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死”与“生” 平装

    大家风骨，点评人生。

    张建安，山西原平人。山西作协会员，当过数年的自由撰稿人；担任过《传记文学》编辑，《纵横》杂志编辑、记者、主编，现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文史哲的学习和研究。出版专著16部，其中《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人生本不苍凉——民国十六名士写真》、《中国古代哲学》、《解读皇帝遗嘱密码》为近年所撰。《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等数十家报刊转载，本书已再版。《人生本不苍凉》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晨报》等报刊推荐。《中国古代哲学》由某国家级出版机构约稿，原拟译成多国文字，后因故只出中文版。《中华读书报》予以推荐，《中国文化报》发表书评。《解读皇帝遗嘱密码》被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推荐，并做了六期专题节目。主编过《民国大案》、《少年背诵名家文笔精华》等丛书。《少年背诵名家文笔精华》被评为冰心图书奖。发表过数百篇文章，分别被《读者》、《文摘报》、《作家文摘》、《香港文汇报》等报刊转载。

    生与死，向来分为两种：一种是肉体的生与死，一种是精神的生与死。本书显然侧重于后者。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文化人从文化中获取精神力量，从而完成学问的储备、人格的锻造，进而服务于社会，并将对以后的社会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作为集体(可以为小集体，也可以是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中的文化人，又存在着承前启后的责任，在知识的传播中，在精神的感召下，在师友间的互相影响中，文化得以永远延续下去……
    本书采取典型事例的讲述，通过回顾一些文化人的往事，为读者提供借鉴与思考：真正的文化人应该怎样面对文化，面对困难，面对生死。
 

