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1960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许诺要使美国经济保持5％的年增长率。这甚至比1964年英国大选期间参与竞选的两个主要人物——尤其是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工党候选人哈罗尔德•威尔逊——所承诺的4％的年增长率还要高。考虑到美、英两国已经达到的年增长率记录，无论就美国还是就英国而言，这些承诺都可谓雄心勃勃。不过，这些承诺也不足为奇。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欧洲大陆各国就曾经力图实现5％左右的累计经济增长率。当时的日本则甚至做得更好，几乎达到了10％。
然而，实际结果并未如期所愿。1960年代，美国的累计年增长率只达到了尚属可观的4．2％；英国的情况更令人沮丧，只达到了2．9％。不过，与随后几十年的情况比较起来，这些增长率应当算是令人瞩目地成功的了。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降到了2．5％(尽管这期间美国的人口大幅度增长)，英国的年增长率降到了可怜的1．7％。在此期间，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也并不怎么明显地好。在那里，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分别达到过的5％和6％的年均增长率，降到了每年只有2．5％的增长率。在此期间，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代之前尽管仍然保持着比以往稍低的增长速度，但到了1990年代，却滑到了几乎为零的增长率水平。
然而，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却掩盖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当所有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低增长率或预示着更加缓滞的增长，或在许多情况下预示着不再会有增长，或甚至预示着生活水平的下降的时候，西方各国的其余一些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肯尼迪总统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誓言已近乎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呈指数增长。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物价上涨会使现有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s)升值，所以，信贷创设(credit creation)便在比先前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被用于购买各种现有的资本资产，而不是被用于新的投资。薪金之不成比例的高增长，税率的降低，诸如股本股票和地产等等有形资产的升值，这几种情况共同作用，结果使原本已经富起来的那些人更加富有。在美国，从1970年到1998年，占人口总数5％的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其税前收入累计年增长率达到了3．2％，从而使这些人的年收入比1970年高了2．5倍。加上对最富有的人的征税下降，也许会使他们的税后总收入累计年增长率达到近4％。在欧盟各国，情况亦几近如此。
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积聚到最富有的人手中，这必然会使其他所有的人的生活比以前艰苦得多。就美国来说，同样是在1970到1998年这30来年中，所有劳动力每小时的实际工资非但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这种结果在1960年代可能会被当作不可能的事情而不予考虑。就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则更加糟糕，尤其是在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从1980年到1992年，占美国人口20％的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6％。在欧洲，同样的趋势则以与此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方式反映出来。在那里，按钟点计酬的劳动者们的生活水平在有工可做的情况下大体上与全国GDP增长速度同步增长；大量向最富有的人群手中积聚的实际收入，来自因不再工作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人群。1973年，几乎每一个想拥有一份工作的西欧人都会拥有一份工作。到1990年代中期，欧盟的平均登记失业率则达到了11％，尽管这一数字还是一个大大低估了实际失业率的数字。国际劳工组织(ILO)提供的数字表明：如果把那些虽未登记失业、但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的话仍然希望工作的人们计算在内，那么，欧盟的失业总人数将增加50％。
上述这些趋势，并非只发生在某国国内的事。它们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特别是也发生在世界各地属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其间也有一些显著的成功事例，尤其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四小虎”的经济。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呈现出如此糟糕的境况的时候，除1990年代的日本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各国在整个这一时期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巨大的高速增长。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令人绝望的衰败事例。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南部各国)的生活水平根本看不到任何提高，因为，无论这些国家收入的增长有多少，都会毫无遗留地被本国人口异常高的增长率所吞没。
……
然而，实际结果并未如期所愿。1960年代，美国的累计年增长率只达到了尚属可观的4．2％；英国的情况更令人沮丧，只达到了2．9％。不过，与随后几十年的情况比较起来，这些增长率应当算是令人瞩目地成功的了。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的年均增长率降到了2．5％(尽管这期间美国的人口大幅度增长)，英国的年增长率降到了可怜的1．7％。在此期间，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也并不怎么明显地好。在那里，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分别达到过的5％和6％的年均增长率，降到了每年只有2．5％的增长率。在此期间，日本的经济在1990年代之前尽管仍然保持着比以往稍低的增长速度，但到了1990年代，却滑到了几乎为零的增长率水平。
然而，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却掩盖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当所有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低增长率或预示着更加缓滞的增长，或在许多情况下预示着不再会有增长，或甚至预示着生活水平的下降的时候，西方各国的其余一些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肯尼迪总统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誓言已近乎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呈指数增长。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物价上涨会使现有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s)升值，所以，信贷创设(credit creation)便在比先前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被用于购买各种现有的资本资产，而不是被用于新的投资。薪金之不成比例的高增长，税率的降低，诸如股本股票和地产等等有形资产的升值，这几种情况共同作用，结果使原本已经富起来的那些人更加富有。在美国，从1970年到1998年，占人口总数5％的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其税前收入累计年增长率达到了3．2％，从而使这些人的年收入比1970年高了2．5倍。加上对最富有的人的征税下降，也许会使他们的税后总收入累计年增长率达到近4％。在欧盟各国，情况亦几近如此。
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积聚到最富有的人手中，这必然会使其他所有的人的生活比以前艰苦得多。就美国来说，同样是在1970到1998年这30来年中，所有劳动力每小时的实际工资非但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这种结果在1960年代可能会被当作不可能的事情而不予考虑。就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则更加糟糕，尤其是在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从1980年到1992年，占美国人口20％的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6％。在欧洲，同样的趋势则以与此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方式反映出来。在那里，按钟点计酬的劳动者们的生活水平在有工可做的情况下大体上与全国GDP增长速度同步增长；大量向最富有的人群手中积聚的实际收入，来自因不再工作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人群。1973年，几乎每一个想拥有一份工作的西欧人都会拥有一份工作。到1990年代中期，欧盟的平均登记失业率则达到了11％，尽管这一数字还是一个大大低估了实际失业率的数字。国际劳工组织(ILO)提供的数字表明：如果把那些虽未登记失业、但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的话仍然希望工作的人们计算在内，那么，欧盟的失业总人数将增加50％。
上述这些趋势，并非只发生在某国国内的事。它们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特别是也发生在世界各地属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其间也有一些显著的成功事例，尤其如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四小虎”的经济。当西方各国的经济呈现出如此糟糕的境况的时候，除1990年代的日本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各国在整个这一时期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巨大的高速增长。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令人绝望的衰败事例。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南部各国)的生活水平根本看不到任何提高，因为，无论这些国家收入的增长有多少，都会毫无遗留地被本国人口异常高的增长率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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