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研究 平装丽泽人文学术书系

　　深入剖析沈从文笔下折射出的“新中国”模样

 

　　1.本书是深入理解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一把钥匙。作者从沈从文大量的“乡土”作品中剖析出了作为一个良知作家内心对于新中国的渴望与畅想。

　　2.本书是全面认识沈从文其人的一部重要作品。以前人们对印象中的沈从文是与政治相距甚远的一个人，但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写出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出路的思考与探究，其内心是爱国的。

　　沈从文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他优美质朴的文字总是能打动我，使我能在其文学世界中忘却现实生活诸多不快，心境归于宁静。作为沈从文的老乡，湘西世界里演绎的故事似乎并不陌生、久远，我的思绪也经常被带到了自己的故乡，那片生我育我的神奇土地。
　　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我选择了沈从文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当时定的题目是“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意识”，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议题，要做出新东西着实不易。毕业后，我的兴趣就转移到了鲁迅研究。有时我也会有意无意将这两人进行对比，下意识地在自己的心目中划定了两人无法沟通的沟壑。诚然，鲁迅对于现实人生的批判态度，对于世间万象的清醒回应，与沈从文间离现实人生去营造抒情之梦的文学构想有着较大的差异。于是，我们容易简单地将沈从文理解为一个逃避现实，逃遁到根本无法达至的梦幻中去的形象。这样一来，沈从文就不由分说地被这种想当然的推理而误读。实际上，沈从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梦者”，他也是一个敢于凝眸和思考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人，只不过在“人事”和“梦幻”面前会有所倚重，在两者的平衡和失衡中我们能窥见沈从文文学思想的精神线索。
　　沈从文的际遇能洞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的精神心灵史，也能以此烛照出风云变幻的社会风尚、时代氛围和价值取向。以“沈从文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研究”为题来研究，笔者的用意大致是要以沈从文的乡土想象为个案，以此探究现代知识分子重构中国、书写中国的话语努力。沈从文的乡土想象有代表性，不同于鲁迅，也殊异于其他乡土文学作家。因而，系统地梳理沈从文基于乡土书写而践行的民族国家想象，为我们整体勾勒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想象提供有效的“学案”，而这种丰富的文学经验也势必会积聚于“现代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这一宏大的视野中来。这其中，沈从文是不能被遗忘和忽视的。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始终是充满着矛盾的，既在远离尘嚣的“桃花源”里游弋，又在各种话语场域和动态的情境中陷入沉思。也许任何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进出历史的沉重与矛盾，当然也正是如此，立体而丰富的沈从文也逐渐清晰，并向我们走来。
　　行文至此，我的心绪是宁静的，心里充满了感动。在此，我想对支持我研究的各位师友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是你们大力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让我能坚持自己的研究而不至于半途而废，并且在写作中体会到了快乐和欢愉。于是，写作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相反它成了我人生的必修课，让我心怀敬意却又流连忘返。感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张涌泉教授、高玉教授的提携和支持，使得本书能顺利地成为“丽泽人文书系”的一分子。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一贯的理解和支持，在我身心疲惫之际，他们总能第一时间送来问候，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一生的财富，带着这种感动前行，我走得很踏实！
　　是为后记。

吴翔宇记于柳湖花园寓所
2017年9月26日

　　吴翔宇，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三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一项、中国博士后基金一等资助一项、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课题一项。出版学术专著五部，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多项政府奖励。在《人民日报》《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本书将沈从文的小说置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现代性框架中予以考察，在“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动态的话语结构中系统梳理沈从文小说实践的文化机制与精神立场。在这里，乡土中国的文化存在与中国现代历史语境的冲突、互动表征了沈从文身上所集聚的悖论性的思想渊源。沈从文小说隐伏的“挚爱”与“反思”即是具体的反映。当然，这种复杂多维的思想存在既深植于人类生命的哲学信仰系统，又指向现代中国的具体问题，也由此生成了沈从文小说“抽象”与“具体”的文化内涵。

