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大儒：顾炎武 衰世风雷：龚自珍与魏源

一部大师文集，两种学术经典，三位传奇人物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 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 年至 2008 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 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本书是陈祖武先生《旷世大儒：顾炎武》《衰世风雷：龚自珍与魏源》两部著作的合编本。本次收入“陈祖武学术文集”再版，基本保持原貌，仅对一些笔误做了修订。
《旷世大儒：顾炎武》：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风起云涌、才人辈出的时代。顾炎武就是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卓然大儒。他一生读万卷书，行奇学博，志在天下，被誉为一代学术的开派宗师。顾炎武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学者，承宋明理学衰微之后，深得晚明实学之精神。一生为学，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广泛涉足经学、史学、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学等学。顾炎武一生，讲究道德、学问、文章的统一，成为数千年儒林的楷模。缅怀这位旷世大儒，除了从顾炎武的学行和思想中寻求可贵的历史借鉴，更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推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
《衰世风雷：龚自珍与魏源》：这本书讲述了龚自珍和魏源两位历史名人在动荡不安的清中晚期的学术与仕宦经历。龚自珍与魏源同处于清代嘉道咸时期，这个时期动荡四起，内有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动乱，外有西方强权的欺凌，在这历史转折关头，他们挺身其间，抨击时弊，疾呼变革，给沉闷的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带来一丝生机，其影响所及，终清之世而不坠。龚自珍与魏源同为学术史的一代大师，两人虽出身门第不同：一为官宦子弟，一为清贫家庭子弟，但是时代的脉动将他们召唤在一起，共向今文经师学，同为仕途坎坷之人。读者可由本书一窥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意气风发，及在学术思想上的伟大成就。

旷世大儒：顾炎武
前　言
第一章  一个孕育大儒的时代
一、明清更迭的历史动荡
二、满汉文化的剧烈冲突
三、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满汉文化的合流
第二章  晚明经世思潮的熏陶
一、“士当求实学”的家训
二、理学在晚明的衰微
三、经世思潮的兴起
四、晚明的西学输入
五、投身时代洪流
第三章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一、弘光授官
二、乙酉四论
三、苏州从军
四、昆山之难
五、隆武遗臣
第四章  歧路彷徨  流转四方 一、远游之想初萌
二、被迫剃发
三、奔走大江南北
四、移居神烈山下
第五章  陆恩案发  初陷囹圄 一、陆案缘起
二、苏松入狱
三、重返南京
四、孤踪疑影
第六章  只身远游  吊古伤今 一、北游原因
二、首途胶东
三、淮北大雨
四、遍游齐鲁
五、幽燕怀古
第七章  南北往返  风尘仆仆 一、江上烽火
二、频谒明陵
三、吴门度岁
四、南下浙江
五、掉头北去
第八章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一、西游秦晋
二、《明史》冤狱
三、置产章丘
四、垦荒雁北
五、刻书淮安
第九章  莱州祸起  再陷囹圄 一、京中闻祸
二、《忠节录》案
三、济南入狱
四、亲友搭救
五、《赴东》诗史
第十章  以游为隐  关山共老
一、初拒修史
二、三藩乱中
三、再拒鸿博
四、卜居华阴
五、死而后已
第十一章  顾亭林致潘次耕书札考证 一、从游前诸札
二、从游期间诸札
三、鸿博特科及其后诸札
第十二章 《广师》杂识 一、撰述缘起与成文时间
二、《广师》十贤学行述略
三、虚怀若谷 相得益彰
第十三章  不朽的学术巨著《日知录》 一、《日知录》纂修考
二、社会政治思想
三、经学思想
四、史学思想
五、文学思想
六、务实学风
七、《日知录集释》的纂辑
第十四章  顾炎武礼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
二、顾炎武礼学思想在当世的反响
三、清廷与儒臣的回应
四、“礼学即理学”思想的定型
附录一　《中国历史小丛书•顾炎武》
附录二　《新编清儒学案•亭林学案》
附录三　《清代人物传稿•顾炎武》
附录四　顾炎武年表
衰世风雷：龚自珍与魏源
补　白
自　序
一、官宦门第育骄子
二、清贫人家出英才
三、共向今文经师学
（一）庄存与和《春秋正辞》
（二）几个承先启后的经学家
（三）刘逢禄的《春秋》公羊学
（四）龚自珍援《公羊》以经世
（五）魏源的“以经术为治术”
四、同是仕途坎坷人
五、作幕江南风光好
六、辞官还乡疑案存
七、《己亥杂诗》绝笔美
八、风骚独领信史成
附　录　龚自珍、魏源生平大事年表

明清更迭，“天崩地解”的残酷局面，于旧有的思想体系产生极大冲击。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趋于衰微，已无法满足社会和知识界的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学术形态来取代心学，成为思想家注目所在。然囿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和学术局限，思想家们又不可能萌生超越时代的，较之理学更为高级的思维形式。依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为学之路向应时而起，知识界将研究重心转向经学文献的整理。在此为学路向引导之下，经学家开始舍理言礼，“以礼代理”思想渐趋萌芽。至清中叶以后，汇成潮流，遂有“以礼代理”之说风行于世。此一学术路向的转换，被奉为清代学术“不祧之祖”的大儒顾炎武，实有开风气之功。其“经学即理学”及“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的论断，乃为其后“礼学即理学”思想之滥觞。

顾炎武治学，一以“六经之指”“当世之务”为鹄的，意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用他的话来说，就叫作“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并据以达到“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之目的。顾炎武此一为学致思路径，是建立在其“知类通达，以几《大学》之道”的认识前提下的，亦即潘耒所概括的“通儒之学”。何谓“通儒之学”？潘耒说：“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潘氏此论，实足代表顾炎武之为学精神。

顾炎武既然以“匡时”“救世”作为其治经研学之目的，那么，他对礼制的重视就不难理解了。因为礼制中既有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乐、刑政、典章制度，礼本身又是五经之一。因之可以说，对礼的研究是顾炎武治学宗旨的归宿和落脚点。细绎顾炎武之意，他对礼制的关注，是有感于“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的状况而出发的。所谓“教化纪纲”，亦即礼之重心所在。基于这一认识，顾炎武认为：“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他进而阐发先哲“礼时为大”的礼学思想，指出：“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称也。”顾炎武的这一思想，为有清一代礼学研究开辟了风气，定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