STRONG><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3>　　　　　　　　 　　编　选　说　明

</FONT>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创建(1985)以来，在努力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作为研究机构，更重视推动日本学研究的发展。此次出版的“译丛”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中心社会研究室一直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也不断跟踪了日本的社会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把该领域日本的代表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因而策划和准备了此次共10册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在策划之中，以研究室成员为中心，组织了课题组，和中日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并选定了合适的原作，委托了合适的译者。

　　过去，关于近现代日本社会的日本人的著作也不是没有介绍过来，但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也不系统。鉴于这种情况，课题组着眼于大量的最新成果，同时更从建设“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这个根本的原则、方针出发，进行了选编。最终本译丛大致包括了以下三种著作：即1．属于社会学一般理论的。2．关于日本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分析的。3．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特质的。

　　本来选择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学的领域又从理论到现状分析，非常广泛和多重，应该参考的著述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在奉行上述方针原则时深信，我们所选的和现代日本社会分析以及日本的社会学研究理论探索相关的这些著作，每一本都是重要的文献和研究素材。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中日双方也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日本论和中国论的交流。但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日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被直接利用还是很少的。从这一点看，作为日本人对日本社会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理解，此次该套研究专著译丛的出版，必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衷心期待，本译丛不仅为日本学研究者和有志青年学生所利用，也为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所接受，在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上得到利用。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本丛书顾问

　　　　　　　　　　　　　　　　　　　　野村浩一(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

　　　　　　　　　　　　　　　　　　　　　　　　　　　　2002年8月10日

<STRONG><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总序


</FONT></STRONG>　　翻译、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故。

　　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本身的缘故。

　　社会学诞生于近代的欧洲，在我国是一种“舶来”的学问。自70年代末社会学得以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大量学习和引进了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但对邻国日本的社会学很少进行系统的了解。日本和我国同处亚洲的东方，又同属蒙古人种。由于这种地缘和人缘的因素，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可以直接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作用的。实际上，日本社会学者在运用社会学原理探索日本东方式社会结构方面是作出了很大成就的。在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上，50年代就出现了福武直和有贺喜左卫门等杰出学者。近年来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论为代表，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学习、借鉴日本社会学的这些新成果，无疑对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举措，这正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另一个是日本社会研究的缘故。

　　日本是我国的一个发达的邻国，日本的发展进程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可以说主要出于对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异族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兴趣，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图通过日本的崛起验证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文化能力的文化比较，现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虽然还延续着近代的动力，但随着现实需要增长和学问的发展，开始步入了全方位的学术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变化过程去理解日本社会现象和日本文化特征，已经被人们当作了认识、理解日本的基本途径。要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当然首先应该参考日本学者对自己社会的研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奇怪，我们更了解其他外国人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自己的《日本国志》（黄遵宪）、《日本论》（戴季陶）等等，几乎全是日本研究者必定读过的，而日本人对自己社会的研究我们知之甚少。其实，战前姑且不论，战后日本的社会自我研究是有了很大发展的，除了已经介绍到我国来的《依赖心理的结构》（土居健郎）和《纵式社会》（中根千枝）等名著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著作不断问世。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可以说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反响的研究力作。如果能够及时地把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对我们认识日本社会也同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出于上述缘故，我们有幸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协助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商务印书馆合作，隆重推出《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这项大型的学术工程，争取把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学领域出版的主要最新学术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鉴于人力物力的限制，首先翻译介绍10种日本社会学名著。这些著作的选定，反复征求了日本社会学专家的意见，入选的基本都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在日本学术界均有很好的定评，甚至是学术畅销书。在类别上也涉及了社会学的多个分枝，如社会学理论、家庭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性差研究、城市研究等等。虽然10本书不足以全面网罗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成果，但也大致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学术进展。

　　担任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学术顾问的分别是日本著名学者、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野村浩一先生和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先生。担任译丛翻译的译者，都是曾毕业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课程的研究生，他们大都已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课程。

　　我们相信，这一批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不仅可以直接帮助我国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对我国本国社会学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周维宏

