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与古代文明 精装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

姜子牙是“赘婿”？伍子胥为“国贼”？本书以详实的史料和出土文献，带您走进《楚辞》背后的上古历史。

楚辞历来被当作文学作品，而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然而，有关楚辞中的历史文化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价值，两千多年来却一直未被学界所重视。本书全面梳理了自王国维以来以楚辞观照文明史研究的学术历程，并立足于文本、相关史料及新近出土文献，在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了楚辞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运用楚辞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本书既对于当下上古历史研究和楚简、楚文化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且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史实建构，对构建可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意义深远。

 

代生，1981年生，山东曲阜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齐鲁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先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安作璋、江林昌、范毓周先生学习，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先秦秦汉史、楚辞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在文、史、考古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华简《系年》与东周国别史研究”1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华简所见春秋史事研究”1项，省级课题2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学位论文《考古发现与<天问>研究》获得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

楚辞除具有卓越的文学价值外，还蕴含了丰富的史料，故备受历代历史学者重视。近现代以来，随着甲骨文、简帛考古的突破，楚辞历史研究已蔚为大观。然而虽然学者积极提倡以考古资料研究楚辞中的历史文化，但与其他领域（《九歌》、楚辞异文等）比较，已经落后，且滞后于考古学为楚辞学提供资料的进度。基于以上的认识，本书试图以上古史事、古史人物及其事迹、神话和神祇为中心，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从史料学角度出发，对楚辞所涉及的上古历史文化进行考古学阐释。 本书认为，楚辞中的许多历史记载，经过考古资料的印证，证明了其真实可靠性；而其中的传说、附益成分，也因考古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献得以分解、辨明；对楚辞神话的探讨过程，也是揭示上古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

绪论
第一节 考古发现、楚辞与古代文明
第二节 本书的选题及理论方法
第一章  从考古发现看《天问》上古史事
第一节 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的夷夏关系
第二节 先商族史迹探析
第三节 有易氏历史的考索
第四节 商末周初史事考
第五节 周昭王、穆王伐楚事迹说
第二章  楚辞古史人物及其事迹研究
第一节 禹事迹研究（附夏启事迹研究）
第二节 伊尹事迹辨正
第三节 梅伯事迹研究
第四节 姜太公事迹考
第五节 伍子胥事迹辨说
第三章  考古发现与楚辞神话、神祇研究
第一节 高台及与之相关的感生神话
第二节 秦简《归藏》与楚辞神话
第三节 湘君、湘夫人研究
第四节 子弹库帛书《天象》篇与少司命
第五节 河伯祭祀研究

第四章  屈原的历史观及其创作来源—以《天问》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节 屈原的历史观—与上博简《容成氏》篇古史传说的比较
第二节 《天问》创作的来源问题
结  语
附录一
一、羿事迹辨析1
二、楚辞“五子”说
三、水神“大波”考
四、屈氏的来源问题
五、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
六、“鼎臑盈望”新解
七、再谈汉儒对屈原的批评问题
附录二
一、浅论孙作云先生的楚辞研究
二、读《楚辞类稿》札记
参考文献
后 记

从考古学上看，东夷和华夏的交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五帝时代中 后期到夏初这一时期，东夷集团处在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这一阶段， 华夏集团处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阶段，是两大集团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学者称之为“繁荣期”。从考古学的背景来看《天问》所反映的夷夏关系，我们认为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如尧所都在今山西临汾陶寺遗址，2000—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发现陶寺城址。城址内发现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城墙，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 米，最小距离1725 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 米，总体面积超过 280 万平方米。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宫殿区、贵族墓以及可以和《尚书·尧典》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对照的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遗迹。如此大规模的城址可知尧部落当时的实力。而据张学海考证，舜所都当在山东西部的阳谷、梁山、郓城、鄄城一带，由于洪水的冲击，许多遗址不复存在，但如果把以此为中心的聚落群与西、南面看似孤单的遗址包括进来，其聚落分布范围东北到西南可达 104 公里，东西宽80公里，面积在7000平方公里以上，现在所发现的其中心聚落景阳冈遗址的城址也在 38 万平方米以上。d 由两大集团的势力来看，舜并非文献所记为“平民”，尧嫁二女并“禅让”于舜正是基于两大集团的军事力量而进行的。
“禹会涂山”这一事件在考古学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安徽蚌埠禹会村发掘的文化遗址，“根据禹会村遗址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 14 实验室测试，其年代为（半衰期 5568）：3822±40BP（公元前 1872±40），树轮校正年代：2350BC（68.2％）2190BC。这个时期，正是龙山文化晚期，也是在淮河流域最昌盛的时期，而龙山文化时期与大禹的时期刚好吻合，同时，又加上地理位置的吻合，正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向大禹走进。”这里恰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共存的地方。我们认为，“禹会涂山”“禹娶涂山”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在东夷族舜成为共主后，以禹为首的华夏势力被迫南扩并拉拢东夷集团涂山氏的必要手段。
以缔结婚姻等交流方式为纽带的两大集团的交往，对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方面学者已有专述，如以二里头文化为例。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东夷文化对华夏文化的影响，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二里头文化的很多器物、器型都体现了强烈的东夷文化因素。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天问》仅千字之文竟可以把五帝时代后期至夏初东夷与华夏的关系比较完整地描绘出来，难能可贵。还应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在分析、解释华夏和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时，往往简单地把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和《竹书纪年》相关记载作为文献证据，又或仅仅强调夷、夏之间的交流是通过“军事占领和强迫”的方式进行的，但从对《天问》所涉史料的分析来看，夷夏之间的交流是多样的，婚姻关系是两大集团交往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