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保罗•拉比诺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那里借用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短语来概括阐释的问题和本书的问题：“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被赋予了这个目的，着意面对在投身于理解他者的过程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千头万绪的问题。我们只是隐隐地看到，理解他者的这个研究项目本来是由对于如何理解自我的一种深深的困惑所驱动的。我在这里想说的，也正是作者所说的，不是个体的、心理的自我，而是文化的自我。在人类学(正如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一样)中的大多数最棒的工作就是由那种不断加深的困惑所驱动的。本书最辛辣之处或许在于，在倒数第二章时这一点逐渐变得清楚，作者(从文化的自我而非个体的自我方面说)并不具有一种“我的文化”(“我文化”)去补充那种不容置疑的“你的文化”，即使是最现代化的摩洛哥村民的文化。意识到这一点是颇为悲凉的。作为安慰，我们从书中仅仅瞥见作者的一个观念：因为已经失去了一种传统的“我文化”，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让各种文化合成的总体为个人所利用。显然，这就是“绕道”所指的全部意思。然而，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现成的答案，因为他深刻意识到了理解(understanding)的重重困难，虽然不及他对利用(appropriation)的困难强调得那么多，并且意识到了内在于“利用”这种观念的暴力倾向。
本书是按照作者两次领悟的时序组织的：就在他出发到田野之前，他领悟到，在芝加哥大学复兴“伟大的传统”的高尚努力失败了；恰在他从田野回来之后，他领悟到，如此之多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借以包裹他们在文化上的赤裸(cultural nakedness)的激进意识形态也已经失败了。强力复兴“我文化”(西方文明)，或者以天启的和革命的方式代替它，都没有得逞。绕道现在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必要，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要走多远才能够得其门而入。在书的倒数第二章，我们瞥见了另一个弯道，即越南，正招手等着我们去探寻。
然而，在本书的背景中总是若即若离的阴影并没有使全篇成为低沉之作。给出希望的，不是作者提供的虚假的安慰，而是全然让人兴奋的这一事实，即他可以如此简明而又不假做作地将这一状况写出来。如此这般地写这样一本书，对于比他稍微年长一点的那一代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仿佛我的老师们和同龄人的宣示——文化是一种人文事物，是人在创造它、解释它、改变它——一下子变得活生生了。不再着意于遣词造句地撰述，一切都得以具体化，栩栩如生，成就出耳目一新的篇章和一种全新的著作。我们都知道，田野资料(或者人文研究中的任何其他资料)不是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而是我们获得它们的过程的建构之物。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过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我特别钦佩作者的方法，他能够恰如其分地显露他的个人情感和判断，而不为与文化理解的过程不相干的那些个人干扰因素所累。拉比诺不仅显示了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所缺乏的那种对自己泰然自若的态度，而且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文研究中的求知既是智慧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和道德性的。本书如此地情感真诚，任何一个曾经做过田野作业的人一看就会同意应该推荐给焦急的人类学新手。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道德维度上不自以为是，我认为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贡献。像人文研究中任何一种调查一样，田野作业要涉及不断的评价和再评价。我们中的许多人害怕韦伯对那些利用讲台进行政治或宗教宣示的人的轻视，完全忘记了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对于韦伯来说也只具有一种很特殊、很有限的意义，即不让我们的价值偏好主宰我们的研究结果，忘记了它自身在学术伦理中是一个道德规范、一个原则。危险的不是价值判断的在场——价值判断在韦伯所写的几乎每一行字里都能够找到——而只是这些判断被置于批评性反思之外并无意于在经验的参照下被修改。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看到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在场，而且看到判断本身的教化和深化的过程。与拉比诺相处的摩洛哥人不仅是田野作业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创造伙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在做人方面的老师，正如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的老师一样。