　　本书在以前的家-同族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对近世村落社会的家-同族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如第一章所示，关于家-同族功能的经营论、抚养论，还有关于结构的纵向关系论(主从关系论等)是代表家-同族理论的有贺喜左卫门、喜多野清一的重要论点，以前的社会学或社会科学整体上也对此广泛地予以接受。但是，1980年代以后的长谷川善计的研究提出了株(权利、义务的单位)论和横向关系论(而且，长谷川主要使用“我们意识”和“共同关系”的概念)，由此，将有贺、喜多野的理论相对化了，同时给予了家-同族理论的发展以新的契机。尽管长谷川的理论主要是以近世的家-同族为对象，但近代乃至今天存续的家-同族的历史性形成、确立正是在近世时期，所以，长谷川的理论是阐明家-同族起点的理论。作为关于近世这一时代的家-同族的理论是不能轻视的。

　　此外，如第二章详细论述的那样，长谷川的理论对日本社会论也有冲击。长期以来，家-同族论不仅论述的是家-同族，而且是和阐明日本社会本身相联系的。即在家-同族中看到的逻辑规定着日本社会整体的特质，日本社会的结构收敛在经营的逻辑及纵向社会的特质上。因此，长谷川的理论从根本上质问以前的日本社会论的妥当性。并且，如果将日本社会特质之“原型”放在近世社会的话，以近世的家-同族为对象的长谷川理论的存在就迫使我们对日本社会论进行再探讨。在“原型”的近世社会中到底存在着具有何种性质的家-同族而形成社会的基础呢?对近世的家-同族的阐明不仅是家-同族理论，而且对日本社会论的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家，本书首先在第三章综合性地论述了株的特质，其中重要的是，所谓近世村落的家是在村落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场合作为“一户”担负着各种权利、义务的主体。近世初期，初期本百姓是这种株的存在本身，近世中期以后，在近世本百姓体制中，和门第制度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维持着作为株的家。而从近世史料中如何实证性地把握这作为权利、义务单位的家，以前没有明确的定论。第四章以今井村为例，尝试性地表述了不能依靠宗门改账或宗门人别改账的史料，毋宁说近世初期的人别改账及近世中期以后的五人组账、夫钱割付账更有用。另一方面，关于家的结构方面，如在第五章的父系家长制论中所论述的那样，并非家长个人使用强有力的支配权力，应该注意到其被家的传统强有力地束缚着。存在着对包括家长在内的全体家庭成员的家(还有其传统)的强烈的顺从，结果形成了强烈的“我们意识”或横向关系。没有必要否定家具有父系家长制的特质，但这是以横向关系为根底的父系家长制。

　　同族基本上是在与家共通的原理上建立的，但其作为实际上的集团却有所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其独立的特质。对同族的横向关系的逻辑或实际状态的考察主要是将焦点放在以同族层次为中心的各种习惯(继承等)或共同生活的实际状态上，这是第六章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使以上方面相当鲜明地显露出来。同族是以株的家为单位构成的，所以，同族的自立性或对等性能够比家更发达。但是，也如长谷川论述的那样，家-同族的亲属和非亲属在继承等方面受到迥然不同的对待，所以，亲属(分家)、非亲属(分家)不完全形成同质的横向关系。对这一点，通过第七章、第八章的对依附农民的分析，还有第九章的对A本家的亲方子方关系的分析，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但同时，虽然有这样的事实，也不能否定横向关系甚至是包括着非亲属(分家)而成立的。在第八章的B本家和诸世代阶层的关系，还有第九章的A本家和名子制的子方阶层的关系中可见其一端。另一方面，关于功能的侧面，同族不是株本身，而是株的分有体(或共有体)。本书虽然没有像对结构的侧面那样对其详细论述，但通过第七章、第八章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功能的特质。第七章阐明了同族和组(五人组)在组织上的重合性，而在第八章中具体展示了一直认为对组(五人组)来说是本来的功能(年贡缴纳的连带责任等)由同族担当这一事实。

