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与罪人：一部教宗史 平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纵览教宗两千年流变，阐释教宗如何游走于神圣与世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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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深入研究教宗历史及其与世俗权威关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迄今为止信息量最大的书，读起来就像一本好小说。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达菲仔细地描绘了每位教宗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人们常常惊讶于教宗如何依赖世俗权力，以及他们如何强烈要求他们在目标中取得成功并保持他们在罗马教宗的地位。正如达菲指出的那样，他们的个人生活常常没有反映他们办公室的特征和完整性。
这本书绝对是一个大师级作品，对于大多数学习罗马天主教会历史的学生来说，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里奥利恩（RioLion），来自亚马孙
达菲通过不同教宗的生动故事，使得教会史研究重新焕发了活力，《圣徒与罪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泰晤士报》
一个出色的文本……提供了许多历史事实，冷静和有价值的判断。
——《纽约时代书评》

本书无疑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历史佳作。书中丰富的细节与深刻的洞察，反映出作者对西方宗教、政治、文化的交织关系的全新认知。书中不仅有宏观展示，亦有细节描绘，让读者仿佛置身历史现场，既可以看到教宗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艰难抉择，又可以目睹每个教宗不同的人格特征和行事风格。这不仅是一部学术经典，更是一部拓宽视野、启迪思维的大众读物。

 

埃蒙•达菲（Eamon Duffy），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学者，当代英国教会史研究领域中最杰出的两位专家之一。1947年2月9日出生于爱尔兰邓多克，曾就读于圣菲利普中学，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师从欧文•查德威克（Owen Chadwick）和戈登•鲁普（Gordon Rupp）完成博士学位教育。现为剑桥大学天主教历史教授，抹大拉学院前院长，还兼任罗马教宗历史委员会委员。其主要研究领域是15-17世纪英国宗教史。曾出版《人文主义，改革和宗教改革：主教约翰•费舍尔的主教生涯》《祭坛的剥离：英国的宗教传统》《信仰之火：玛丽•都铎时期的天主教英格兰》《莫勒巴斯之声：英国乡村的变革与抗争》。
龙秀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史、基督教史、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著有《西欧社会转型中的教廷财政》《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译有《英国庄园生活》（合译），《欧洲的宗教与虔诚1215—1515》（合译），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整个教宗与教廷的历史。它以丰富的内容、中肯而客观的态度阐述了公元1世纪的彼得直到约翰•保罗二世（1978—2005年在位）时期整个教宗的历史。但它的重点不是阐述单个教宗的事迹，而是分阶段论述不同时期教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及教宗们的回应，从而勾划了天主教会如何适应不同时代要求的历史，这是它不同于其他教宗史的主要特色。对一些重要教宗的丰富细节，它也做了生动的考察与描绘。同时，对于教廷制度的缘起与发展、教宗的选举制度、教宗与红衣主教团的关系，以及教宗在不同时期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也有细致入微的评述与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知识。

第三版说明
致谢
第二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 “磐石之上”（约33—461年）
一、从耶路撒冷到罗马
二、罗马主教
三、君士坦丁时代
四、教宗罗马的诞生
第二章 两个帝国之间（461—1000年）
一、哥特诸王治下
二、伟人格雷戈里
三、教廷的拜占廷之囚
四、西部诸帝国
第三章 位于国家之上（1000—1447年）
一、教宗改革时代
二、从教廷改革到教宗君主
三、教宗权力的顶峰
四、流亡与分裂
第四章  抗议与分裂（1447—1774年）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
二、基督教国度的危机
三、反宗教改革
四、绝对主义时代的教宗
第五章 教宗与人民（1774—1903年）
一、教会与革命
二、从恢复到回应
三、庇护九世：越山主义的胜利
四、自由面孔下的越山主义：利奧十三世
第六章 上帝的谕示（1903—2005年）
一、决不妥协的时代
二、抨击现代主义
三、独裁者的时代
四、梵二会议时代
五、教宗沃伊蒂瓦
六、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
附录一 历任教宗与对立教宗表
附录二 小辞典
附录三 新教宗如何产生
参考书目
索引

