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亡文辑校与研究（全二册） 平装

敦煌亡文的系统整理，敦煌丧葬祭祀文化的丰富体现。 

《敦煌亡文辑校并研究》一书，主要是把敦煌写本中的祭文、亡文等文章汇集校录并校注。对研究中古时期民间祭祀活动和应用文文本文体研究，乃至礼仪制度史、宗教史、西域史地史等来说，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敦煌亡文辑校这个领域内，本书胜在系统性、完整性和细致性。 

 

序
　　悼念去世的同類，是諸多動物的本能。人對其親朋好友的離世，總是充滿悲悼之情。《詩經》中的《緑衣》，劉大白《白屋説詩》就認為是悼亡詩。“緑兮衣兮，緑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詩中反復詠嘆的是一件普通的“緑衣”，正是這件普通的衣服，勾起了他無限的傷感。因為這件緑衣，是他的愛妻曾經穿過的。現在物是人非，觸目傷心，“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潘岳《悼亡》），“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綫猶存未忍開”（元稹《遣悲懷》），只能一遍遍呼唤“曷維其已”、“曷維其亡”。還有《唐風》中的《葛生》：“葛生蒙楚，蘞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於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劉大白《白屋説詩》和聞一多《詩經通義》都認為這首詩是悼亡之作，先師郭晉稀先生《詩經蠡測》從之，並且補充了劉氏和聞氏的未密之處。這首詩真是哭著寫出來的，詩人站在愛人的墳前，看著荒草叢生的墳塋，想著他（她）孤獨地躺在地下，形單影隻，五内崩裂，恍惚凝癡。春夏秋冬，日日夜夜，無盡的思念，“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元稹《遣悲懷》）。清人陳澧《讀詩日録》曰：“此詩甚悲，讀之使人淚下。”
　　《列女傳》記録的《柳下惠誄》是現存最早的誄辭：“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柳下惠是西元前七世紀中葉的人，這篇誄辭當產生在這個時代。誄辭先敘寫功德，次哀悼去世，再評價並給予謚號。這一三段體式奠定了後世此類文體的基本格式。大約一個半世紀後，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吊，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這篇誄辭完全是發自内心的自然話語：老天爺呀，你為什麼這樣不仁，連一位老人也不放過，留下我孤孤單單一個人，誰來保護我呀！傷心呀，仲尼！没有你，吾誰與歸！
　　先師郭晉稀先生在《古代祭文精華序》中寫道：“人世間最大的悲哀，莫過於生離和死别。……或則夫妻同室，一死一生，生者既衿幬清冷，死者更塚穴荒涼。或則手足情深，一存一亡，存者既雁行折序，亡者更孤骨埋魂。或子女祭父母，生者既哭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死者不復顧腹（復）提攜，浩然長逝。或父母吊夭殤，死者本幼未成德，生者則悲實依心，自然‘情往會悲，文來飲泣’。或以今人吊昔賢，如賈誼吊屈原，陸機吊魏武，死者既雄才抱恨，生者只好望古長嗟。更有為國從戎，槍林彈雨，捨命成仁；亦有救援不至，殺身取義。從古至今，死者既不可勝數，傷身之故又何可勝言。死者本情實可哀，生者遂悲從中來，作文吊唁。”所以，天下的文章，“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韓愈《荊潭唱和詩序》）。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中，就有“誄”“哀”“吊”“祭”四類作品，宋人《文苑英華》中有“謚哀冊文”“謚議”“誄”“碑”“誌”“墓表”“行狀”“祭文”等類，明人《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列有“誄辭”“哀辭”“祭文”“吊文”四類，下及清姚鼐《古文辭類纂》、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專列有“哀祭類”作品。“哀祭類”是中國文章中最富有真情的文類。
　　哀悼類作品的發達，與古代繁富的悼祭儀式關係密切。《儀禮》十七篇，而有關哀祭者即達七篇之多。《禮記•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五禮”（吉、凶、軍、賓、嘉）貫穿在喪葬、祭祀、加冠、結婚、朝會等各種活動中。古人認為天地、宗廟、神祇關係到國運之興盛，宗族之延續，故祭祀之禮排列在五經之首，程式很多。如剛剛去世的士人，就有招魂、哭喪、告喪、洗屍、飯含、易服、送魂、停殯、修墓、入殮、吊唁、出殯、下葬、喪服、守孝、掃墓、祭祖等儀節，每一個儀節就有相關的致哀之辭。然而我們現在看到的祭悼儀式和祭悼文辭，幾乎都是貴族文人層面的，而下層老百姓的祭祀形式、祭祀文辭，流傳下來的很少。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五代宋初的寫本，有數量不少的祭文、亡文，内容都是悼念死者的。過去這類文章的匯集校録比較零散，現在作者把它們全部匯集起來並加以校注和研究。關於祭文，其在《敦煌喪葬文書輯注》（巴蜀書社，2017年）一書中已經加以輯録整理，共得包括書儀祭文和實用祭文文抄在内的150餘篇。亡文的數量更加可觀，有170多個寫本，加之附録的《為亡人捨施疏》等的40多個寫本，數量在200個以上，近700篇。根據這些寫本作者完成了專著《敦煌亡文輯校與研究》（上下冊）。上冊為“輯校篇”，作者在充分吸收前輩學者校勘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新輯録亡文400餘篇，並以寫本為底本對這些亡文進行了詳細校録，為認識和研究中古時期我國民間的悼亡祭祀活動和相關應用文，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原始材料。