上卷
003 梅贻琦的“大学之道 ”
在民国，梅贻琦是可以与蔡元培齐名的大学校长。他不仅被称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带领清华在短时期内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而且他领导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梅贻琦因此受到清华、西南联大师生们的衷心拥戴；他的高贵品德影响着周围的人，被誉为圣贤；他的光辉事迹亦广为传播，受到世人的推崇。
031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
季羡林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学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047 成舍我：“我要说话”
记得2003 年，当我从成舍我的女儿成幼殊老人手中接过《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翻看前面的照片时，这四个字突然间颤颤抖抖却非常有力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心头一振，仿佛见到了成舍我的魂魄。此后，一想到成舍我，就总能想到这四个字。在成舍我的眼中，“我要说话”，不就是“新闻自由”吗！
069 张友鸾在艰难岁月中
1959 年，张友鸾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处境似乎仍然不佳，性格则仍然磊落。他的女儿张钰回忆：“记得反右以后，聂伯伯（指聂绀弩，反右运动中是古典部‘独立王国’中的骨干，曾被打倒为‘反革命分子’。）有时来看父亲，宿舍里的一些人对他侧目而视，他却旁若无人，昂首直入。父亲见他来了，马上置酒添菜，掩上房门。斗室之中，他们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依旧浅斟低酌，谈诗论文。”张友鸾的胸襟是非常开阔的。后来，聂绀弩赠张友鸾诗句：“包袱三千种，心胸五百年。”
085 梁漱溟的底气与胆识
我一直在思考着，为什么梁漱溟在那样的形势下仍能有那样的血性？他的底气和胆识来源于哪儿？茫茫人海，为什么在无数人或狂乱或盲目或迷茫或屈服的时候，梁漱溟却能以其浩然之气独立于众山之巅，令人仰望？他的人格魅力究竟从何而来？123 费孝通：“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我不由地想起费孝通生前说过这样的话：“那么我能为下一代做些什么呢？我可以让他们知道，在我这一代，我们的自我认识、自觉性达到了什么水平。我将通过我的头脑留下一些东西给后来的人们。那就是文化。文化是寄寓在个人的头脑里的。个人的头脑会死亡，但是通过社会，个人头脑里的东西会积累起来，成为公共的财富。每一个人必须有助于文化的绵续和增积。因此人可以通过社会而不死的。”诚哉斯言！
129 马寅初自焚《农书》经过
粉碎“四人帮”后，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激动地说：“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145 曹禺的早年与晚年
到了晚年，经历过“文革”灾难的曹禺，虽然重新受到世人的推崇，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非常高，但他的内心却非常痛苦。一个作家，如果写不出好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家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尤其对于曹禺这样一个特别敏感的作家。
153 潘天寿遗言：“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
潘天寿和杜甫的遭遇何其相似，都是在年老无力时，被无知“群童”欺辱，可是在这样的厄境中，他想着更多人的幸福，想着国家，想着年轻人。他为国家和国家的未来担忧呀！157 孙冶方遗言：“我平生没有个人的怨仇”如果孙冶方活到现在，他对一些政治运动的看法应该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我相信，他的原则不会变化：对于以前的政治运动，可以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这样整个社会才可以往前走。而对运动中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则应该完全纠正过来。我再加上一句：忘记个人恩怨，不等于忘记这些历史；因为只有记住并总结历史教训，才可以避免悲剧的重演。
161 李可染：“所要者魂”
李可染对中国画充满了信心。1989 年刻“东方既白”，题跋曰：“有人谓中国文艺传统已至穷途末路，而我却预见东方文艺复兴曙光”，表达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无比信心。他说：“中国人画画到一定境界之时，思想飞翔，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状态，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都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181 吴冠中留在记忆中