　　而且，本书始终重视横向关系，因此也许会被当作在否定纵向关系的存在，但我未必是站在这一立场上的。应该说是对纵向关系的理解不同。包括中根千枝以前的纵向关系理论或者纵向社会论是将纵向关系理解为构成集团成员间的关系。那是宗家制度的师父和徒弟、公司里的上司和部下的关系，在家或同族中则是家长和家庭成员、本家和分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从本书的立场出发，纵向关系不是在这种成员之间的关系中，而首先应该是在成员和集团(社会单位)本身之间显著发达，即在家和家庭成员、同族和其构成户，或者公司和职工的关系中。如果允许把这种关系表现为纵向关系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社会的“原型”中纵向关系是牢固的。但同时不要忘了这个纵向关系和本书强调的横向关系，即集团成员之间的“我们意识”或横向的关系是表里一体的。

　　而近世社会及其根底村落社会的家-同族的特质原封不动地被近代以至现在所继承。近代的社会变动——产业化(资本主义化)、寄生地主制的形成、家庭制度的形成等，不管哪一个都成为家-同族变化的要因，这是不可否定的。正因为如此，其中株的理论或横向关系也就有了弱化的可能性。比如可以预想第九章论述的亲方子方也由于寄生地主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巨大的变质，即以前的家-同族理论或者日本社会论强调的纵向关系得以强化。但是，近世社会被作为“原型”是有其自身的理由的。比如，可以称作“日本的”特质之代表的“日本的集团主义”，关于集团的团结或集团的统一性的逻辑，仅用以前的经营论或纵向关系论是有其不能解释的一面的，在注意到近世家-同族具有的株的理论或横向关系的重要性时，才能准确地予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近世社会的原理直到今天仍起着酿成“日本的”社会特质的作用。


　　笔者最初接触到村落研究是20年前左右，那还是笔者在神户大学的学生时代。那时以研究室的老师们为中心，进行以同族为题目的村落调查，幸运的是我可以作为一个学生调查员参加这一调查。但是，我当时对家或同族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在毕业论文中写了那个村子的事，加入刚上任的北原淳老师的讨论课后，选择了和社会经济史或农业经营论相近的题目。后在研究生院硕士课程中，转向欧美的地域社会研究的题目，因此，不要说家-同族的研究，就是离日本的村落研究也远了。

　　真正开始以家-同族为研究对象是进入博士课程之后。当然，这是受到了当时全力以赴进行同族研究的长谷川善计、竹内隆夫老师很大的影响。此外，数次从东京都立大学来讲课的石川荣吉老师也通过社会人类学的亲属论或共同体论的讲义，引发了我对亲属或家的兴趣。加上有长谷川老师的推荐，我又恳求给我指导的八木哲浩老师教给我史料分析的基础，并且，八木老师让我利用作为《封建社会的农村结构》(有斐阁，1955)的主要舞台的上瓦林村的史料，同时，数次给我以研究发表的机会。

　　此外，在学校以外，以关西为中心的村落社会研究者的学习会“村子研究会”很活跃，通过这个场所，我得以接触到余田博通先生、松本通晴先生、光吉利之先生、鸟越皓之先生等家-同族的研究者。特别是松本先生在(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曾指导过我，而且请我去他在同志社大学自己的研究室开设的研究会。在研究会上，话题不限于家-同族，人们也谈论着村落或地域的情况。而和当时还是(京都大学)研究生的兰信三、古川彰、中道仁美等能够进行研究交流，使我受到很大的启示。

　　于是，笔者开始了家-同族的研究，不知不觉迎来厄年(42岁。——译者)。在此期间，并非没有搞其他研究，但不管怎样没有离开家-同族的研究，直至现在。特别是在名古屋大学教养部 (现为信息文化系)奉职的数年间，是变更研究题目的绝佳机会，并受到上司中田实老师、文学系的北川隆吉老师的宽容对待，结果仍是在以前的研究题目中逡巡徘徊。但是，因为本人有些凡庸，因此研究的进展没有像时间流逝那样取得进展，拖到了今天。这是实情。

　　在研究生时代有颓丧的时候，平常不喜说教的杉之原寿一老师对我说过大意是“干应该干的事，道路会开的”的话。这话一直留在我的耳朵里，有时像忽然想起来一样地自问道：“你做了应该做的事吗?”本书就是笔者半怀着自责的念头写成的。有段时间因为自己的原因断了出版的念头，但在北原老师的鼓励下本书得以出版，只是遗憾溘然逝世的长谷川老师、松本老师没能看到本书。