下冊為“研究篇”，作者對亡文作了諸多的理論方面的探討。比如從寫本出發，對亡文的定名和分類作了詳細的梳理和闡發，進一步釐清了亡文和祭文的區别與聯繫，對亡文的結構及其與祭祀儀式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從亡文文範製作和亡文文稿撰寫的角度分析了敦煌亡文編選撰寫的全面實用性和開放靈活性；以講唱文學和民間應用文的視角，從模式化創作與簡便實用、駢儷文風與至情至性、結構嚴謹與藝術張力三個方面，概括了亡文的創作特色；從儀式推進、倫理教化、生命關懷、世俗祈願等方面闡釋了亡文的佛教實踐功能；結合敦煌地區亡文的應用情況，從口耳相傳的儀式文學與民間抄寫的角度，審視了寫本中的借音字的類型、成因，以及對借音字的處理問題；等等。這些討論工作都是很有意義，也很有啓發性的。
　　與過去學術界對敦煌亡文的輯録和校勘相比，《敦煌亡文輯校與研究》更關注寫本的整體，在這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討，這是值得稱道的。一個寫本，它上面可能抄寫了體裁、内容不同的文本，這些文本之間是有關聯的。這是寫本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過認真閲讀，揭示它們之間的關係，探討寫本製作者的用意。有些寫本的内容是分時段抄録的，抄寫的人也不同，各自間的確很難説有聯繫。但有一些寫本從字跡判斷就是由同一個人抄寫的，而内容各式各樣。那麼，寫本製作者為什麼要把很多不同的内容抄録在一個寫本上呢？如果回到當時的情境，這個寫本可能就是一個齋會的司儀平時準備的備忘録。還有一些寫本，我們綜合其上抄寫的不同體裁的文本，可以恢復一個動態的立體的儀式過程。例如本書中《敦煌喪儀中的“勸孝”》一文就是專門探討這個問題的，作者注意到敦煌寫本中有祭文、亡文等複雜多樣的應用文獻夾雜佛教歌曲、俗講、變文等講唱文學作品的現象，而這類現象可能與敦煌寺院入破曆中反復出現的一項“勸孝”活動收支記録密切相關。
　　1925年，著名學者劉復先生整理出版了他在法國抄録的104種各類文本，名曰《敦煌掇瑣》，“前言”中他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書名叫掇瑣，因為書中所收，都是零零碎碎的小東西，但這個‘小’字，只是依著向來沿襲的説法説，並不是用了科學方法估定的。譬如有兩個寫本，一本寫的是《尚書》，一本寫的是幾首小唱，照著向來沿襲的説法，《尚書》當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書》當然是大的，小唱當然是小的。但切實一研究，一個古本《尚書》，至多只能幫助我們在經解上得到一些小發明，幾首小唱，卻也許能使我們在一時代的社會上、民俗上、文學上、語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見解。如此説，所謂大小，豈不是適得其反。”根據散存的敦煌亡文寫本，作者發現，始死、舉發、臨壙、七七、百日、一周（小祥）、二周（中祥）、三周（大祥）、忌日、遷葬、招魂等喪葬場合均有設齋延請僧道，以追悼亡者，並為生者祈福的儀式。而這些儀式上均有宣讀亡文的環節。敦煌的亡文中，雖然没有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那樣的大文章，但它們卻是當時老百姓生活中運用的文辭。我們通過這些亡文，可以瞭解當時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區普通人的生活、知識、信仰、語言。而這些亡文寫本，更是一個個鮮活的祭悼儀式的生動呈現。
　　除注重寫本形態的描述，探討寫本各種文獻之間的關係之外，《敦煌亡文輯校與研究》在字詞考證方面亦頗見功夫。除綜合運用音韻、文字等方面的知識及與傳世文獻互證的方法之外，本書還綜合考慮抄手書法、書寫習慣等，以便對寫本中存在的疑難字詞作出更加客觀合理的推斷。如《臨壙文》中，“卜（或‘擇’）善（或‘勝’）地以安墳，選××而置墓”是一慣用句式，共有11件不同寫本使用了這種句式，而其中“××”一詞，出現了兩種寫法，一是“吉祥”，二是“吉晨”。寫為“吉祥”者，如S.5573《臨曠（壙）文》“遂能卜善地以安墳，選吉祥（辰）而置墓”、S.6417《臨曠（壙）文（一）》“於是擇勝地以安墳，選吉祥（晨）而至（置）墓”，其他的如P.3765、Φ.263、P.2483、P.2991AV、P.4694V、Φ.263+Φ.326V、北圖“藏”26（7133）V等寫本中的《臨壙文》或《臨壙追福》等亦寫為“吉祥”。寫為“吉晨”者，S.5957《臨曠（壙）文》、S.6417《臨曠（壙）文（二）》兩件均寫作“遂以卜勝地以安墳，選吉晨而置墓”。究竟是“吉祥”“吉晨”兩種寫法都正確，還是其中一種寫法是錯誤的，以往的一些校録研究未加區分，本書明確指出“吉祥”誤，“吉晨”是。首先，作者從語法結構、詞語搭配的角度論證了“選吉祥”之誤，“選吉晨”之確；進而以《臨壙文》近義語段“選此吉晨”“揀擇良日”等印證了“選吉晨”之確；最後從抄手書寫習慣和近音誤讀的角度討論了寫本誤“晨”為“祥”的兩種可能：　　
　　第一，“祥”為“神”之筆誤，而“神”乃“晨”之音誤。敦煌願文中“晨”或“辰”屢見寫為“神”者，如北圖“字”99（8363）《臨壙文》（擬）：“是以簡澤（揀擇）良日，嚴駕龍車；詮（選）此吉神（辰），歸依某墓所。”P.2237V《安散（傘）文》：“今燭（屬）三春影月，四序初神（辰）。”同卷《燃燈文》：“乃於新年啓正之日，初春上月諸神（辰）。”P.2237V《亡兄苐（弟）》“故於此晨”之“晨”，原卷即先誤寫為“神”，後旁改為“晨”。蓋抄手由“辰”而誤為音近字“神”，進而承“吉”而筆誤為“祥”而已。第二，“祥”為“長”之音誤，而“長”為“辰”之形誤，即抄手誤以“辰”為“長”，進而受其前“吉”字之連累，寫為音近誤字“祥”。“祥”寫為“長”者，如S.6417《燃燈文》（擬）：“次為己躬寶壽延祥（長），合宅吉慶之福會也。”　　
　　以上推論是合理的。敦煌寫本的校録是基礎性工作，校録者除了具備相關的文史等知識外，還要有較高的語言文字功底。作者的漢語言文字學功底顯然有助於做好本書的文字校録工作。
　　
伏俊璉
2022 年 7 月