吴冠中逝世于2010 年夏天。也巧，我当时正在云南香格里拉旅游，在一家老字号里，同行的师友们正在挑选精美的礼品，我却突然间在旧沙发上看到一张报纸，上面赫然刊登了吴冠中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不禁怅然，很久没有说话。我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默默地祝吴先生一路走好……
189 范用的“走”与“未走”
2011 年，纪念范用先生的图书《书痴范用》、《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出版，这是人们对他的怀念，相信以后还会有许多爱书的人会怀念范用，会想起他大力提倡的“读书无禁区”，会继续在他编辑过的好书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力量。这样，范用先生似乎并没有走，依然在世间保留着他温暖的脚印。
195 白修德：报道河南大灾荒的美国记者
河南的人间惨剧令白修德的神经大受刺激。他看到死亡中挣扎的人们，饥饿的村民想要把他从马上赶下来，以便可以吃他的马。他听到人吃人的故事，听到村民勒死孩子然后吃掉的故事。他了解到当地政府对河南的旱灾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还想着法子从不存在的农民那里征税……遍地的饿殍仿佛在向他述说，促使他写出了《人吃人的河南灾荒》。
下 卷
211 顾颉刚•钱穆•钱伟长
顾颉刚人品极好，不遗余力地推荐重用人才，钱穆就是因顾颉刚的推荐，成为大学老师，进而更上层楼，成为国学大师。多年后，顾颉刚又热心帮助钱穆的侄子钱伟长“弃文学理”，于是又出现了一位科学家、教育家。钱穆、钱伟长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家，主要由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但如果没有顾颉刚这样的伯乐，不知道钱穆、钱伟长会有怎样的人生轨迹？
219 钱穆与李埏、严耕望、余英时
余英时亲眼目睹了钱穆在最艰苦环境下的办学经历，所以不仅在治学上多所收益，而且在做事为人上受到更多的教育。一年暑假，患了严重胃溃疡的钱穆，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问老师有什么事可以让他做，才知道此时的钱穆，内心里渴望读《王阳明文集》。最令余英时敬佩的是，钱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无形地拥有自己的尊严。这份尊严，是内在修养形成的。李埏、严耕望无不深受钱穆学识与修养的熏陶，进而成为学界名师。
251 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
当华罗庚在1954 年认识陈景润时，陈景润的处境非常糟糕。这位数学天才性格内向，在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当老师，却因学生听不懂他讲的课而被退回到原校，在厦大图书馆工作。华罗庚偶然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以及陈正在研究的数学课题，觉得陈景润是个可造之才，便像当年熊庆来破格提拔他一样，破格将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又一位数学大师由此崭露头角。
261 陈垣对启功的破格聘用
1935 年，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启功被解聘。理由是：“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够资格。”启功很是灰心，觉得自己的教学能力比别的老师还要好，而且尽心尽力地工作，教出来的学生也非常优秀，为什么就因为没有一张纸而被挡在学校外面。他却不知道，好运正等着他。国学大师陈垣，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他知道启功的遭遇后，对启功说：“当不成中学老师，就来大学当老师吧。”
267 从蔡尚思说到张舜徽
资格和学问，官位和道德，孰轻孰重，大家应该有个基本的判断。这反应着国民素质的高低。还有，学历和学力，到底哪个是根本，哪个是枝叶？也应该有最常识的判断吧。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就是本末颠倒。另有一点，自学成才就不是才吗？当然是！诚如蔡尚思所讲：“求学成才和自学成才则是都应该提倡的。”
275 从季羡林说到马识途
“文革”结束后，马识途决心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写成书，他“希望从这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引发善良的人们进行冷静的思考，从这里得出必要的结论，引为将来的鉴诫”。这本书就是《沧桑十年》。出版之前，80 多岁的马识途曾专程向季羡林请教，他们谈起了“文革”，畅所欲言，相见恨晚。当马识途拿出书稿时，季羡林更是非常高兴，马上答应给这本书写序，而且害怕这本书无法出版，特地出钱到街上复印了一份自存。
303 从沈从文到莫言
在获悉沈从文、莫言乃至梁漱溟、钱穆、华罗庚、陈景润、启功、金克木等等自学成才者之后，我也不妨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选用人才问题。选用人才时究竟应该以能力为根本，还是应该以学历为根本？我的回答是：当然应该以能力为根本，学历只是体现能力的重要参考，“唯学历”则完全本末倒置。这应该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吧。

