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像-世界：一个理解新媒介的哲学角度 精装在场

结合鲍德里亚、德勒兹等思想家的“拟像”“装配”理论，以批判性的哲学视角透视今日媒介现象：技术媒介中的时空关系、主体塑造、公共表达等，以期达成今日世界的“理解媒介”。

★“在场”丛书之一。新锐学者以哲学的批判性眼光，洞察与介入尚未完成的当下现实，亦邀你一起“在场”思想对话。
★以哲学视角呈现今日纷繁的媒介现象，冷静透视其含混与生机。
刷梗、“二创”，碎片化文本与视觉性表意铺陈于今日媒介空间，
“拟像”在无穷无尽的重复中丰富、荒诞化、幻化万千分身……
当“拟像”消解了权威视角，
网络空间中是否仅余嗡嗡作响的白噪音？
抑或，在这蕴含反讽的无限差异性重复中，
又会碰撞、涌现出新的意义？
★跃出纯粹的“技术-人文”二元性视角，探问人工智能时代，“人何以自处”。



 

何为新闻真实，
何为正确意见，
何为世界本质，
——一切皆不确定。
一个标准的“美颜”，
一个标准的偶像，
一个标准的答案，
一个标准的新世界（元宇宙），
——标准总在不断生成。
“真”的不确定，已成为技术媒介滥觞以来的深层恐慌；
“拟像”永不停息的运动，是当今媒介生存的特征。
众声喧哗，生机勃勃。颠倒，折叠，流动不居。
因不确定，而又充满可能性。 

丛书简介：
在数字资本兴起、人工智能狂飙的时代里，以哲学视野批判性地呈现和介入现实，回应个体生存困惑，充分体现学术和思想的“在场”；亦邀请“你”，完整地带着你的具体和特别“在场”，一同创生新的思想景观。