绪 论............................................................................. 1
第一章 国家表述与沈从文现代意识的生成................................ 26
第一节 错位身份的反观与“中国想象”指符................................... 26
第二节 “百年立国”与文学经典的追寻.................................39
第二章 “神—人”权力谱系：乡土中国的形象学体系........................... 53
第一节 身体隐喻与乡土中国的“反阉寺”强力............................... 53
第二节 自然精神与乡土中国的“崇神性”伦理............................... 66
第三章 乡土中国之“常”：“爱”与“美”的自然乐章...........................76
第一节 爱的生命原力与民族“主体性”的重建............................... 76
第二节 爱与死相邻：与自然契合的人伦生态................................... 89
第四章 乡土中国之“变”：从“神在生命”到“神之解体”................. 103
第一节“他者”的闯入与“自我”的文化隐痛............................... 104
第二节“镜像”的去魅：“生命”转向“生活”............................... 121
第五章 “向未来凝眸”：现代中国的思想重造......................................... 135
第一节“新抽象原则”：重建理想健康的人格模态........................ 136
第二节“清洁运动”：现代性自反特质的超越................................ 150
第六章 现代性认识装置下乡土中国的精神表征.......................................... 164
第一节“静态”时间隐喻与农业文明的挽歌................................... 164
第二节“互文”空间隐喻与城乡文化的共鉴................................... 175
第七章 文学与政治结缘：“民族政治”的析离与聚合.............................. 191
第一节 “人事”“梦”的平衡与失衡............................................. 191
第二节 “政治无信仰”与沈从文的“重造政治”............................. 212
第八章 新人想象：民族新生的话语实践....................................... 223
第一节 人类“童年期”遐想与社会化忧思..................................... 223
第二节 “用天真打量沉重”：儿童文学改编的本土立场................ 245
结 语 ............................................................. 254
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1

第一章 国家表述与沈从文现代意识的生成

　　尽管沈从文没有直接表述自己为什么要想象中国，但是自他来到都市追逐其文学梦想始，他就将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融汇于文学创作的实践之中，被赋予了有别于传统文人的现代意识。“国家表述”在沈从文的创作实践中彰显了他参与历史、干预现实的精神价值，这种文学想象既延续了晚清知识分子“文学为治化之助”的文学功用观，又修正了前人过于直接的“与人生即会”的教化作用，在“有为”和“无为”之间，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沈从文找到了其存在的价值。沈从文的中国想象需要从发生学意义上对其历史逻辑进行梳理，他以“想象中国”的文学表述积极参与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其深度指向是人的精神的现代转型，进而又超越了民族国家视域，并与启蒙、革命、政治等20 世纪重要力量，建立了复杂的精神关联和话语纠葛。

第一节 错位身份的反观与“中国想象”指符

　　沈从文“乡土中国”的建构离不开其城乡的移位，正是因为他出入城乡文化之间，才让其中国想象具有了文化参照系。于是，都市文明的现实刺激激活了沈从文持存于心的心灵记忆，他乐此不疲地搜寻乡村记忆，并将这种记忆诗意化地通过文字表述出来，并以此来作为都市文明的“照妖镜”。在其中，沈从文所渗入的情感态度也不一样，有了都市的存在，乡土的美好才显得难能可贵。沈从文喟叹美好的事物是短暂的，也即是这种城乡互渗思维的写照。落实到人身上，沈从文的城乡模式将农民与知识分子整合于现代中国动态的文化语境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乡土”并非落后、愚昧、野蛮、劣根性的代名词，而是沈从文在都市文化的浸淫下产生的与乡村、乡民之间的某种精神血脉联系。当沈从文离开乡土进入都市成为“职业”作家始，他对乡土的情感指认、价值评判将会在都市语境下的文学实践中生产出来，形成乡土语境原本无法实践的文学场。这反过来又将城乡统一起来了。对此，有论者认为，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文学“乡土”在中国的崛起，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乡土”的形象是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自觉而逐步清晰的。乡土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动导源于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风云变幻，沈从文的乡土情感不只于社会生活的横向描摹，更折射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动的踪迹。更为重要的是，城乡的现代演进过程中，文化间的碰撞所滋生的裂隙深深地刺痛了沈从文的内心，使他远比生于斯、死于斯的乡民更具有文化的反思意识。这诚如赵园所说：“‘知识分子’比农民有更严整的‘传统人格’，流寓于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知识分子自居为乡下人，亦出自比农民自觉、自主的文化选择、价值评估。