刘传启，历史学博士，乐山师范学院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家。主要从事敦煌文学、文化、语言等领域的研究。出版《敦煌歌辞文献语言研究》《敦煌丧葬文书辑注》等专著5部，在《民族艺术》《敦煌学辑刊》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7项，省市厅级科研项目获奖3项。

本书是敦煌亡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分辑校篇与研究篇两册。辑校篇按写本编号顺序，对英、法、俄藏，以及北大、国图（北图）、上图、上博、台北、羽田亨藏等170余件写本中的600多篇亡文，进行了系统校注。研究篇则深入探讨敦煌亡文的定名分类、内容结构、形成发展、文体特色，辨析亡文与祭文之关系，展现亡文与仪式之互动，揭示亡文撰写、传播与使用的规律，以及儒释道丧葬习俗对亡文的影响。本书不仅完整呈现了敦煌亡文的书写面貌，更从写本编撰流布、仪式实践、三教融合与丧俗演变、讲唱文学与民间应用等多维视角展开深度理论探索，极大地拓展了学界对中国古代礼仪、民俗及俗文学的认知。 

圖版
序
凡例
緒論
輯校篇
S.343《亡妣文》等
……
敦煌亡文用字與通行字對照表（部分）
研究篇
第一章 敦煌亡文研究綜述
第二章 敦煌祭文與敦煌亡文概説
第三章 敦煌佛教齋文與敦煌亡文的結構
第四章 敦煌亡文的編選與仿寫
第五章 敦煌亡文的創作特色
第六章 敦煌亡文的宗教實踐功能
第七章 敦煌追福齋會與亡文
第八章 敦煌亡文寫本中的借音字
附録一：敦煌追福齋會上的另一類文體——疏文
附録二：敦煌喪儀中的“勸孝”
附録三：敦煌喪儀中的“招魂”
附録四：敦煌喪儀中的“舉發”
參考文獻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