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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真相——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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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真相——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社会形态问题讨论,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得以形成的最重要推动,在近十余年间随着构建中国本土史学话语体系努力的兴起,再次成为学术界引人关注的焦点。本书汇总张金光、冯天瑜、李治安、萧功秦、万明等著名学者的近二十篇相关论文,在继续研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同时,侧重于从文明道路、国家政体演变的新视野,对秦至清社会形态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官民社会”、“郡县制社会”、“选举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概括,并讨论了中国传统国家的近代转型道路,集中展现了学术界近十余年间社会形态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
发生半个多世纪以来,表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大都是舶来品,有的直接来自于欧洲中心论以及在其上形成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有的是辗转、间接来自西方,或者是仿制品。整齐、条理、系统化的“五种生产方式”说是斯大林总结提出的。他者如农村公社、中世、中古、庄园制,以及比较系统的“古典社会—六朝贵族制—唐宋变革”论等,大抵是参照西方中心论及其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而提出的。
20 世纪50 年代,史学界也曾有关于所谓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并掀起轩然大波,一时被誉为“五朵金花”。其实,“五朵金花”的怒放,不外乎以“五种生产方式”说为基本构架的单一理论模式去观
察中国历史。其间虽也有大量的实证出现,然而这些实证却不是为了从中发现实在的中国历史逻辑,并由此创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分析范畴、概念,而恰是为了获得其既定理论预期的结果,并证明现成理论预设的正确,因而只能最终表现为削足适履,终日徘徊于“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既定框格。
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未提出如“五种生产方式”说那样明确的阶段论理论模式。不过,马克思确曾提出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理论问题。中国的学术界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热烈的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却始终未能做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特点的新的理论概括。而一些实际的研究其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在于证明中国古代是奴隶制社会,或是封建制社会。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最为典型,尽管是群儒舌战,热闹非
凡,但争来争去仍不出“五种生产方式”说之窠臼。之所以如此,一个理论上的重要原因,便是囿于“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既定模式。而关于中国的研究,应力求走出西方历史中心论以及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笼罩之困境,深入中国历史实践,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做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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