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精装人文史丛书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5-6月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上榜好书

 

钩稽历史深处的“演说”

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陈平原教授人文史研究新近力作

 

演说，是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这声音的背后，有人、有文、有思想、有时代。

虽然相较于文字，声音更易于消失于历史的深处，但那些留存下来的珍贵演讲，那些关于演讲氛围的生动描摹，那些对于演讲现场的光影留念，都为我们复原了一个“有声”的现代中国。

陈平原教授的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也借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1998、2003、2009、2013），以及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2021）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著作三十余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近期出版的随笔集包括《故乡潮州》、《大圣遗音》、《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增订版）、《怀想中大》（增订版）、《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等。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瞩目。整个20世纪中国，但凡有效的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正因此，对于现代“演说”的研究，不仅涉及其具体内容，更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而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与诉求，更与整个时代的风尚与精神相契合。

正如作者陈平原教授所言：“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本书亦希望借助那些隐匿于寂静深处的“演说”，寻找触摸历史的入口。

导言：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
第一章 演说之于现代中国
一、作为“声音”的演说
二、演说之视觉呈现
三、演说之听觉记忆
四、演说之魅力及其可能性
第二章 晚清画报中的声音
一、画/话说声音
二、“戏园子”如何“进化”
三、与学堂、报章结盟
第三章 现代中国的演说及演说学
一、“演说学”之传入
二、演说的定义与溯源
三、分类、技术及姿态
四、“无边的国事”与“有声的文学”
第四章 声音的政治与美学——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一、演说之氛围
二、演说之乡音
三、演说之变奏
四、演说之危险
五、演说之诗性
第五章 徘徊在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工作报告、专题演讲以及典礼致辞
一、伪装成口语的书面语
二、日渐进入书面语的口语
三、文体感的缺失与重建
附录一 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
附录二 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
附录三 “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
参考书目

关于演说的定义、功能、分类，这些技术性分析，更多属于学院派的“纸上谈兵”；有经验的演说家，会根据现场氛围以及主客关系随机应变。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学”，最容易达成的是基本训练，比如声音、姿态、表情、手势等；至于思想、立场、学养、修辞，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无法一蹴而就。演说确实有技巧的一面，但谈论现代中国的“演说”，绝不能限于技巧，必须把“无边的国事”带进来，这文章才可能做深、做细、做大。
   

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十年后，《图画日报》以图文并茂形式表彰“上海社会之现象”，第一则便是《演说家》：“自欧化东渐，人民知西人演说之举，最易开通知识，灌输文明，于是皆开会演说。初惟绅学界有之，近则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请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为独开风气之先，此举更盛。因图之以征社会之进化，并作赞曰：……”。又过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说学概要》，照样呼应梁启超这一思路：“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不识字，不能读书，然而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吾人如果想要引这大多数的中国人，入到正轨，非先说服他们不可。”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这就说到，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
  

这里所说的演说的“质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内容。所谓“振聋发聩”，指的不是音质、音高或音量。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有感于此，我才会在第一章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留日学生袁泽民（1881—1927），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上轨道的演说学著作，强调演说对于现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这一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起码在现代中国，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警醒社会”可以，“指导政府”则做不到；至于“造就世界之舆论”，那必须背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

 

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讲初步》，提及神圣的抗战“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否则，“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就明白演说的边界与局限。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借勾稽演说的变化，来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及文化氛围，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