（试读一）

《意义的逻辑》以漫长的篇幅回顾“存在之为存在”的形而上学，因为德勒兹认为，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必须“连接遥远的过去”。古希腊哲学的源头，使得哲学成为哲学本身，同时肇始了一种本质、理念、根源、上帝高悬于具体世界的思维方式。在绵亘数千年的哲学之流中，人们看到了各种二分：表象 / 存在（爱利亚学派）、分有者 / 理念（柏拉图）、现世 / 上帝之城（基督教）、自我 / 上帝 ( 笛卡尔 )、经验 / 物自体（康德）、现象 / 观念本质（黑格尔），如是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最终沉淀在现代性深处的结构，意味着什么呢？
可以从中看看传统形而上学的几个特征。一是存在（本质、理念）既无时间性也无空间性，是先验的、给定的，无论是千年以降还是万里之遥，都“天不变道亦不变”；二是存在（本质、理念）是自因的、自我指向的，俯瞰具体的存在者、具体的人，并隐隐构成了一种宰制和审判的力量，后者只是这个本质的表象，“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三是它形成了一种“树状”的思维方式、文化秩序、知识体系，“必须预设一个根本的、强有力的统一，以便遵循一种精神的方法来达到‘二’”。一切都要沿着主干、回到主根，思想有原路返回的同一路径，现实无异质连接的多元可能。想象一个具体的人，他被先验给定本质，由此也被预设了人生的目的，可能有百年寿命但没有任何自由生成；想象一段历史，它在叙事中被纳入一种公式、指向一个必然性的目的，这中间没有预留任何事件性的空间，也没有公式计算不出的例外。意义已经被本质框定，源头已经预设了目的，哲学开拓出一个连上帝都能装得下的场域，而成千上万、个个不同的具体存在者，却被排除在场外。
所以海德格尔提出问题，存在必须属于存在者，
那么存在如何归属存在者？他在 sein（存在）前加了一个方位词 Da，变为 Dasein（此在），让先验的存在从此进入具体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德勒兹处于同一个问题域中，同样认为存在不应居于万法之上，而应处于万有之中，但他抹除了海德格尔“此在”所包含的人的属性，以非人文主义的拟像来援请无数具体的存在者入场。
拟像的基本特征是独异性，所指向的是具体独特的存在样式，而不是一个存在的普遍、一个本质。拟像不断差异性重复，始终处于一种活生生的动态当中，保持着同时具有现实化和反现实化的悖论性。换句话说，对于德勒兹而言，存在不是“这是一棵树”“这是一株草”，而是“树绿”“草长”这样的谓述。因为树与草，不是本质性的，而是过程性的，既是春生夏长本身，又是可枯可荣的悖论，始终处于生成（becoming）的状态。
这里也可以换一个德勒兹看不到但已经被其预言了的例子：不可计数的数据、ID、流量点遍布于互联网，在永不止息的动态当中自我确证，既在重复也在差异化，且始终没有完成态出现。这里没有同一性的“一”，只有繁复的“多”；没有同一的、可以来回折返的路径，只有复杂且无法彻底追溯的关联性；没有“本质”悬停在画面之上，只有无尽的生成、表面性的视觉效果。
一个表面性的世界，当它已没有“本质”可再现，没有“原型”可分有，没有“源头”可追溯，它靠什么来驱动？德勒兹给出的驱动力是内在于差异本身的，即差异的“强度”。强度本来是一个热力学名词，德勒兹用它来强调非均质性，描述一种无法像广延、长度一样量化的力。广延、长度可以在不改变本性的情况下增减、叠加，形成量化的、均质的系列，而强度不能单纯地用一和多这样的词进行谓述，就像“某一温度不是由多个温度组成，某一速度不是由多个速度组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度像本质等绝对物一样不可分割。强度可以分割，只不过，对它的分割不是量上的整除，而是整个强度场域本性的改变。想象钢琴家演奏一段旋律，当他错误地在一个音符上停顿太久，这个错误导致的结果并不在于一个音符的时长，而是整段乐句的彻底变形。想象一个突发消息在网络媒介中不断形成流量，当它忽然被加挂某个倾向性的话题标签，“这波流量”可能会突然改变流向。沿着切割的裂口，一段新的乐句产生，一个新的舆论暴风眼出现，一个新的强度场域从中溢出并形成。
本质超越于表象世界，所以才会有“是否一致”的同一性的问题。而强度就内含于差异中，强度就是差异本身，强度差异驱动着永不停息的生成，驱动着拟像这样不对称的图像持续运动。在这个视野下看同一性，如稳定的形式、结构，如和谐的乐段，如技术媒介中的共识，只是强度差异暂时平衡的结果。