　　本书题目用的是“历史社会学”，但实际上这是在种种困惑后的选择。现在“历史社会学”像在社会学中得到了市民权一样，显示出兴盛的征兆，但笔者的研究和近来的研究或许在性质上稍有差异。近年的“历史社会学”强烈地关注“近代”或“现代化”，但对笔者来说，则将其定位于将焦点设置在社会关系或社会集团上分析历史现象的社会学。但从以下理由出发，还是使用了“历史社会学”这一术语。

　　第一是因为兰先生的《“满洲移民”的历史社会学》(行路社，1994)出版时，我被其题目强烈地吸引住了，就是这么个单纯的原因。第二是因为我接受了以日本代表性的历史社会学者筒井清忠先生为中心撰写的“战后日本历史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评论”四十七之一，1996)中的定义，它将“历史社会学”的涉及面设定得很广。并且，在此论文中，以长谷川先生为中心编集、笔者也参加了一部分撰写的《日本社会的基层结构》(法律文化社，1991)也被加进“历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中。最后的理由是和大体10多年前在讨论课上发表的研究构想有关。那时在研究题目中使用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这一概念。当然，构想没有完全实现，但我自己理解是在此构想的延长线上完成本书的。谨慎地说，也是为了再次确认自己研究的出发点而使用了“历史社会学”这一题目。

　　笔者的研究是到地方上去，并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才得以成立的。生来腿脚懒的笔者能够迄今持续研究是沾了当地人的深情厚谊和宽容的光。在资料收集时走投无路、感到绝望的时候也不少，但人们总是伸出温暖的手使我得以走出困境。和作为本书实例的三个村落相关的诸位先生，特别是冈本家的前主人俊二先生(已故)和现在的主人纪士生先生、矢吹家的主人修先生和继承人宏先生，此外还有分家的矢吹圭司先生，霞田宽治、笃子夫妇给我以很大的照顾，借此场合表示谢意。

　　感谢和笔者同去调查的各位研究生、大学生，还有帮助校对本书的大摫文彦(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平井晶子(日文研研究生院)等诸位。

　　最后，在本书出版时，岩本由辉先生费心费力。在爱知县的知多半岛的村研(日本村落研究学会)大会上，先生偶然听到笔者想出版此书，立刻当场和刀水书房取得联系。而刀水书房的桑原迪也先生在出版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出版尚未成熟的本书。如果没有这二人的恩惠，本书也许永远不会问世。如果本书能于万一报答二人的尽心尽力则称万幸。


　　以下是本书的各章和原来论文的关系。

　　序论  除去一部分，其他均为新写的

　　第一章  “日本的家和同族”(北原淳、大野道邦编《社会学——理论、比较、文化》，晃洋书房，1994)

　　第二章  新写(但有概括性的论文“日本社会论和家、同族论” (《社会学杂志》14，神户大学社会学研究会，1996)

　　第三章  “村落社会和家”(《文化学年报》6，神户大学，1987)

　　第四章  “村落史中的家”(《名古屋大学社会学论集》11，1990)及“佐久市今井的家、同族、村落”(长谷川善计等《日本社会的基层结构》，法律文化社，1991)中的一部分

　　第五章  “近世农民的家和父系家长制”(永原庆二、住谷一彦、镰田浩编《家和父系家长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

　　第六章  “村落社会中的同族结合”(《文化学年报》3，神户大学，1984)

　　第七章  “佐久市今井的家、同族、村落”(长谷川善计等《日本社会的基层结构》，法律文化社，1991)的一部分

　　第八章  “村落中同族的结构和功能”(《名古屋大学社会学论集》15，1994)    

　　第九章  “近世村方地主的发展和子方从属”(《地域史研究》12之3，尼崎市，1983)

　　笔者关于家、同族的论文除本书所收之外，还有数篇，都难以舍弃，但考虑到本书的宗旨和长度只好割爱。特别是“再考•日本的‘家’”(“近代”61，神户大学，1985)是笔者由最初主要研究同族而转向家的研究的契机式的论文，是难以忘怀的。和现在笔者对家的见解不一定一致，不成熟也是很明显的，但因撰写这篇论文总算看到了家的研究的整体情况和论点。此外，本书中收录的各篇论文在收录时也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所以本书不是已经发表的论文的汇编。