 

一、“乡下人”定位与边缘心态的体认

　　在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画廊中，城乡空间的相互观照是众多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中国认同与建构的重要方式。沈从文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高度颂扬乡土的美好，但又决绝地离开；另一方面他在现实中急切地想进入都市，却在他的小说中将都市视为弃物。这主要是基于其乡土书写的独特方式以及其“乡下人”的身份定位而确定的。毋庸置疑，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的生成与苗汉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是分不开的。其情形正如他在《我的小学教育》中所说：“在镇竿，……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湘西这种汉族与苗、土家等少数民族互动交融的文化生成于湘西社会“百年孤独”的历史境遇中。湘西历来被排斥在文明社会之外，生活在这里的乡民历代被鄙夷为“贪残难训”的“土蛮”和“苗蛮”。无论在时间中，还是在空间上，他们的生存都处于一种远离中心的状态。由于“处江湖之远”，其受到中心话语的控制较少，其结果是与自然更为亲近，并且在近乎原始的文化语境里获得了较为同一的集体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乡下人”的身份定位为沈从文的中国想象实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同基础。在乡土文化共同体中，他将其共通的规则、记忆与文化娓娓道来，在人和事的安排上设置了乡土中国的文化密码，这与都市文明是相去甚远的。沈从文第一次使用“ 乡下人”一词，始于1931 年连载于上海《时报》的文章《记胡也频》，他指出：“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在该文中，他还阐释了其与丁玲性格的相似：“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这是沈从文文学观念的心理表征，也基本奠定了其文学创作的一贯观念。

　　1934 年12 月，沈从文发表的《萧乾小说集题记》被认为是其正式阐明“乡下人”观念的一篇重要文献。他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在这里，沈从文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侨寓于都市多年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在都市现代文明的淘洗下，并未褪去其乡土本色，尽管“乡下人”所学的、宗教信仰与“我”的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依然尊敬他们，把他们当朋友。文中所指称的“乡下人”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上而言，进而延伸到个体存在状态及生命价值体系之中。而“都市人”的生命状态是“我”所不取的，都市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是与“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大相径庭的。由此，“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立思维也因此确立了，成为沈从文小说中始终存在的“张力”性存在力量。

　　1936 年1 月发表的《习作选集代序》，以“乡下人”对“你们”“ 先生”的谈话为叙事方式，呈现出了两类人不同的创作标准、思维形态、道德评判：“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诡诈……”与《萧乾小说集题记》相比较，《习作选集代序》中的“乡下人”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而且还体现在主体的思想方法上。“乡下人”思想的获致除了来自“湘西”这一地域空间的影响，还来自于其特殊民族思想文化的淘洗。基于此，沈从文进一步提出了“乡下人”的理想生命形态—造“希腊神庙”，供奉“人性”。 在这里，“希腊神庙”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蕴的“能指”，其“所指”是生命自然舒展不受压抑束缚的古代希腊。而这种文学理想的确定也成为沈从文小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要提到的一篇文章是《水云》。在其中，沈从文将“乡下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叙述得非常深刻。“乡下人”定位已经不再局促于文学层面，更侧重其在思想上的特殊表现。沈从文六次以“乡下人”自称，这一时期的“乡下人”定位，明显具有思想上的边缘性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孤独性特征：“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这种思想算是什么？……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沈从文创作的都市题材的小说不能定义为纯粹意义的都市小说，因为他并没有从都市的立场、眼光出发来体验都市，而是将其与他的湘西小说并立而置于一个参照系统中，重点是为了突出和彰显他的乡土文化理想。因此，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乡下人”的边缘性也就明确地体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