最后，这本篇幅不大的书还要帮助我们克服另外一个障碍，即学术和诗之间的障碍。如果说作者已经非常正确地提示我们，一件事实，就语源学而言，是某种“制作”(made)的东西，那么，当我们指出希腊语的“poiesis”是“制作”(making)的意思，并且诗人是“制作者”(maker)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诗人的材料与其说是与象征和叙事一样的事实，不如说是本身就是象征和叙事的事实。在人文研究中，拒绝把任何抽象的价值给予象征和叙事，就是把人性的东西简化为物理的东西，把行为简化为动作。拉比诺没有犯这种错误。那些象征，那些专注于故事意义的爆发或闯入的时刻，以及叙事结构本身——它顺着所有神话情节中最古老的一种发展，让主人公肩负危险的使命出发而最终成功返回——在本书中提供了认识上具有启示的东西。与传统的结构划清界限，就像与突出叙事原型的要点一样具有启发意义。在传说中，主人公回到家乡，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本书中，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主人公回来了，却陷入了比出发前就有的对于家乡的存在和意义的更深的怀疑之中。或许这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必须走的行程尚需要走得更远、更深，大大超过以前走过的任何行程。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作者，他如此简洁、优美的文字给予我们的是如此之多。
罗伯特•贝拉
本书是按照作者两次领悟的时序组织的：就在他出发到田野之前，他领悟到，在芝加哥大学复兴“伟大的传统”的高尚努力失败了；恰在他从田野回来之后，他领悟到，如此之多的现代知识分子试图借以包裹他们在文化上的赤裸(cultural nakedness)的激进意识形态也已经失败了。强力复兴“我文化”(西方文明)，或者以天启的和革命的方式代替它，都没有得逞。绕道现在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必要，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要走多远才能够得其门而入。在书的倒数第二章，我们瞥见了另一个弯道，即越南，正招手等着我们去探寻。
然而，在本书的背景中总是若即若离的阴影并没有使全篇成为低沉之作。给出希望的，不是作者提供的虚假的安慰，而是全然让人兴奋的这一事实，即他可以如此简明而又不假做作地将这一状况写出来。如此这般地写这样一本书，对于比他稍微年长一点的那一代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仿佛我的老师们和同龄人的宣示——文化是一种人文事物，是人在创造它、解释它、改变它——一下子变得活生生了。不再着意于遣词造句地撰述，一切都得以具体化，栩栩如生，成就出耳目一新的篇章和一种全新的著作。我们都知道，田野资料(或者人文研究中的任何其他资料)不是自在之物(Dinge an sich)，而是我们获得它们的过程的建构之物。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过程”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我特别钦佩作者的方法，他能够恰如其分地显露他的个人情感和判断，而不为与文化理解的过程不相干的那些个人干扰因素所累。拉比诺不仅显示了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所缺乏的那种对自己泰然自若的态度，而且说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文研究中的求知既是智慧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和道德性的。本书如此地情感真诚，任何一个曾经做过田野作业的人一看就会同意应该推荐给焦急的人类学新手。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道德维度上不自以为是，我认为这是本书最有价值的贡献。像人文研究中任何一种调查一样，田野作业要涉及不断的评价和再评价。我们中的许多人害怕韦伯对那些利用讲台进行政治或宗教宣示的人的轻视，完全忘记了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对于韦伯来说也只具有一种很特殊、很有限的意义，即不让我们的价值偏好主宰我们的研究结果，忘记了它自身在学术伦理中是一个道德规范、一个原则。危险的不是价值判断的在场——价值判断在韦伯所写的几乎每一行字里都能够找到——而只是这些判断被置于批评性反思之外并无意于在经验的参照下被修改。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看到道德判断不可避免地在场，而且看到判断本身的教化和深化的过程。与拉比诺相处的摩洛哥人不仅是田野作业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创造伙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在做人方面的老师，正如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的老师一样。
最后，这本篇幅不大的书还要帮助我们克服另外一个障碍，即学术和诗之间的障碍。如果说作者已经非常正确地提示我们，一件事实，就语源学而言，是某种“制作”(made)的东西，那么，当我们指出希腊语的“poiesis”是“制作”(making)的意思，并且诗人是“制作者”(maker)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诗人的材料与其说是与象征和叙事一样的事实，不如说是本身就是象征和叙事的事实。在人文研究中，拒绝把任何抽象的价值给予象征和叙事，就是把人性的东西简化为物理的东西，把行为简化为动作。拉比诺没有犯这种错误。那些象征，那些专注于故事意义的爆发或闯入的时刻，以及叙事结构本身——它顺着所有神话情节中最古老的一种发展，让主人公肩负危险的使命出发而最终成功返回——在本书中提供了认识上具有启示的东西。与传统的结构划清界限，就像与突出叙事原型的要点一样具有启发意义。在传说中，主人公回到家乡，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本书中，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主人公回来了，却陷入了比出发前就有的对于家乡的存在和意义的更深的怀疑之中。或许这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必须走的行程尚需要走得更远、更深，大大超过以前走过的任何行程。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作者，他如此简洁、优美的文字给予我们的是如此之多。
罗伯特•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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