1.在历史潮流中，教宗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蛮族起而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缺乏任何其他组织的情况下，教宗担负起打造西部命运的责任，扮演了欧洲接生婆的角色，创造了几位皇帝，也罢黜过几位反叛教会的君王。为了维持和平，教宗曾为殖民强权而将世界划分为已知世界与有待探索的世界两个部分，或将几个国家和大陆拖入战火，鼓动基督教的西方对穆斯林的东方发动“圣战”。
因此，在世界史上，教廷的历史是一个最重要、也最特殊的制度的历史。它涉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近至当代对有关生与死的议题、堕胎与死刑的道德性、资本主义或核战争等议题的关注，远到西方艺术史，如委托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布拉曼特与贝尔尼尼的艺术创作，教廷都一直是，并仍将是人类许多最迫切、最根本，也最丰富的关切的核心。
2.由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早期基督教传统的说法，认为彼得与保罗死于罗马。然而，尽管他们在罗马生活、传教和死亡，但严格说来，他们并没有在那儿“创立”教会。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是在他或彼得到达罗马之前写的，而且是写给一个已经存在的基督徒社群。1世纪的罗马，犹太人口庞大且仍在增加，可能多达50,000以上，他们散布于罗马城内，但特别聚集于与市中心隔河相望的特拉斯特维勒（Trastevere）城区，那儿有10多个犹太会堂（synagogues）。这些罗马犹太人是一个正在扩张且颇为自信的群体，他们渴望皈依基督教，与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保持着稳固的联系。耶路撒冷是第一个基督教传播中心，因此犹太人相信基督在公元40年代初期就为他们找到了前往罗马的道路，这不足奇怪。公元49年，他们在罗马的犹太会堂中已成为一股重要势力，并因为他们的信仰造成了一些麻烦。根据异教史家苏维托尼乌斯的说法， 犹太人中因为基督（Chrestus，基督早期的通用名）信仰而骚乱不断，引起罗马皇帝克劳狄（Claudius）的警觉，于公元49年将他们逐出罗马。这次驱逐不可能赶走50,000犹太人，但犹太基督徒肯定必须离开，其中两人就出现在《新约》中。犹太基督徒制棚者亚居拉（tent-maker Aquila）和其妻百基拉（Priska or Priscilla），就是克劳狄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到了哥林多（Corinth），成为使徒保罗的朋友（《使徒行传》18:2），并随他去了以弗所。不过，他们最后又回到了罗马，他们的家成了一个教会的聚会之所（《罗马书》16:3-5）。
罗马的基督徒组织是“一个”教会（a church），请注意，不是“整个”教会（the  Church），表明它是从犹太社群中发展出来的。罗马的犹太会堂与安提柯的会堂不同，它没有一个中心组织。每个会堂各行礼拜，各选首领，各自照顾自己的会员。同样，由于会堂原本就是避难场所，其组织似乎反映了早期罗马基督徒社群的组织模式：由一群独立的教会组成，各自在社群中较富有的成员的家中聚会。这种家庭教会，每个都有自己的首领即长老（the elders or ‘presbyters’）。它们大多数是由移民所组成，其中有很高比例的奴隶或自由人（freedman）——教宗伊留德里的名字就是“自由人”的意思。
事实上，最初并没有“教宗”，也没有主教，因为在罗马的教会中，长老或主教职位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在1世纪末期，第一代信徒们松散的教会组织形态才在诸多方面变得更加组织化，即每个城市由一位主教领导，辅以一个长老团（college of elders）。这个发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虚假教义即异端野火燎原般的传播。当时，不断出现彼此冲突的宣教师（teachers），每人都宣称自己宣讲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因而发展出一套更紧密也更具等级性的组织结构，而事后看来，它对于维护教会的统一与真理似乎不可或缺。主教权位的单线传承，像比赛中传递接力棒一样，将使徒们的教诲传递下去，这不仅保证了基督教真理的纯正血统，也为教会的统一提供了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