（试读二）

内在性平面之中，主体这一现代性阐释的核心范畴，变成了一种生成的产物，被放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自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确定理性自我、划定主客二分世界之后，主体性是什么、主体性何为、如何建构起主体性，就是现代性演进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实践层面如何进行社会抗争的依据所在。这个背景，是我们从众多被德勒兹旁置的重要范畴中单独拿出“主体”来细观的原因。
如前所述，从德勒兹的生成本体论来理解世界，世界就是内在性平面不断层化与去层化、结域化与解域化的生成状态。抽象机器的自组织进程贯穿无机层、有机层和异质成形层，所谓人类的思维、语言、组织、体制，不过是处于这个连续体上的一部分。生成所指，不再是那个围绕主体建构的主客二分的世界，而是一个彻底经验主义的，由各种元素自我组织的宇宙。
世界的自组织运动本质上意味着将人的主动态变为了被动态，因此也根本不需要一个为经验、真理和伦理提供牢固基础的先验性主体。那么，哲学家们几百年来心心念念的主体纯粹是一个误读么？德勒兹给出的回答是，就如同“没有普遍，没有先验，没有‘一’一样”，“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没有理性，只有过程，过程是能够统一化、主体化、理性化的，但也仅此而已”。也就是说，主体只是一个生成过程带来的副产品，是装配产生的效应。
在一个分子态媒介中由于某种效应而出现的“主体”，其重要性与主客体关系视野下的主体相比，已经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在抽象机器的运转中，由分子态个别体促发的生成是针对所有物、符号、特性、界 域 的： 生 成-动 物、生 成-植 物、生 成-女 人、生成-粒子 …… 主体的定义，既不再来自先验给定，也不是结构主义所宣称的“已死”——被取消、被空位化，而是成了一种开放性机制。因此，相比起问主体何在、主体何为，今天更该关注的问题是，主体效应如何产生？
来观察一个具体的抽象机器的装配：拇指-键盘-软件-传播，这是一个在社交媒体时代常见的场景，也是德勒兹的当代研究者们很喜欢举出的与手机相关的例子。此间，器官、比特、程序、语言符号种种异质性元素形成了一个强度场域。如生成本体论所形象描摹的，手机生成手、手生成手机，一个主体化的效应由此在某种强度下产生 ——“拇指族”在日本诞生，“手机控”“手游族”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群体。
再想象一个更具当下性的场景：一个人操作智能终端，思考、输入和修改提示词，与人工智能共同生成一段话、一幅图、一个视频。这里，人、媒介终端、人工智能，在摩尔态意义上是隔膜孤立的，但在分子态意义上，则是一个典型的装配：器官、比特、程序、语言符号形成了一个强度场域。换句话说，如果从传统主体哲学的意义上理解，人与人工智能存在着是“主体-客体”，抑或是“跨主体”等定义的困境；但在生成哲学的意义上，这就是一个机器性装配，只是会在某种强度下显现出主体效应。
当然，随着场域强度的不断变化，装配生生不息的解域化、再结域化，主体的面容也会再次流动起来。在一个媒介事件中短期呈现出来的群体意志、语言特征，当时当地仿佛已经形成了相当鲜明的组织特征，甚至已经指向一个固定阶层或共同体，但一旦事件的强度消失或改变，貌似坚固的共同体就会瞬间烟消云散，其中的元素，无论是属人的元素还是属于机器生成的元素，则会在另一个场域强度中再次进入装配。加塔利曾引用过技术学者维纳的控制论视角——统观生物与机器、将生物系统看作某种同样具备反馈效应的特殊机器，并认为应在技术、社会、符号、价值论之下来考虑整个机器论，“重建一种远远超越技术机器而发展起来的机器概念”。这个机器概念就是其与德勒兹提出的抽象机器装配，横贯全部异质性层面，让“不同的组成部分为一种力本论所驱使、重组”。在今天技术媒介的背景下再来审视抽象机器，有研究者一语中的：抽象机器就是算法。后者既具有自组织特征，又符合生成的动态性与悖论性。出于同样的角度，是否可以用“流量”效应来理解德勒兹的“强度”，用“人机交互”来理解德勒兹的“装配”？
将哲学范畴降落到常识世界，肯定会使之变形或狭隘化。我们不能在严格定义的层面上做上述判断，但也许应该把握住这样的视角——技术媒介已成为演绎新本体论的剧场。作为剧中人，我们至少看到了两个与主体性认知相关的动态，影响着我们在媒介生存和人工智能时代的自我定位。其一，具有历史融贯性的主体已经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成式主体或称“主体-”状态，它并非单义的存在，而是一个容纳异质性的生成机制。立足于融贯性主体而进行的媒介治理、传播引导、伦理涵化、公共讨论观察可能会引发失焦、误读，并使观察者或治理者误得一些“规律”。其二，经典人文主义思路在解释媒介生存方面已显乏力，技术媒介中的“个体性”更为微观也更广泛，与个体的人已经无法对齐。从更为微观的层面，如数据、ID、碎片化文本、视觉表意元素、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来把握技术媒介生态，比单纯从技术-人文二元性来观察更准确，也可能会给人工智能时代“人何以自处”的问题提供更多开放性的进路。毕竟在德勒兹视角下，被“人的本质”定义的人，比强度场域下生成态的人，少了太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