　　　　　　　　　　　　　　　　　　　　　　　　1996年  初冬

　　　　　　　　　　　　　　　　　　　　　　　　　　藤井  胜


　　附记  1986年度、1989年度和1992年度的文部省科学研究费(都是奖励研究A)赞助了笔者以同族为中心的各个研究。此外，出版时也接受了1996年度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的补助金“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普通学术图书)的赞助。

序论

　一　家-同族研究和社会学

　二　本书的案例


   <STRONG>第一部　理论和课题


</STRONG>第一章　社会学和家-同族理论

　一　考察的视点

　二　功能的阐明——有贺和喜多野的理论(1)

　　　有贺的家业经营论

　　　喜多野的抚养论

　三　结构的解释——有贺和喜多野的理论(2)

　　　家-同族和亲属

　　　有贺的主从关系论

　　　喜多野的父系家长制论  

　四　家-同族理论的发展——以长谷川理论为中心

　　　作为公的单位的功能

　　　“我们意识”和结构

　结论

第二章　日本社会论和家-同族论

　序

　一　日本社会论的发展

　　　“半封建的”社会论

　　　“日本的”社会论

　二　日本社会论的相位

　　　历史的视点和文化的视点

　　　作为“原型”的近世社会

　三　近世社会和家-同族

　　　主从关系和经营体

　　　横向关系的地位

　　　株论的意义

　结论


　　<STRONG>第二部　家


</STRONG>第三章　村落社会和家——以上瓦林村和行延村为例

　序

　一　家理论和株

　　　株论和分居论

　　　有贺的家理论的变化

　　　株论的衰退和再生

　二　家的逻辑

　　　基本特质

　　　统治制度和家

　　　家和门第

　三　上瓦林村和家

　　　近世初期

　　　近世中期以后

　四　行延村和家

　　　近世初期

　　　近世中期以后

　结论

第四章　家和村落史料——以今井村为例

　一　考察的视点

　二　人别改账和家

　　　初期本百姓和“六姓七宅”

　　　人别改账和宗门改账

　　　家的作用和实际状态

　三　中期以后的史料和家

　　　五人组账和宗门人别改账

　　　宗门人别改账的意义

　结论

第五章　家和父系家长制

　一　考察的视点

　二　家长统治的法的性质

　　　家长权和亲权等

　　　家长权和家代表权

　三　对家长统治的约束

　　　家长和家的传统

　　　村落、领主和家长

　四　家的统治和父系家长制概念

　　　亲权等和父系家长制

　　　对家长的约束和父系家长制

　结论


　　<STRONG>第三部　同族

</STRONG>

第六章　同族结合和本家分家关系——以上瓦林村为例

　一　考察的视点

　二　从初期到中期

　　　分割继承的实际状况

　　　役和户主

　　　本家分家关系的特质

　三　中期以后的发展

　　　同族结合及其后

　　　新分家和同族结合

　　　同族结合和村落结构

　结论

第七章　同族结合和组结合——以今井村为例

　序

　一　同族结合和亲属／非亲属

　　　从家到同族

　　　中期以后的同族结合

　二　组的发展和同族

　　　村落制度和组制度

　　　组和同族的关系

　　　家联合的形态

　结论

第八章　同族的结构和功能——以行延村为例

　一　考察的视点

　二　同族的结构

　　　祖先祭祀和同族结合

　　　依附农民和同族

　三　同族的功能

　　　生活上的各种功能

　　　作为权利／义务共有体的功能

　结论

第九章　同族和亲方子方——以上瓦林村A本家为例

　一　考察的视点

　　　同族论和亲方子方论

　　　A本家和子方阶层

　二　中期的亲方子方

　　　地主经营和子方阶层

　　　亲方子方的结构

　三　后期的亲方子方

　　　地主经营和子方阶层

　　　亲方子方的结构和变质

　四　租佃经营和亲方子方

　　　租佃经营和子方阶层

　　　亲方子方的结构

　结论


后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