与张宗昌的交锋

 

    成舍我是民国有名的报人，张宗昌是民国有名的军阀。成舍我手无寸铁，面对无法无天的张宗昌，似乎肯定是“书生遇着兵，有理无处说”了。但事实上，成舍我绝对不是普通的书生，他有正义感，刚正不屈，自强不息。在与张宗昌数个回合的“交锋”中，创下了民国报界一个了不起的传奇。

    成舍我在1924 年、1925 年先后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人办三报的唯一报人。此时，张宗昌正在四处攻伐，既是一位无恶不作的狗肉将军，也是一位见风使舵的长腿将军。何谓“长腿”？就是打了败仗后比谁都腿长，故名！张宗昌早年间打了很多败仗，但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后，很受重用，竟然成为颇有实力的军阀头子。张宗昌号效坤，北方报纸习惯称军阀头子为某帅，对张宗昌便称之为张效帅。

    成舍我办《世界晚报》时确立了四项原则：一、言论公正。二、不畏强暴。三、不受津贴。四、消息灵确。他亲自撰述时论和社评，对军阀打仗的消息也总是据实揭载。这些军阀打仗的消息中自然也有关于张宗昌的。

    对于采访到的真实消息，成舍我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态度，不为任何军阀隐晦。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成舍我也绝对不愿意因自己或报纸上的微小错误而招祸端。所以，一方面，他所办的报纸不乏别的报纸不敢登的真实新闻；另一方面，成舍我非常注意出报的每一环节，包括文字上的细微之处。他总是亲自看报纸的大样，并说：“一张报纸犹如一把手枪，如果社长或总编辑自己不看大样，就好像把自己的手枪交给他人，万一他乱扫乱射，责任都是自己的。”成舍我还拿张宗昌为例加以阐发：“你看大样时，务须注意‘效帅’的‘效’字，倘若不慎将‘效’字错排为‘妓’字，那就变成‘妓帅’，犯了张宗昌的忌讳，可能遭不测之祸。”可以看出，成舍我与张宗昌的“交锋”已露出端倪。作为正义感很强的报人，成舍我憎恶张宗昌的所作所为，否则不会以“妓帅”相调侃。同时，成舍我为了报纸的发展，又意识很强地避开不必要的祸端。成舍我与张宗昌的真正交锋是在1926 年。以张宗昌为总司令的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立刻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联军公布的维持地方治安公告共27 条，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4 月26 日，张宗昌将曾真实报道军阀内情的著名报人邵飘萍杀害，罪名为“宣传赤化”。８月６日凌晨，著名报人林白水也是被贯上“通敌有据”的罪名杀害。二人被逮捕后，均未经过任何正常审讯，转瞬间即被杀害。张宗昌之草菅人命，令人发指，白色恐怖笼罩京城。在这样的形势下，成舍我于林白水被杀的当天上午，“决定将这一不幸消息，以第一条大字标题，加黑边，刊登在下午出版的《世界晚报》上”。张宗昌的毒手因此迅速伸向成舍我。

    次日（8 月7 日）深夜，宪兵司令王琦奉张宗昌命令，到世界日报社将成舍我逮捕，马上就要执行枪决。恰巧张宗昌当晚娶了一位姨太太。当王琦要向张宗昌请示的时候，张宗昌的副官说：“王司令，今晚是大帅的好日子，你怎么这么不知趣。只要人抓到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杀，何必非得今晚杀呢？”这样，成舍我的命算是暂时保住了。但即便这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成舍我必死无疑。路透社甚至抢先发出电讯：“成氏已被枪决。”国外的朋友，有人打唁电慰问成舍我的家属；北京的朋友，有的已等在天桥刑场附近，准备对成舍我作最后的辞别。成舍我被抓上卡车后，自己也觉得一颗子弹从后脑打进去、前脑穿出来，凉飕飕地，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了。

    好在紧张的营救活动已迅速展开。成舍我的夫人杨璠赶往被尊为北方军政界“三元老”之一的孙宝琦府中，跪泣哀求。成舍我以前曾为孙宝琦仗义执言，当孙宝琦之子送成舍我两百块大洋的支票时，成舍我坚决不收，并说：“我支持孙总理（孙宝琦当时为国务总理）完全是基于道义的，要收你这两百块钱，不是就失掉我的原意了吗？”因此，孙宝琦对成舍我的为人是非常敬重的。再加上杨璠苦苦哀求，孙宝琦深为感动，答应找张宗昌说情。第二天一大早，孙宝琦便来到张府。当时，张宗昌正力主孙宝琦组阁，见孙宝琦求情，便有所松动。几经交涉后，第四天下午，成舍我被张宗昌作为“礼物”一般送到孙宝琦府中。张宗昌的下属拿出一个大卡片，上写：“兹送上成舍我一名，请查收。”孙宝琦也写了一张回片：“兹收到成舍我一名，谢谢。”不管怎样，成舍我经历了“毕生未有的一幕惊险怪剧”后回到了报馆，在当时真是奇迹！即便这样，成舍我并不因此改变自己的信念。他对几个编辑说：“报继续出。现在韬光养晦，避避风。军阀总归要骂的；张宗昌胡作非为，是不会长的。”1926 年夏秋之际，成舍我离开北京南下，不久后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继续勇敢地揭露社会黑暗。他还创办了《立报》等报纸，创下了辉煌的成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8 年，成舍我重回北平，继续主持《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同时受聘为“北平大学区”、“国立北平大学”教授兼秘书长。夏季的一天，成舍我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饮茶，偶遇张宗昌。此时的成舍我事业蒸蒸日上，而张宗昌已是失意军人。二人见面，张宗昌尴尬不已，一个劲地道歉。而成舍我则狂笑不已！这是他生平少有的一次大畅快！按照他的自述：“这一次的笑是其生命史上出自心坎最真诚和永不会忘记之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